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嫁衣的文章 / 嫁衣的散文

母亲的嫁衣

文/邹文倩

母亲有个樟木箱子，古色古香。前几日，阳光特别强，我便帮着母亲把箱子里的物件翻出来烘晒。箱子底，我发现了三件叠放整齐的衣服，顿时眼睛放亮，这是三件棉布衣服，竖领斜襟盘扣，一件白色夹细黑格子条纹，另一件白色套粗格子条纹，还有一件是纯乌黑色的。我拿在手上，惊呼：哇，纯棉衣服，古董，现在可难找到这样的衣服了。跟我一起收拾箱子的母亲接了过去，抚摩着，脸上有抑制不住的激动：“这是我的嫁衣呀，是你姥姥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

我细细一看，衣服果然是手工缝制的，样式古朴，裁剪得体，针脚细密。盘扣一粒粒如收翼蜻蜓停歇在襟上，结实古典。我很好奇，“姆妈，你的嫁衣就是这样的粗棉布吗？式样古朴，可一点也不光鲜。”

一声“嫁衣”，年过花甲头发斑白的母亲脸竟有些微红，眼神飘渺，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记得我出阁那天穿的是件大红的棉布衣服，是我妈妈缝的。”母亲这个时候竟不说“你的姥姥”了，“别小看了土布衣服，做成要花费不少工夫的。先不说种棉花摘棉花要耗时耗力，最关键的是要把棉花纺成线，那时我家里有两台纺车一台织布机，大姐二姐纺线，妈妈织布，整天就听到纺车的嗡嗡声和织布机的咔咔声，我是家里的幺女，姥姥宠着我做端茶送水这样的轻巧活。线纺好了，还要染色。”母亲抖了抖手上那件格子棉布衣，“这样一件衣裳，织布就要几天，织好布，然后裁剪，手巧的女人裁剪的衣服又合身又漂亮，你姥姥那时就是附近有名气的巧手，缝衣服又要针脚平稳细密，一针一线的缝，一件衣服做成要费好多手续……一家人的衣服就是靠我姥姥的双手织好做好的”

听着母亲娓娓道来，看着她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我的心底竟也泛起涟漪。

这三件历经半个世纪的棉布衣，牵扯出母亲的青春岁月，牵扯出旧时女人的故事。这些巧手的勤劳女子，过着戏词里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的生活”。她们是用怎样的智慧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衣裳用红棉线连着，剪开红线，我解开那一粒粒盘扣，把染着五十年前味道的母亲的嫁衣穿在了身上，我立时变成了一个有古典韵味的纯朴乡村女子，衣服不是现在时兴的修身款，就是当时叫的“满大襟”吧。母亲帮我把头发扭成髻，我安静下来听着母亲继续说话，我的脑海里还在胡思乱想，我仿佛看见一个头绾发髻的女子，坐在窗台下，唧唧复唧唧的织着，一块土布织好了，唤过自己的女孩儿，比划着裁剪着，淡淡灯光下，一颗颗盘着扣子，满脸含羞的女孩儿搬把凳子挨着母亲，听着母亲说着话，看着母亲飞针走线，憧憬着自己穿上嫁衣的样子。啊，那个穿着白底黑格子土布褂子，黑色绣花布鞋，害羞低头靠在母亲身边的女孩儿应该是我吧，我穿着母亲为我做的嫁衣，做一个幸福的新嫁娘。

收回思绪，我知道自己不是那个女子。如今的世界，衣裳色彩斑斓，式样各异，随时都可以拿钱买到。漂亮的婚纱，得体的衣裙，哪个新嫁娘不是风风光光出现在人前？还有哪个女孩子穿母亲亲手缝制的土布嫁衣呢？

母亲把三件古董级的衣裳折好，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上，你姥姥做的衣裳，我交给你了，哪一天我不在了，做个念想。听得我心酸酸泪潸潸。母亲的母亲——我的姥姥早已作古，三件衣裳拨开了母亲珍藏的记忆，而今我的母亲也已“古来稀”，一生为儿女操劳，有几多日子是为自己而活？

我知道每一个做母亲的都是这样，希望孩子能够过得比自己好，总是想着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孩子。我郑重接过母亲的嫁衣，把母亲的这份情感接了过来，我会把它传给我的女儿，把这份弥足珍贵的记忆讲给女儿听。

甘为他人做嫁衣

文/曲汝铎

1986年的一天，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作家邓刚的一篇短文，文章的大意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刚在一家安装公司当电焊工。闲暇之余，他将电焊工的一些基本常识和在工作中总结的一些技巧，写成了一本小册子。

那时候，想发表一篇文章都很难，何况是出版一本书呢？

邓刚想了许久，就将这本小册子寄到我们出版社。他等待了许久，基本上失望之时，却意外地接到我社一位编辑的回信。信中指出了小册子中的一些问题，也给与了他鼓励，还给他寄了一大摞稿纸，请他修改之后，再寄到出版社，决定是否正式出版。

邓刚收到编辑的回信，异常激动，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着觉。他反复阅读回信，从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

