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奖状的文章 / 奖状的散文
老相框
文/汤中华
一幅相框就是一部家族史，浓缩着家族曾经的温馨和荣耀，融入心田，成为永久的记忆……
微信朋友圈里，一位校长朋友发了一则信息：“老家老屋子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有一张奖状，母亲说，这是父亲生前做的。快40年了，虽然老屋子翻盖了数次，但奖状依然挂着……我们的一丁点成功都会给亲人带来喜悦和希望。”后面附带一张照片，正是镜框里的那张奖状。“奖状”二字上方，一组红旗中间簇拥着一团黄色的圆，圆中间缀着一颗红色的五星，一看就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样式；奖状二字下方，是两行秀丽的行楷：“×××同学在这次公社汇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特发此状，以资鼓励。汪潦小学，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多年光阴逝去，奖状因了镜框的保护，依然光亮如新，具有了收藏价值。最让年过半百的校长珍惜的不是奖状本身，而是自己“一丁点成功都会给亲人带来喜悦和希望”的那份感慨。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他，汇考成绩优异带来的快乐，也许还远不及父亲的欢喜吧。如果当年就能充分理会父亲的这一份喜悦，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会不会更发奋刻苦呢？
相框除了放奖状，更多的是盛放照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照相在农村还是件奢侈的事，相片也就显得极其珍贵。于是几乎家家堂屋的墙上都挂着至少一幅镜框。客人进屋，寒暄过后，虽然主人端上茶水瓜子，一再让座，但客人大多坐不住，尤其是孩子们，总要好奇地走到相框下，细细地端详，瞅瞅这个望望那个，不时地问这问那。相框中大多有孩子百日的照片，有以黄山松为背景的夫妻结婚合照，有老人做寿时的全家福，更有远在异乡的游子……大多是当兵在外，离家时母亲叮嘱最多的就是，到了部队上，一定要寄一张照片回家啊。
我家的相框里，最多的是大哥的照片。大哥1969年当兵，先后驻防苏州、镇江、张家口、邢台。那年代，这些地名对母亲和我们这些弟妹们无异于天边。大哥每到一处总要寄回一张照片，母亲总是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地放进相框里。相框里还有一张母亲、姑妈、三哥、五弟和我五人的合影。母亲说那是大哥想念家人，当兵不久后，母亲特地带我们小弟兄三个到合肥城里照的。照片中的我三岁不到，五弟才几个月大。因为大哥的思念，我拥有了平生最早的一张照片。
改革开放后，相框里渐渐多了外出打工的、读大学的子女的照片，他们在大都市的留影已不再局限于合肥当年黄山照相馆、红旗照相馆的黑白布景，而是各地鲜活艳丽的风景名胜；年轻人穿着时尚，表情活泼，一改老辈人的土气和刻板。这些都给相框注入了一股清新高远之风。国庆期间，到姑妈家，竟然看到姑妈的孙女在哈尔滨索菲亚大教堂下的俏丽留影……姑妈孙女正读哈尔滨的大学播音主持专业三年级呢。
如今照相早已稀松平常，照片展示也多采用精美的相册，更有电脑硬盘的海量存储。但仍有一些家庭习惯于精选少量照片置于相框中，即便搬入楼房，也仍然高悬墙上。一幅相框就是一部家族史，浓缩着家族曾经的温馨和荣耀，融入心田，成为永久的记忆。
父亲为我画年画
文/谢汝平
小时候家里比较穷，过年时只简简单单地买点必需的东西，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吃的穿的玩的可以买很多。
有一年春节临近时，邻居家买了一张年画，那是一个胖娃娃骑着一只昂首的大公鸡。那公鸡威武勇猛、色彩缤纷艳丽，我一见就非常喜欢，觉得家里要是贴了这画，破旧斑驳的墙壁也会变得光鲜起来，心里非常渴望也拥有这样一张年画。回到家，我跟父亲要求去买一张年画，父亲非常为难，一直到晚上，父亲才郑重地跟我说，家里实在没有闲钱去买一张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年画。看得出来当时他心里很不好受，脸上满是歉疚的神色。后来父亲找了一张大白纸和毛笔，在煤油灯下，非常认真地画了一只昂首挺胸的公鸡。父亲对我说，咱们就贴这个吧，这个不用花钱。说真的，我以前从不知道父亲会画画，感觉画得还挺像的，但当时不懂事的我还嘀嘀咕咕地嫌黑白的不好看。父亲听后对我说，明年你就要上学了，到时只要成绩好，学校就会奖励一张漂亮的奖状，那上面有南京长江大桥，可比公鸡好看多了。我听了父亲的话，无奈地把他画的公鸡贴到墙上，同时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得张奖状回来贴在家里。
