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蜂蜜

一

那晚，我住在宁乡大妹妹家，第二天早晨五点二十起床，三十分钟后坐汽车出发，到距宁乡城四十分钟的小镇和养蜜蜂的老板会合。我们按约定时间六点半到达时，养蜂老板的汽车已停在路旁安静地等候。

我此行的角色实话实说就是监工。一个受欢迎的监工。准确说，养蜂老板欢迎一个不信任他的人，我也不因这种尴尬身份受到欢迎而惭愧。我和养蜂老板的约定，本身就是摆明了说我不信任你，怕你在蜂蜜里掺假，我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紧你。一种公开的不信任，没有半点婉约、遮掩。

我们的祖先擅长婉约，就算向对方表达不信任，一般都会用隐喻、借代、双关、反语等方式表达，不会像我这样赤裸裸的把不信任摆在桌面上。婉约或许是黄河流域三千多年农耕文明的特点之一。古人不仅社会交际中讲究婉约，艺术上也喜欢婉约，不像今人动笔就是“穿过半个中国去睡你”。唐人韦庄一首《思帝乡》把女子对男子的一见钟情，那种火热热的爱，写得含蓄而坚定。“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宋代欧阳修，李清照等一大批词人，都是婉约派高手。我无意讨论婉约和直白谁优谁劣，就如古代的雕花床和现代简约得只剩下几块木板几根木方的席梦思大床，我们无法评论谁好谁差，只是生活方式和习惯而已。古代出行，几百上千公里靠人腿或马腿一步步丈量，一年半载都在路上走走停停，览尽沿途风光，有的是时间婉约。今天高铁三百多公里的时速，古人半年的路程缩短成三个多小时。一九八十年代有句最时髦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追求利益最大化让今人的物质欲望膨胀得比生命还重要。丰富的物质，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要件，也是人类的祖先们共同的梦想。只是世事难料，宇宙之事事事相克，丰厚的物质并非任由人类免费享受，总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时时张开着索讨代价，不经我们同意，也没商量，甚至连知情权也没保障。

二

养蜂老板的蜂箱遍及长沙宁乡、益阳安化两地山区，连亘二百多里路程，八十多个屋场。我们此行只去宁乡青山桥镇竹峰村一带。汽车从209省道在青山桥镇转入301省道，再转入一条村级公路，然后就不停地爬坡，爬五分钟坡，走不了三分钟平路，又是坡，不知爬了多少坡，眼前总算有了一条平路看不到尽头。养蜂老板说，到了，前面的白房子。山的拐角处有两棵大树，树枝间露出一截灰色的屋顶。我以为不要上坡了，谁知沿着山边转了一个六十度左右的弯后，不到三百米又是一个陡坡，汽车火箭一样朝天昂着头。

车停在一栋小楼的地坪里。下了车才发现还是在山头的半腰上。山下是一块簸箕一样的坡地，空旷的田野荒凉得冒出寒气；一栋栋两层三层的小楼房梯田一样往下排列。天空如一面蓝色的镜子，透明得见不到一丝杂质。倒是对面山头上，被太阳分割得明一块暗一块，明的坦荡得可以洞穿山底，连泥土里面的隐私都无处可藏；暗的阴影下仿佛全是秘密，让人生出无限的猜疑。我一连做了五个深呼吸，空气中甜润而又清新的负氧离子百米赛跑似的往肺腑里钻。我的肺腑像一个十年不遇美食的美食家，一朝碰上便顾不了君子风度，兴奋、贪婪得不肯闭口，恨不得把一山的负氧离子都吸入口中。

蜂箱放在农户阴暗潮湿的后院。我围着白房子转了一圈，连角落里都钻进去了，头发上还沾了蜘蛛网，数来数去只有八个蜜蜂箱。后院放二十个蜂箱都不会拥挤，我问养蜂老板，为什么不多放几个。他说，一个屋场只能放八个，多了蜜蜂吃不饱，影响产蜜。

