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盏的文章 / 那盏的散文

那盏煤油灯

文/樊树岗

不管城市乡村，如果你随手拉住一个孩子，问他煤油灯是什么？我想他除了浑然不知频频摇头外，一定会露出一副惊奇的表情。说起煤油灯，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人来说，我想都会有一种暖暖的感动。那盏煤油灯飘摇不定的微若火苗，一定会映亮你的点滴往事，使你回味无穷，记忆犹新！

那时，在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的偏远乡村，电灯，还是一种奢望。一盏煤油灯，就是庄户人家每个夜晚的全部光明。夜幕降临，村庄寂寥，低矮狭窄的一个个窗户，只有煤油灯的荧荧之光，柔软昏暗，飘飘摇摇。一盏油灯，就是那时破旧村庄浑浊不清的眼睛；一盏煤油灯，熏疼了家家户户的贫瘠苦难；一盏煤油灯，虽然少了喧嚣绚丽，却凝聚了乡村的温暖亲情！

煤油灯，顾名思义，就是燃烧煤油的灯。一个扁圆形的灯肚子，里面盛油，灯肚上方是灯嘴，嘴里吐出连接煤油的灯芯，在灯嘴旁边是一个转轴，可以通过升降灯芯高低来调节灯光强弱。为增加亮度，在灯肚上用一个长长玻璃灯罩罩住，即可收敛烟气又可放大光亮。煤油灯是玻璃制品，大多有精美简洁的花纹图案，现在想起来，不说是精美绝伦，也是一件精彩别致的艺术品！

最难忘记，煤油灯下，一家人温馨共度的美好时光！漆黑冬夜，村庄万籁俱寂，我和姐姐们挤在吃饭桌旁写作业，母亲坐在我们身边，就着昏暗灯光，为我们做鞋织袜、缝补衣裳。有时灯芯即将燃尽，听到灯花响，母亲就取出灯罩，拿针挑拨灯芯，马上就会光亮许多。母亲高大的影子映在土坯墙上，让我们感到在寒冷冬夜依旧温暖。如果我们睡下，父亲和乡亲聊天，母亲就把灯光调小，玻璃灯罩里的火苗如黄豆，上下跳跃着，在玻璃罩口，冒着淡淡黑烟。母亲常取下灯罩，用一块柔软的布擦拭一遍，擦拭一新的灯罩又干干净净，折射出温柔的光芒。

在我九岁的时候，村子里通了电。就在合闸的一刹那，随着大人小孩的欢呼跳跃，梦寐以求的电灯终于来到身边！村庄一片光明，孩子们跑到街上又蹿又跳，连喊带叫；大人们围在电灯下，说说笑笑，啧啧称奇；老人们则不言不语，在灯光下，手搭凉棚，眯起眼睛，我看到有泪在手指间悄然滑落！老人想不到，一根细细的线，怎么就能带来比煤油灯亮无数倍的光芒。

随着电的普及，煤油灯就此隐退。由于煤油灯是玻璃制品，不易保存，多年以后大都丢失损坏。现在，琳琅满目的现代灯具五花八门，绚丽纷呈，在雪亮的灯下，煤油灯只能静静留在记忆里。

怀念那盏煤油灯，怀念煤油灯下逝去的童年岁月和永远留在心头的乡情！

赐我力量的那盏明灯

文/黄湘红

前不久，一堂《家风家训》培训课触动了我，儿时关于母亲言传身教的几个片段忽然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细细想来，其实这些故事从来没有远去，一路走来，它们一直在默默陪伴着我，只是生活中的琐碎，让我不经意地忽略了它们的存在。

母亲已年逾七旬，小时候因为外公早逝，外婆带着母亲几姊妹艰难地生活，受过不少欺负。直到解放后，外婆一家不仅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更是不再受人欺负了。那时还小的母亲不懂得多少大道理，只听大人们说是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所以她就在心底永远记住了毛主席，所以我老家就一直贴着毛主席的画像。

母亲非常尊师重教。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村的一位老师经过我家门前，我以为他没看到我就没跟老师打招呼。“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看到老师连招呼也不打，长大后肯定会成为一个没良心的人……”被母亲发现后，她把我痛骂了一顿，还差点动手打我。我在家里排行最小，从小胆小害羞，母亲一直对我呵护有加，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她竟然如此生气，真的让我始料不及。从那以后，我每次看到老师，哪怕是距离较远，也会上前打招呼。后来，听舅舅聊天才明白，原来母亲读过高小，读书的时候聪明好学，成绩很好，只是因为家里穷才不得不辍学，但那几年小学时光，让她体会到了教育和知识的重要性。

我家是“半边户”，父亲在单位上班，一个月才4天假，家里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靠母亲一人操劳，很缺劳力。我姐姐初中毕业后，要回家务农了，但母亲坚持要她去读卫校。哥哥初中毕业后，在家做了几年农活。有了帮手，母亲稍微轻松了一点，但听说非农户口的子弟可以报名读卫校的时候，母亲毫不犹豫到处借钱，花了5000元帮我哥哥买了非农户口。5000元对于我们家来说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父亲不吃不喝四年多的工资。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家里还是“超支”，不仅欠亲友的钱，还欠队上的钱。