邓刚按照编辑的修改意见，改完又邮寄给了我社。很快，这本电焊工的小册子就顺利出版。

邓刚收到图书以后，夜不成寐，激动万分。虽然只是一本很薄的小书，但这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将钢笔字变成了铅字印刷的文字。

邓刚在文中感慨地说，他至今也不知道出版社的编辑叫什么名字，也无从去出版社拜访那位默默无闻的编辑，但在小册子出版过程中，他却感受到了一个编辑的人品、一个编辑的精神、一个编辑的专业素养，从此他对这位编辑报以敬佩与感恩之心。正是由于这本小册子的激励，使邓刚最终走上了写作之路，成为一个写大海最成功的作家。

我看了那篇短文后，拿着报纸去询问我社的老编辑。按照电焊工的专业分工，果然找到了强十博主任。强主任淡淡地说，他收到这本书稿后，感觉一个工人在业余时间编写了这本书很不容易，表明这个工人很上进，也很用心。于是他就费了不少时间，精心修改了这部书稿，然后又寄回去请那个叫邓刚的工人再补充修改。后来书出版了，他又将样书寄给了邓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允许编辑留姓名的，都是以出版社的名义和作者联系，所以邓刚自然不知道谁是那本书的责任编辑。

当我告诉他，邓刚现在已经是着名作家，并在报纸上撰文感谢我们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时，强主任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是吗？”

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很崇拜作家，特别是邓刚这样的着名作家，尤其是写大海最出色的作家。因为我的老家也在大海边，故此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写大海的文章也格外关注，所以对邓刚非常景仰。而这位着名作家的伯乐却是我们社的强主任。一般文学青年，想得到邓刚的签名都会如获至宝，邓刚却想通过那篇短文找到他的启蒙编辑，而我们的强主任却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他的职业，帮助作者出一本书是他的责任，责无旁贷，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强主任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为他人做嫁衣裳是我们编辑的责任和义务，强主任的精神也激励和鞭策了我职业的一生。

母亲的红嫁衣

文/淮畔一枝青

我的父亲兄妹七人，父亲又是老大，待到婚配的时候，订婚结婚，给母亲的，也就是两套衣服，一点微不足道的礼金。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不是像其她女子一样，某个太阳好的日子，把沉淀在箱底的旧物拿出来晒霉；或是某个无眠的夜晚，抚摸一下旧衣物想一段青春的情事。只是，一直记着那方紫红色的箱子底，一件大红的灯芯绒褂子，老是，那么放着，放着。

记得我上了小学， 那年冬天，这件红色的绒褂就穿在了我的身上。那时候，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穿上母亲嫁衣的，现在已经忘了。直到多年后，跟一位故友聊到八十年代的衣物，才想起那件衣服。大红色的绒面，肩膀上绣着细密的花纹，整齐的排扣特别大，袖子很长。春秋天，母亲帮我把袖管高高挽起，冬天成了套在袄子外的外套， 那件衣服对于我来说挺实用，我一直穿，一直穿了五年，直到小学毕业。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后来我再也不喜欢穿那种红的耀眼的衣服了，因为觉得大红的俗，老，成了媳妇了，记得贾宝玉说的：出了嫁的女人，再老了，竟是鱼眼睛了。为了防止变成鱼眼睛，我有一段时间刻意地远离大红大紫。可是，人啊，长着长着就有求偶之心，恋着恋着就想有个家了。穿上红嫁衣，就变成了被人羡慕的盛事。

其实，在我的柜子里也有一套粉红色的裙子， 腰身上绣着一朵朵娇嫩的花儿，叶儿。那是我花了三个月的工资买的，结婚回门时候穿过的。每次看到时，心底流淌的不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风流韵事， 而是满满的岁月的风尘。除了在晾晒衣被的时候，偶尔抬起头看看，转身撩下一声叹息，平时总没再穿过。也因为，结婚后，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初的体型。所以像我这种会过日子的人，也就有些意外收获似的小得意，幸亏订婚结婚没有向婆家要冬几套，夏几套，春秋几套的枝枝蔓蔓的衣物。否则，也是撩在那里，当秋后的蒲扇。

嫁衣，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隆重的记忆。我不再穿，因为体型变了。母亲结婚后，似乎并没有胖起来，为什么把嫁衣放着，直到多年后拿出来给女儿穿了呢？也许虚无缥缈的爱情褪色之后，就是艰涩的生活，糟糕透顶的生存困境让人来不及回望，来不及细想。白天在集体制里累工分，晚上纳鞋底，老老小小，十几口人的生存，浪漫从此被晒在风里。直到有一天女儿大了，可以穿得起来了，那种感情的天空多多少少，飘起了几丝云彩。可以想象，那个晚上，母亲在灯下改着嫁衣，心里温存着多少旧时光啊。

当然，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的旧嫁衣哪里去了。但是，我穿了五年，在母亲的眼睛里也已经燃烧成了三月的灼灼桃花了吧。记得去年母亲的本命年，我给她买了一件大红的袄子，母亲嘴里说着鲜亮了，过年的时候，还是美滋滋穿上了。是啊，大红色，永远是那种浓醉的喜庆颜色，代表着青春的盛世。人到中年，我居然也喜欢上了这种颜色，赫赫然精力便抵达了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