我一直以为，养蜂人像候鸟一样追着花儿跑，一年四季南北穿梭，陪着蜜蜂露宿荒野。我曾经想象带着蜜蜂在荒野上追逐花朵是何等浪漫？晴朗的天空，几十上百箱蜜蜂，千军万马般在旷野上追花夺蜜，那场景是多么宏大？屋后的八箱蜜蜂它们无缘浪漫旅程，软禁般的守着半个山头。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追逐天下花朵的宏愿，我想，就蜜蜂的基因，它们是不甘于永久固守一个山头，浪迹天涯才是它们的本性。养蜂老板看出了我的疑虑，说，这是中华蜂，你讲的那是意大利蜂。我不懂蜜蜂，不知是真是假。

我知道蜜蜂不可怕，但那根针在我的脑壳里比它本身的体积大一万倍，足可以把我打败。即将零距离接触蜜蜂，内心中对它的戒备还没放松，我想窥视它隐私的好奇心让我置戒备而不顾。我想看蜂王是怎样威武的，养蜂老板说看不到，不知道是真看不到还是他在忙懒得搭理我。养蜂老板打开蜂箱，我探着脑袋往里瞅，都是版子，蜂巢在版子上，像一九九十年代的电脑主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零配件。我接过两块蜂巢版，蜜蜂一齐飞过来围着我的脸，眼前立刻黑了一片。养蜂老板叫我不要动，也不要用手去触碰蜜蜂。我像一块木头一样呆着，也许蜜蜂认准我不是它们的敌人，才从我眼前撤退。我仔细察看手中的蜂巢，看半天也没看出名堂，只看到众多蜜蜂在忙碌。

三

山坳里有五栋两层小楼，三栋外墙瓷砖黑白相间，一栋黄色；还有一栋屋顶盖着红瓦，墙上贴着白色瓷砖。屋门口都有一到两棵大树将屋檐半遮半露。单看小楼，我毫不怀疑他们的富有，但我知道，建造楼房的花费，不是来于这片土地。

旁边那栋黄色小楼和我隔着一块菜地。也许是今年夏秋两季雨水稀少，菜地的辣椒树干得快冒烟了，只有零星的几片叶子和树干还有几成绿色；树杈上零零星星挂了几个花生米一样大的辣椒，用脚趾头轻轻地碰一下树干，小辣椒就会自动掉下来。

对面屋场门外坐着一位老奶奶，便穿过菜地冒昧而去。老人的头埋在膝盖上，仔细看膝盖和头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我以为她在地上找东西。她说，腰直不起来。她仰着脸露出见到亲人般的微笑。老奶奶八十九岁，但面相不配合老奶奶的真实年龄有谎称七十多岁的企图。她要起身给我泡茶，我没让她动。我带了水杯，没讲客套，自己去灶房里端起开水瓶加上水。她说，桌上有茶叶，你自己拿。她还说，茶叶是女儿清明回家摘的。

或许是两个到了暮年的人，生命气息和能量都无法把这栋小楼充满，楼上楼下十多间房子如深宫一样冷清寂寞。老奶奶有两儿两女，一个儿子在镇上开药店，还有一儿一女在宁乡城里，最小的女儿在长沙。他们离开老人在城里奋斗、然后购房、置业，目的是要远离这片土地、这座山。法律上他们还拥有这片土地，这座山林生产、生活的权利，但他们早把家乡当故乡了。逢年遇节才会到乡下透透气看看老人。老人坐在门前，不管遇到熟人还是陌生人，都要笑一笑，说说话。就像京剧《沙家浜》里的名言：来的都是客。有客人就是老奶奶的节日。老奶奶的节日像金子一样稀少，她说，有四五天没和别人说话了。我第一眼见到老奶奶时，她的眸子里像婴儿一样有一缕清亮的光，但似乎比婴儿又多了一点什么，我和她边聊边喝茶，喝完一杯茶后才明白，是多了一些孤独。

好不容易遇上一个能听她说话的人，老奶奶仿佛要把这些天没说的话都说出来。不要我提问，她就自顾自地把这里的情况竹筒倒豆子般朝外倒出来，还总是担心倒不干净似的。她家世代住山北面。南山住十三户，北山住八户，南北同属一个村民小组。说是山南山北，但不是正南正北，就像一对蝴蝶翅膀。从父母一代往上找，北山上还能找到祖上四代的坟墓。她刚嫁来时，山南山北共有七十多号人，现在不到二十人。那时一到插田扮禾，外面吆喝喧天，整个山上都是声音。

