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告别的文章 / 告别的散文

风吹过的地方

文/邢嘉文

曾经以为，所有的告别都很美丽。当面对你，现实的告别却粗糙许多。时光荏苒，到如今，再回首迎接我的，只有那些年少的剪影--我又一次错过了你。

梦中的田野，开满了蒲公英，永远温暖、明亮。虽然近在咫尺，可我却永远碰不到那虚渺的幻景。你单纯的笑容刺痛了我的双眼。风吹过，漫天飞扬的蒲公英，定格成了永恒的画面。我们的重遇，依然澄澈似水：

你的睫影，依旧那样馥郁。

离别和重逢，

早不是难舍的话题。

你是否相信

在那生生死死梦梦醒醒的雨夜，

我再不会放下你走了。

陌路的少年，从此走向两段不同的人生。那些过往，让它们能漂的都漂走，能飞的都远逝。愿风吹过的地方，都充斥着我对你的祝福，像蒲公英那样苦涩而又绵长。既然你不愿我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我所能做的，只有悄无声息的从你的世界里缺席。现在，我才懂得，失望，原来也是一种幸福。只因有所期盼，才会失望。

风的执着，只为松的苍然。一生中，有几多首歌能为你而唱？繁花落尽了，是不是在预言了将来？承诺像烟花一样散了，这一切的败笔是因为什么？怯儒，抑或恳痴？纵使心痛，擦肩而过时，相视一笑也就够了。朦胧的双眼，不管怎样的打击，依然会湛如晴空吧。那些曾经的事，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是时候了结了。

烟雨，荣华，歌舞，富贵，风流，云散，冰消，雪解。一切，早已无意义。这些东西，最后还能带走什么？光华败落，两处茫茫，留下的只有记忆而已。只有我们的片段，依旧生动。该有场雨，洗去模糊的往事了。希望你没有冷漠，热血犹在。

如果--

情感和岁月也能撕碎，抛入海中

那么我愿就此在海底沉默

……

我们都该醒了。风雨不改，松涛依旧。

故乡的告别

文/赵明

打出“故乡的告别”几个字，我心头一颤！难道曾经的告别故乡，真的要变成故乡的告别了吗？离开故乡那一年我不满十二岁。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故乡”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那不过是个“老家”而已。

我老家的那个小村子，坐落在距离咸阳老县城西南十多里的渭河南岸。村子不过三四十户人家，交通也不太便利，但是，因为它叫做“钓鱼台”而颇有些名气。这名气，源自矗立在村西渭河岸边的一块石碑上刻着的“太公垂钓处”五个大字——传说姜太公在这里钓过鱼啊！不光是村子因此而得名，咸阳县渭河南、沣河西的大片区域都沾了它的光，不然怎么叫做钓台区、钓台乡呢？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竟然有难得一见的吉普车开到村里来，从车上走下几位穿制服、戴墨镜、手里拿着文明棍的“先生”们，前呼后拥地走到“太公垂钓处”石碑跟前，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又在石碑旁边的龙王庙里转悠一圈，然后呼啦啦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我离开故乡之后，龙王庙被当成封建迷信推倒了；“太公垂钓处”石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断成数截。钓鱼台这个曾经颇有名气的小村子，除了留下一个村名之外，其他一切与姜太公相关的事物都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历史的记忆又被唤醒。有识之士从村民家的院墙下、猪圈里寻找到“太公垂钓处”断碑的残块，对接起来，矗立在原处；在石碑的旁边，建起一座小小的“太公庙”，居然也香烟缭绕。钓鱼台重新找回了它的标志。

我记忆中的故乡与“太公”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心中的故乡，是从我家后门外流过的渭河，是村头的一口甜水井，是绿油油的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地，是碾麦场上的忙绿与嬉戏，是挂在树干和墙头上的金黄的包谷棒子和火红的辣椒，是鸣叫着从天空中飞过的大雁，是戏楼上的秦腔的吼唱和正月十五的社火，是羊村庙小学课堂上老师的教导和责骂……这一切早都离我远去了。

其实，我并没真正的告别故乡。我学习及后来工作、生活的地方在离故乡不远的西安，而故乡有祖宗的坟茔，有父老乡亲，有儿时的玩伴，有抹不去的记忆，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回老家去看看。就在这一次次回老家看看的过程中，我目睹了故乡的变化。村子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几乎家家户户盖起了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还没来得及改造的零星的几座土墙灰瓦的半边盖老房子，夹在新楼的缝隙间，挣扎着保留下残存的记忆。走进村子，认识的人高声地打着招呼：“回来了！进屋里吃饭啊！”声音里洋溢着兴奋与满足。地里的农活只剩下种菜，已经没有人去务弄小麦和棉花了。中老年村民成了种菜的主力，年轻人躁动着，外出打工寻梦去了。老家的变化让人惊喜，但清一色的火柴盒似的楼房略显单调，不仅一家一家都差不多，甚至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也没有大差别——既不像城市，也不像乡村。追求时尚，反而失去了特色，我不免又怀念起我原来的那个故乡了。