母亲非常节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外婆摔跤后瘫痪了。母亲对外婆的感情分外深，我家和舅舅家距离很近，考虑到舅舅家更加困难，母亲就时不时到墟场买点荤菜做给外婆吃。有一次，母亲买了一整只猪脚来炖，每餐上好配料后端一碗送给外婆。虽然已经是秋天，但两天后猪脚还是有点变味，我们都劝她倒掉算了。母亲默默地捞出猪脚肉，用油炸香，“你们不吃，我吃”，“我们以前只有过年才有油豆腐吃，而且一块油豆腐还吃两三餐呢”，“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村里有两个小孩因为饥饿缺乏营养头发都掉光了”，“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因为缺衣少食，天寒地冻我们都上山挖蕨根，做成糍粑填肚子”，听着母亲的唠叨，我们三姐弟都不约而同地把筷子伸向了那碗似乎变得香喷喷的猪脚。

用母亲的话说，这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了，但我知道，其实就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伴随了我的成长，它们，就是在我的人生中给我温暖赐我力量的那盏明灯。

怀念那盏玻璃罩灯

文/康凤祥

1952年7月，我到石家庄市郊区党家庄任小学教员。办公地点是两间敞开的西厢房，办公室有三个人：苗先生、周女士和我。夜间，三盏玻璃罩子灯放在办公桌上煞是明亮。

没多久，苗先生辞职了，他说：“家有二斗糠不当孩子王。”我与周女士不怕苦、很乐观。她活泼开朗，办公间歇常讲些笑话和村子里的怪异之事，虽说有点怕，但愿意听。某日，周女士一进办公室就说，学生们给老师编了个故事，说潘老师盘了个锅头（灶），康老师蒸了锅糠饼子，党老师挡了一下，周老师一见，“啊！吃这个？”一脚把锅头踢倒了。说完她笑，我也笑，“学生们真逗”。试想，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逢年过节才演一两场大戏，一年半载看不了一场电影，平时连耍猴的也不来光顾，三五个学生在冬日的暖阳里或者牲口棚里编出上述的故事来，也不奇怪。他们才是三、四年级的学生，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谐音的修辞方式编出那么生动的故事来，是他们聪明才智的表现。60年过去了，故事的作者们还健在否？想念他们。

冬夜漫漫，与周女士免不了说起未来。她说：“考中师。”我说：“考大学。”于是买来一堆参考资料，在罩子灯下边学习边做笔记，日夜不辍。当年她16岁，我18岁，与她“共剪西窗影”，耳鬓厮磨，彼此感觉到一种异性的吸引力，但不像现在男女那样的爱情方式，而是传统的委婉的像毛毛细雨一样，滴在衣服上，似有似无。我们办完公还要给学生教室添煤封火，她端着罩子灯，我拿着簸箕，添了一个教室又一个教室，夜夜如此。手黑了，脸黑了，相顾一笑，默默无语。次日早晨，常常是一个封死了，一个着灭了，早饭只好放弃，或者吃凉饼子喝凉水，绝对不耽误上课。

春节后那场似有似无的毛毛雨爱情戛然而止了，我调到了北焦小学。照明依然是玻璃罩子灯。1956年“五一”后，决定报考大学，阅读、查资料、记笔记，全靠罩子灯帮忙。六月底，七月初，天气闷热，将罩子灯移之户外，这可热闹了，那些小飞虫像赶庙会一样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噗噗地扑向罩子灯，竟有不怕死的钻进罩子灯里。它死了，灯灭了。这样一次次灭，一次次点，从不敢有半点松懈。当年8月，我接到了天津某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从此和罩子灯拜拜了。大学四年，夜间照明全是日光灯。1960年深秋，我分配到正定师范学校任教，可周女士在7月份就离开正定师范干训班了，与之失之交臂。“文革”中，在某个小街上与她偶遇，她哭了，那么伤心，似有难言之隐。之后周女士调到桥西一所重点小学，由于能干、热情和特有的凝聚力，这所学校办得很有特色，风生水起，家长们都想把孩子送入这所小学。

我不如周老师，仅是教育战线上称职的高职人员。

晚年，我在赵佗公园西侧买了一套高层房子，透过南窗，一望二三里就是党家庄，那是我初恋的地方。

一次我去新苑路买菜，碰见一位老婆婆，她说路南是党家庄，路北是赵陵铺。我说找个学生叫孙*珍的。她一愣，说她就是，她问我是谁，我说是康老师，她又是一愣，说：“不像，不像，一点都不显老。”可是她却满头白发，一脸沧桑了。她又问：“周老师可好？”我不作答。“啊，我还以为你俩是一家子呢？”她有点失望，又说：“当年，你和周老师都那么帅，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我笑了笑：“不必提了，一切都过去了。”

晚上，党家庄高楼已是一片灯海，可是我还在怀念那两间敞开的西厢房，还有那盏罩子灯。我桌上有一本苏东坡的选集，平时不断品味着他老人家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名言。我想：人生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