老奶奶抬起手臂指着一栋大门紧闭的二层小楼说，王十八死了三年，那栋房子就空三年，今年他儿子清明回来挂山（扫墓），连自己家门都没进，在我们家喝了一杯茶就回城了。再往前那一栋唐娭毑死了一年，现在也没人住了。左边盖红瓦的那家，是现在村最年轻的人，今年六十六岁，种了五亩田谷子，栽了一亩田菜，养了二三十只鸡鸭。她又说，都是给崽女搞的，村长找他买鸡，把鸡抓到了手中，最后都放了，村长还生了气。

我突然对盖红瓦的房子有了兴趣。我离开老奶奶朝红瓦走去。老奶奶在我身后用城市化的语言说，他家五个崽女都在城里，每星期轮流回来，走时车箱里装满他们家种的农副产品。

屋前地坪上晒满黄灿灿的稻谷；菜地长着油绿的小白菜和萝卜娃娃菜；屋后的山上用绿色的鱼网围了起来。一群母鸡，我数了两遍有二十来只，但感觉没有数清。老奶奶说还有鸭子，我没看到，或许没和鸡养在一起。母鸡们勤劳地用双爪扒拉着沙石，不管是虫子还是沙子都是它们的最佳美食。这是我跟着割蜂蜜的老板上山看到的一个最勤劳的家庭，也是最有农家生气的。

我绕红瓦屋转了二圈，然后站在鸡圈旁，或许是我看鸡的眼光有些像黄鼠狼，引起了这家主人的警觉。红瓦房的主人以为我奔鸡而来，见面就说：我家的鸡不卖。我故意说，任你开价。他说，一万块一只都不卖。看那架势把我当成了偷鸡贼。后来我才知道他最近丢了两只鸡。我说我不买鸡，是陪养蜂老板来割蜜糖的。这时他的脸上才有一丝微笑。他说，回乡下种菜喂鸡不是为赚钱，是给崽女们提供绿色食品。他城里也有房子，两室两厅，现在还空着，哪天种不了菜喂不了鸡，就回城里去养老。我问他，那你这房子呢？放到这里以后再说。他又说，我们这山里又不会征收，空久了恐怕也会倒塌。

四

空心村早已不是新闻，我曾在一篇叫《双众十七队》的散文里写过：“我拜访了十多栋小楼房，一半人去楼空，窗口下的柴火长了绿苔，门上铁锁坚固。就算有人居住，也是一二个老人，寂寞孤冷，不似我童年时一家一户少则五六口，多则十来口。”双众十七队不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她距温泉旅游地——宁乡灰汤镇不到四公里，无高山大峡，典型的农耕时代的富饶之乡。在现代文明面前，她也躲不过遗老遗少的寒酸样，以空心村的形式来表现曾经的兴旺与繁华。

多年前，我在带新闻性质的杂志和报纸上，看到有文章呼吁拯救空心村。在撰文者眼中，今日乡村正被现代文明和人类的欲望、还有散发出铜臭气的金钱强奸、蹂躏，急待我们去解救。让年轻一代再回到乡村去，继承他们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入的所谓田园牧歌生活。这是他们开出的救乡村如水火的灵丹妙药。撰文者认为乡村必须是夕阳下炊烟薄雾一样飘荡，荷鋤的农人、放牛的牧童，走在暮归的田野上。套用鲁迅先生说话的格式，否则就村将不村。这确是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情画。其实我也喜欢，我的童年记忆里也深深地刻着这样一幅画。至今，我只要想到乡村、想到故乡，这幅牧歌式的画就自动地跳出来。

早些日子，和朋友们一起喝茶聊天，话题自然到了空心村，有朋友情绪激昂地提出了拯救方案，也是鼓励有志青年回乡务农。开始我只听不说，后来架不住朋友一再要我表明态度，便说了两个字：终结！让三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在我们这代画上一个句号。拯救者是站在现实和历史的二维。如果我们再增加一个未来的维度，二维变三维，或许视角就会发生变化。今天，我们都挤上了工业文明的列车，总不能让一部分人下车再回到农业文明的时代去，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园生活吧。如果把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比喻成一辆车，农民就是这车上的驾驶员，车没了，驾驶员自然就要退役改行。

如诗如画的乡村情结，或许源自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今日乡愁的发轫之源，但它是一幅标准的农耕文明图，华夏三千多年的农业文明都浓缩在这幅图画里。