我想重走无数次走过的河堤小道，去寻找童年的记忆，却被一堵白色的围墙挡住了去路。询问得知，这条路早就不通了，都走大道去了。怎么不见钓鱼台？原来是一个叫做“华府御园”的居民小区的五六座高楼挡住了视线；钓鱼台村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躲在了繁华的背后。“华府御园”的所在，原来可是平平展展的一片菜地呀！沿着三号桥头西侧的一条小道，我缓缓走进魂牵梦绕的老家。

高大的三号桥横空而过，把钓鱼台村劈成两半。压在大桥之下的钓鱼台村，显得有些烦躁不安。村民们大声地说着，笑着，吆喝着！村子里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兴土木，家家户户都忙着在自家两层楼房顶上加盖第三层或第四层。谁都知道，这并不是用来自住或者出租的，而是为了在拆迁的时候能得到更多的补偿款。村里的长辈都已过世，儿时的伙伴、同学健在的也不多了。年轻人都大多不认识。现在流动人员多，村里来几个陌生人并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因此，没有人在乎我这个“游子”的归来，更不会有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我离开故乡已经整整60年了。

钓鱼台村的消失是迟早的事。我又为钓鱼台的不复存在而怅然若失。我来到“太公垂钓处”石碑前，伸手去抚摸那快要湮灭的刻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沧桑与凝重。春节到了，有人在太公庙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渭河门前东流去，太公显灵佑民生。”对联写得不错，可惜把上下联贴反了。这反贴的对联大概是钓鱼台村民对姜太公的最后的祈愿了。

我走上河岸，眼前的渭河也大变了样。河滩上，近处是一丛丛的杂草。有人在河滩上开出一片菜地，塑料大棚像巨大的气泡鼓起在河床上。较远处是散乱的沙丘和沙坑，更远处能看到像沟渠一样的河流在阳光下闪着灰黄的光。疯狂的挖沙把渭河河床搞得千疮百孔；流量锐减又使得河床不能得到自然修复。曾经的宽阔的河面没有了，摆渡的木船和打鱼的小舟没有了，冬春时节平坦的沙滩没有了，沙滩上休憩的大雁没有了。母亲河竟然变成如此模样，让人情何以堪！

按照整治渭河的规划，在不久的将来，渭河将因“引汉济渭”工程获得充足的水源而重新奔涌起来。钓鱼台村将被改造成平坦的滨河大道和宽阔的绿化带；村民们将被异地安置到一个新的居民点。城市化让祖祖辈辈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憧憬着新的生活，新的梦想。现在盖新房，唯一的目的就是拆掉！他们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胜利大逃亡”！

在我年过古稀，思乡情结弥深的时候，故乡却要别我而去了——永远地去了。在全国，有无数个村庄正在迅速消失，许多文化符号从此将变成一片空白。过去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吞噬农村。城市化是幸？抑或不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失去土地的农民，虽然做了城市里的人，心里却并不踏实。因拆迁而一夜暴富的幸运儿游手好闲；沾上赌瘾毒瘾的人走上了不归路。城市里的一些小区取了“维也纳”“巴塞”之类的名字以显洋气；一些小区的名字里加上“金”“鑫”“皇”“帝”“御”之类的字眼以显富贵和霸气。这些不接地气、俗不可耐的东西，在各个城市都能看得到。相反，那些能够代表地域文化、颇具特色的地名、村名却被丢弃了。钓鱼台村村民新的安置点，还会叫做“钓鱼台”吗？大约肯定不会了——太公垂钓处难道可以随便搬迁吗？

其实，故乡倒不完全在于那个具体的地方。故乡是一份历久弥新的记忆，一份割舍不断的感情，一种民俗风情的传承，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毕竟，社会要发展，生活要改善，任何一个村庄都有改变面貌的权利。问题是，在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记忆，不能挖掉自己的根。等到渭河整治工程完成后，我要重回故土，沿着滨河大道，漫步在开满鲜花的绿化带，去欣赏故乡的新貌。我希望能在钓鱼台村的旧地，在“太公垂钓处”石碑的原址，看到一座小亭，亭下立着一座石碑——那个断裂而又弥合的石碑，那个字迹苍劲却又模糊不清的刻着“太公垂钓处”五个大字的石碑——向后人述说曾经的故事……

老得可以告别孤独

文/蔡澜

拾忆

小时住的地方好大，有二万六千平方英尺。

记得很清楚，花园里有个羽毛球场，哥哥姐姐的朋友放学后总在那里练习，每个人都想成为“汤姆士杯”的得主。屋子原来是个英籍犹太人住的，楼下很矮，二楼较高，但是一反旧屋的建筑传统，窗门特别多，到了晚上，一关就有一百多扇。由大门进去，两旁种满了红毛丹，每年结果，树干给压得弯弯的，用根长竹竿绑上剪刀切下，到处送给亲戚朋友。

