关于多岁的文章 / 多岁的散文

送行

文/赵沁怡

自打晓事，送行的场面便在生活里开始演绎。父母送子女，亲朋送亲朋，学兄送学弟，友人送友人……

古诗里，关于送行的无奈、难舍、凄楚也比比皆是。王勃、李白、白居易、王维、岑参、李叔同都送了，或阳关，或古道，或长亭，或辕门；或踏歌，或纵饮，或沐雨，或顶雪。个中滋味，只有在句里行间细细嚼咀。他们无不展示了生命的悠忽和对别友的担忧。行者，带着别意上路；送者，那份牵挂之情，就在朋友、亲人消失之处开始蔓延。那时，心灵在失落，反酸，但无震颤。

偶或，我也带着那份别情上路，带着那份无奈送人，或有朝雨，或有雪痕，但无孤帆，无长亭，无古道。那只是一份淡淡的落寞和忧伤。可今年3月，在老家为一位逝者送行，却让我的心至今难以平静。那是一个清晨，先是大风，随后是大雨，接踵而至的是3月的鹅毛大雪，一个90多岁的老人在亲人的泪雨中远行，她的女儿也是72岁的古稀之龄。按老家的规矩，出殡的道是人踩出来的，不能重复，即便是高坡和大坎，抬棺的人都得前后合力，奋力而上且不能停息。鞭炮一响，抬棺的队伍一下迈出了堂屋，下坎前奔。逝去的老人已经变小、变轻。她安详地躺在棺木里接受着这最后的告别。可她的女儿，那个70多岁的女儿早已泪水流尽，白色的孝布遮住了双眼却遮不住她哭得浮肿的脸。棺木下坎的霎那，她在不断地蹬脚，在凄楚地哭喊着妈。此刻，这种撕心裂肺地哭喊惊醒了她30多岁的女儿，忙伸手去搀扶她的手臂。只见她轻轻推开女儿的手，望着母亲前行的路，一纵身跳下了那道1米多高的坎，哭着，追着前行而无语的母亲，仿佛回到了她童年的年龄，母亲要远行，她哭喊着撵脚。此刻，我的心，震颤了。

加减之道

文/杨建勇

坊间流传着一个心理规律：“逢人减岁，遇货加钱”。比如，你见了长者这样问：“老先生，今年多大了？”“70岁了。”你则说：“哎呀！真不像，顶多五十岁。”

老人家一定会高兴好一阵。还有一晚生，脖子上挂了块朋友相送的绿玉，地摊上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你见后可千万不能如实相告，当大喜过望道：“呀！你这朋友出手真阔绰，这叫‘鹦哥绿’，少说也得上万元呀！”这种在年龄和物质上的“加减之道”，其实是一种心理慰藉，皆大欢喜的事，何乐而不为。

但事情也有另外的情形。几年前，我接待过一对朋友，酒至半酣，朋友喜形于色道：你看我多大年岁了？我道：50多岁吧。他道：不瞒兄弟说，我今年已经整整70岁了。我惊讶他保养得这么年轻，其夫人却是大惊失色道：你不是才55岁吗？怎么一下大我这么多？老先生正色道：那些年档案管理不严，更没电脑。我入伍就超龄了，报名时，就少报了5岁；与你谈恋爱时，怕你嫌我年龄大，我又瞒了5岁；后来为能进校读书，我又到老家开证明，改小了5岁。这岂不就是你心目中那个岁数了！夫人一听，气得七窍冒烟。老先生则徐徐道来：这叫智赚老婆，智能入校，何罪之有？现在叫“落实政策”，恢复本来面貌，岂不应该！我知道他此时道出实情有“两不怕”：一不怕离婚，已半世夫妻了；二不怕丢官，因其刚退休，已无官可丢。这才是“无所图，才无所惧”哟！

在我国历史上，也确有这么一批老翁，都希望世人把他们的年龄愈往大处说、大处想，愈高兴。彭祖，这位在《史记》和《汉书》、《唐书》中都有记载的老人，有的说他活了130多岁，有的说他活了300多岁，还有的说活了夏、商、周三朝，800多岁。民间大力追捧其高龄的目的，说穿了主要是推销其“彭祖养身”之类的药物、偏方或书稿之类。