美是有距离的，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想象力的空间被压缩，美也就躲着我们，甚至还用她的反面来欺骗我们。我一九七六年上山下乡，到知青点后参加的第一个会就是扎根会，每个人都要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当然，那决心只在口中，心里想着却是如何早日离开农村。读高中时，老师还要求我们背过《桃花源记》，但我当知青的那两年里，没有体会到“怡然自乐”的美感，相反内心里天天祈祷早日远离“鸡犬相闻”的生活。当人到中年突然发现找不到故乡时，才感受到《桃花源记》的意境和美，才为那幅农耕图渐渐消失而惋惜。

当年，和我同龄或者稍微年轻一点的农村青年们，他们的人生目标是跳出农门，成为城市一员。跳出农门，是对三千多年农业文明的背叛，也是对土地的背叛。他们成了三千多年来的第一批逃亡者。他们伸直食指和中指打出胜利的手势，头上顶着光宗耀祖的光环而逃亡。

回不去的乡村，是当今散文常见的命题，由此而滋生了乡愁，正好呼应了从土地上逃亡的人，完成一个优雅的转身后，突然找不到来路时所发泄的情绪。

那个孤寂地坐在地坪里的九十岁老奶奶也知道他们回不去了。她说，会种田的没有力气了，有力气的年轻人，就算回到家里连韭菜和禾苗都分不清，还能种什么田？她又说，就算会种又怎么样？那会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说建楼房。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起因和发展归于黄河的自然灾害，两岸流域居民长期与之搏斗的结果。这个结论不一定放之四海，但也不无道理。文明的崛起，其身后或者说她的基石，毫无疑问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决定有什么样的文明。人类文明不是车间里生产的高端产品，也不是设计策划出来的文化项目。人类文明是与一定的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精神活动的结晶。她如一棵大树，种子最初撒在野地里，遇到适合的温度和湿度才会发芽生长，她的根须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凝聚着一代一代的心血，在人类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悄悄生长。从种子到长出新苗，通常要花去几百上千年。

诗意的乡村可以怀念，但决不能留恋，就如我们怀念书信往来的诗意，除了特殊需要，谁还会用书信传递信息？手机加微信的时代，书信必定要退出我们的生活，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成了过去式。空心村，还有回不去的乡村和乡愁，是传统生产方式终结后给我们带来的阵痛。正如母亲分娩，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有的合理的阵痛，也是无奈的阵痛，站在未来的维度还是幸福的阵痛。

五

养蜂老板在镇上招待我们吃完中饭后又回到了竹峰村。上午割了一百二十斤左右，但，还没到我们需求的一半。老板说，下午我们到山南割，南面的产量高一些，山北只放了四户，山南有十户，保证你们要多少就有多少。

屋场主人不在家，我们跟着养蜂老板屋前屋后喊刘爹，前后屋场的邻居也出来帮忙喊，整个山坳里都是刘爹刘爹的呼唤。我们的喊声暂时停下了，回音还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山上回荡。

胖胖的邻居大婶说，可能到宁乡城里看孙子去了。另一个邻居又说，没锁门，应该没走远。我埋怨养蜂老板来时没打电话联系。老板说，刘爹的电话是摆设，没一次能打通。

刘爹场堂屋门和厨房门都是虚掩的。大家站在地坪上等了五六分钟后，还没见到刘爹，养蜂老板像主人一样推门而入。

蜜蜂箱放在厨房后门外面，老板便把割蜂蜜的铁桶架在厨房里的餐桌上。割到第四箱时，刘爹笑吟吟地走进来，像客人给主人打招呼，吃了吗？养蜂老板回答，吃了。又说，到处喊你不应，我自己开门进来了。刘爹说，没事，没事。

刘爹前院有两株桂花树，后院还有一株。我读小学一年级前在外婆家住了一年，外婆卧室窗外有株伞一样的桂花树，一到古历八月十五前后一两天，整个屋场都飘着桂花的芳香。这是外婆家给我留下的惟一印象。不知为什么，八月十三了，刘爹的桂花树不说桂花香，就连花蕾都不知在什么位置。我打开手机，又仔细核对日期，确实是古历八月十三。八月十五桂花香，这句话是从我外婆口中学来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虚假真伪。我以前相信这句话，就像相信一加一等于二。唐朝诗人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皮日休的《天竺寺八月十五夜桂子》等诗人的诗句也可以证明八月十五桂花香这民间俗语的真实性。