起初搬进去的时候，还有棵榴莲树，听邻居说是“鲁古”的，果实硬化不能吃的意思，父亲便雇人把它砍了，我们摘下未成熟的小榴莲，当手榴弹扔。房子一间又一间，像进入古堡，我们不断地寻找秘密隧道。打扫起来，是一大烦事。粗壮的凤凰树干，是练靶的好工具，我买了一把德国军刀，直往树干飞，整成一个大洞，父亲放工回家后，被臭骂一顿。最不喜欢做的，是星期天割草，当时的机器，为什么那么笨重？四把弯曲的刀，两旁装着轮子，怎么推也推不动。父亲由朋友的家里移植了接枝的番荔枝、番石榴。矮小的树上结果，我们不必爬上去便能摘到，肉肥满，核子又少，甜得很。长大一点，见姐姐哥哥在家里开派对，自己也约了几个女朋友参加，一揽她们的腰，为什么那么细？

由家到市中心有六英里路，要经过两个大坟场，父亲的两个好朋友去世后都葬在那里，每天上下班都要看到他们一眼。伤心，便把房子卖掉了，搬到别处。

几年前回去看过故屋，园已荒芜，屋子破旧，已没有小时感觉到的那么大，听说地主要等地价好时建新楼出售。这次又到那里怀旧一番，已有八栋白屋子竖立。忽然想起花生漫画的史诺比，当他看到自己出生地野菊园变成高楼大厦时，大声叫喊：“岂有此理！你竟敢把房子建在我的回忆上！”

名字的故事

我们家，有个名字的故事。

哥哥蔡丹，叫起来好像菜单，菜单。家父为他取这个名字，主要是他出生的时候不足月，小得不像话，所以命名为“丹”。蔡丹现在个子肥满，怎么样都想象不出当年小得像颗仙丹。姐姐蔡亮，念起来是最不怪的一个。她一生下大哭大叫，声音响亮，才取了这个名。出生之前，家父与家母互约，男的姓蔡，女的随母姓洪，童年叫洪亮，倒是一个音意皆佳的姓名。弟弟蔡萱，也不会给人家取笑，但是他个子瘦小，又是幼子，大家都叫他做“小菜”，变成了虾米花生。

我的不用讲，当然是菜篮一个啦。好朋友给我们串了个小调，词曰：“老蔡一大早，拿了菜单，提了菜篮，到菜市场去买小菜！”

姓蔡的人，真不好受。

长大后，各有各的事业，丹兄在一家机构中搞电影发行工作，我只懂得制作方面，有许多难题都可以向他请教，真方便。亮姐在新加坡最大的一间女子中学当校长，教育三千个少女，我恨不得回到学生时代，天天可以往她的学校跑。阿萱在电视台当高级导播，我们三兄弟可以组成制、导和发行的铁三角，但至今还没有缘分。

为什么要取单名？家父的解释是古人多为单名。他爱好文艺和古籍，故不依家谱之“树”字辈，各为我们安上一个字，又称，发榜时一看中间空的那个名字，就知道自己考中了。当然，不及格也马上晓得。我的澜字是后来取的，生在南洋，又无特征，就叫南。但发现与在大陆的长辈同音，祖母说要改，我就没有了名。友人见到我管我叫“哈啰”，变成了以“啰”为名。蔡萱娶了个日本太太，儿子叫“晔”，二族结晶之意，此字读“叶”，糟了，第二代，还是有一个被取笑的对象：菜叶。

筷子

说什么，也是筷子比较刀叉和平得多。

我对筷子的记忆是在家父好友许统道先生的家开始的。自家开饭用的是普通筷子，没有印象，统道叔家用的是很长的黑筷子。用久了，筷子上截的四方边上磨得发出紫颜色来。问爸爸：“为什么统道叔的筷子那么重？”父亲回答：“用紫檀做的。”

什么叫紫檀？当年不知道，现在才懂得贵重。紫檀木钉子都钉不进去，做成筷子一定要又锯又磨，工夫不少。“为什么要用紫檀？”我又问。父亲回答：“可以用一世人用不坏呀！”

统道叔已逝世多年，老家尚存。是的，统道叔的想法很古老，任何东西都想永远地用下去，就算自己先走。不但用东西古老，家中规矩也古老。吃饭时，大人和小孩虽可一桌，但都是男的，女人要等我们吃完才可以坐下，十分严格。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大家接纳了，便相处无事。统道叔爱书如命，读书人思想应该开通才是，但他受的教育限于中文，就算看过五四运动之后的文章，看法还是和现代美国人有一段距离。

我们家的饭桌没有老规矩，但保留家庭会议的传统。什么事都在吃饭时发表意见，心情不好，有权缺席。争执也不剧烈，限于互相的笑。自十六岁时离开，除后来父亲的生日，我很少一家人同一桌吃饭了。

说回筷子，还记得追问：“为什么要用一世人，一世人有多久？”

父亲慈祥地说：“说久也很久，说快的话，像是昨天晚上的事。”

我现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