第二年秋天我上学后，虽然年龄还小，也很贪玩，但为了过年时能够贴上一张不花钱的画，我学习非常努力。终于在期末时，被评上三好学生，得到了一张印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奖状。父亲看到我拿回去的奖状，非常高兴地把它贴在墙上，说真的，当时感觉屋里焕然一新，到处亮堂堂的。有客人到家里来，父亲总是指着奖状告诉人家，这是学校奖给我的，我是三好生呢。
由于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好习惯，后来成绩一直不错，每学期我都会得到奖状回来，父亲总是把它们贴起来。到我初中毕业时，家里一面墙上贴的都是。后来经济状况好转，买年画已不再是难事，但父亲说，我们不用买，我们有奖状呢，这比什么年画都好看，我知道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荣耀。
前些时候回老家看望父亲，他正从箱子里把我当年的奖状拿到太阳底下晒，原来家里翻盖房子的时候，奖状都被他小心地揭下来收藏好。厚厚的一摞奖状下面，是父亲当年画的那张公鸡，原来他也保留着。我拿过来细细端详，这才发现笔力遒健、线条硬朗、用墨浓淡适宜，当真是一幅功力深厚的好画。
老师来我家送奖状
文/刘泽安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
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考了个好成绩，虽不是双百分，但也算山村里小学校成绩顶呱呱的，老师很喜欢我，说是要到家里来给我送奖状，一张大大的奖状。
其实我心里不是很痛快，上学期考了一科一百分，另一科九十九分，那是多好的成绩。当时的山村小学能够考双百分的学生几乎没有，像我这样的学生都是少之又少，已经算不错了。老师每年在学期末都要选择一个或者二个成绩好的学生，给他们家送去奖励，算是一份老师对学生爱心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老师的工作需要，也是老师的感情需要。
我们老家离山村小学还有一点距离，不算远也不算近。说远，是因为要绕过一根田坎接着一根田坎，绕了多少根田坎，有几个人数得清吗？没有对村庄环境熟悉到一定的程度，根本没有办法数那些弯弯曲曲的一根根细田坎。说近，那是因为我们太清楚了自己的村庄，知道自己村庄有多少个山堡，有多少条溪流，有多少块大田，当然清楚地知道学校至家里有多少根田坎，天天都在学校与家里的这条路上跑，跑过了哪根弯的？又是稍直的，一根连接一根，要跑多少步几乎都清清楚楚，这样的距离当然难不倒我们，我们心里明白，读书的这点距离就是一阵风的事，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近的。
老师要来我家的事，事先告知了村里的干部。干部心中很高兴，这毕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干部又同社里的干部说了，社里的人尽快地告知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当然高兴，这在村庄里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是儿子为他们争取的，他们不可能不高兴，但这种高兴的事，已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他们是个老实人，觉得这样的事还是儿子自己的，作为爸爸妈妈接待好就行了。不接待好从情理上说不过去，也怕影响孩子的成长，娃儿考出好成绩，理所应当按照村、社干部和老师的要求认真对待。
老师拿着奖状到了老樟树，老樟树是我们老家的小地名，同行的还有村干部。
村干部装怪，扯着喉咙喊叫：圣旨到，欣童接旨。老师哈哈大笑，爸爸妈妈也是跟着大笑。欣童是我读书的大名，只不过听起来不舒坦，还是小名狗剩儿叫起来舒服些。
我也不敢怠慢，顺着村干部的杆往上爬。欣童接旨，感谢老师皇上的皇恩浩荡。老师也不含糊：弟子，这是你应得的荣誉。
我接过老师手里的奖状，其实也就是一张比平常的纸厚一些，纸上的红字很突出，鲜红鲜红的奖状两个字很醒目，内容只有几句话，其他的已经记不清了，唯独最后一句“以资鼓励”，我记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资，也算不上什么鼓励，可让我永远记住了老师和村里对我的鼓励。老师的那份奖状，后来就一张一张地贴在我家的堂屋墙壁上，一直到小学毕业，墙上几乎贴满了半边。但老师亲自送来的那份奖状，爸爸妈妈把它搁在正中央，那是一份特别的奖励，让我从初中到中师，以至后来的函授大家毕业，直至参加工作的在职研究生结业，我都没有忘记小学老师的那份鼓励。心中尚存的还有村里干部和村里人对老师的尊重，实质上说是对农村对知识文化的尊重，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多少知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