康乾时期，朝廷中曾4次举行规模盛大的“千叟宴”，就是邀请朝野上下耄耋之人聚宴，以彰显太平盛世以及清帝对老人的尊敬与关怀。仅以乾隆一朝为例，皇上做50大寿时，在乾清宫就请了3900多位老人和官员参加盛宴。宴后，乾隆还给每位老人赏赐一根结实考究的鸠杖助步，何等荣耀。后来乾隆成为太上皇过86岁生日时，又在皇极殿举办了更大规模的“千叟宴”。据说，这次被邀请赴宴的老者和官员竟达5900多人。事后得知，当初在全国范围内“选老”时，年龄往大处报的就不是少数。

以上叫“逢人加寿”，而决不是“逢人减寿”了。那么，又会不会出现“遇货减钱”而不“加钱”呢？细细一想，还真有的。某官员戴上一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名表，你可千万别当众说出价格来，最好嘿嘿一笑说：“冒牌货吧，我一看就知道。”不少官员更来得主动，把名牌香烟的盒子换了，名牌西服的商标撕了，名牌汽车尾部排气量标号也揭了下来，贴上一个小号量的。就连存款、别墅也写在亲戚舅子名下。哈哈！在这类人面前，是“加寿”还是“减寿”，是“加钱”还是“减钱”，就真让人难以琢磨了！

在西雅图看春晚

文/江志强

对于我来说，1999年的春节极为难忘。因为，那年的春节我在美国的西雅图度过。之所以到那么远的地方，是因为高考落榜，无心复读，跟随表弟飞出国门，到西雅图一个名叫甘波港的小镇打工。

甘波港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小镇。我在镇上一家华人餐馆工作，主要负责端盘子、擦桌子、做卫生。闲暇之余，我总是隔窗望海。蔚蓝色的海面，来往穿梭的油轮，不同肤色的人群，都提不起我的兴趣。真正让我感慨的，是大海另一端的家乡。尤其是随着新年的脚步日渐临近，年轻的心被什么东西揪住了，无论如何无法排遣。

老板是温州人，六十多岁，他雇的十二名店员全是华人。除夕那天，他特意调整了经营时间，在北京时间18时许，果断打烊，紧闭店门，将我们召集在大厅里。

耳边消失了我永远也听不懂的各国语言，眼前消失了白皮肤、黑皮肤、蓝眼睛，我那烦躁的思绪一下安静了不少。

“都是出门在外，都不容易，特别是咱们这种远离自己国家的，在全世界还有不少。今晚，咱们要过年，这是咱中国的年！”老板很爽快，很坦诚，他拿出一沓红包，相继发到我们手里，然后说：“小小红包，不成敬意，相信大家不难明白我的心意，今晚，咱们不喝咖啡，不喝红酒，就喝老白干，这可是咱中国的酒。还有，咱们不吃料理，不吃牛排，就吃大烩菜，这可是咱老祖宗的菜。我要亲自下厨，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老板的举动，使我的心里暖暖烘烘，禁不住一阵眼热。来到他的店里近半年，他对我一直很好，只要有时间，就陪着我唠嗑儿，妈妈生日那天，他竟亲自打电话过去，这使我万般感动。

很快，老板熬了一锅香喷喷的大烩菜，又炒了麻辣豆腐、香菇木耳、红烧带鱼几个拿手菜，我们频频举杯，庆祝新年。等到北京时间19时50分，老板将电视频道调到了CCTV-1，我们集体看春晚。现在想来，那年的春晚真是难忘啊，在场所有的人，一个个哭了个稀里哗啦。究其原因，是那年春晚上的一首歌引起的，歌名是《常回家看看》。那撩拨心弦的旋律，感染了我们这些离家万里的游子。泪眼朦胧之中，我看到六十多岁的老板也在一个劲儿地抹着眼泪，他用温州话给家里打电话，哭着向八十多岁的父母报平安。

春晚结束后，老板将我拉到一边，意味深长地说；“过完了年，你可以回去了，听我的，回到学校安心复习，争取考上大学，到时你再来西雅图，我请你……”

老板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此后不久，我便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回到了母校。半年之后，我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毕业后，我先后两次到过西雅图，来到那个名为甘波港的小镇，进入那家温州老板的华人餐馆，每逢相会，总会谈起1999年的春节，谈起西雅图的春晚。

不久前，老板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已经回到了温州老家。问及原因，他说，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在国外打拼了大半辈子，是该叶落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