八月十五桂花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千年共识，也是三千多年来桂花和人类的约定。可以说，到我外婆那个时代止，桂花从未在八月十五爽过约。

八月十五桂花香这个人类和桂花的约定，我们或许可以称她为中秋之约。有了中秋之约后，人类在花香下赏月的那份温馨和浪漫，那份诗意，便让历朝历代的诗人，有了反复吟唱的激情；人类生存还处在辛劳、艰困下的农耕文明由此也有了几分温暖和情趣。

我没有准确的资料证明桂花何时爽约，并把八月十五桂花香单方面篡改为九月香，甚至到了九九重阳还有桂花的芳香在空中慢慢地飘荡。

我家住湖南岳阳一个绿化得像公园一样优美的小区，窗外有十多棵桂花树。一个月后，我的家就要从这里搬走。这个话题与此文无关，不多表述。今天是古历九月初二，我正握笔坐在书房写拙作《割蜂蜜》。此刻，我感到书房里的所有书本都散发桂花芳香，所谓书房，除了装书的工具外便全部是书，因此，书柜里书桌上以及书房的角角落落都是桂花的芳香。这些天，桂花的香味进入我书房的时间大概是上午十点以后，下午四五点后便分批撤离。我是两千年以前搬到这个小区，记得刚搬来的几年，桂花都如期赴约，后来就偷偷地爽约了，说偷偷是因为我想不起它是从哪一年开始爽约的。

桂花爽约有它自身无法左右的原因。古历八月十三，我和养蜂老板在山上割蜜，那天最低气温二十八度，最高气温三十六度。湖南的夏季温度也不过如此。我想唐朝诗人王建和皮日休他们不会穿着夏装坐在桂花树下边赏月边吟诗。三十五六度的烈日，像厉鬼阻挡在桂花赴约的路上，只要她露面，必定粉身碎骨。天气预报说五天后将降温，我问养蜂老板，为什么要选高温天，他说，气温愈高蜜愈好。他又说，气温高蜜的粘度相对小些，容易割。我算听明白了，他考虑的还是产量。桂花不像养蜂老板喜欢这汗流浃背的天气，她喜欢秋高气爽，喜欢王建、皮日休们穿秋衣的模样。

我理解桂花的爽约，她的生命是大自然赐予的，她的行动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意志，同样，大自然也没有赐予人类不许桂花爽约的特权。人类和所有物种的约定裁判权都在大自然手中，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刘爹见我在桂花树下闲逛，便把他的手机递给我说，你们城里人会玩这个，帮我看看，儿子回城时给我调的，没接两个电话又不行了。我接过手机，一看显示屏全是英文，我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得如攀岩一样艰难，没办法不让刘爹失望了。他儿子怎么把一个全是英文的手机给他？这疑问在我心中转了一圈，最终没有从嘴里说出来，更找不到答案。

养蜂老板送了一瓶蜂蜜给刘爹，据我的经验判断那是一公斤的瓶子。刚上山时，我好奇地问过养蜂老板，蜂箱放在别人家里，如何与房主分成。他说，不分。我又问，如果别人偷着割了怎么办？他说，不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路割来，亲身经历后，才知道远离现代文明的山区乡村虽只剩下留守老人，但古朴的乡风依然是一道温馨的人文风景，和葱郁的群山，桂花树掩映下的两层小楼融为一体。此刻，突然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如蜜一样浸润在我的心中，回味不断。他们热情好客，不是用语言来表现，我随养蜂老板每到一家，都是奉上茶水，花生、瓜子，有的还有糖果。凭我的经验，如果在城里，这个待遇只有嘉宾才有资格享受。可我和他们是陌生人，养蜂老板也只能算业务往来，按商业社会的约定，应该是养蜂老板作为获利方向房主行谢意礼。

刘爹推辞不受，不像假心假意，养蜂老板非给不可的态度也坚决。刘爹说，你割一次给一次，搞成了习惯不好。养蜂老板将蜂蜜放到碗柜里，逃跑似的出了门。刘爹拿着蜂蜜追了出来。如此一追一送来来回回二次，刘爹才没坚持不受，脸上有一种占了别人便宜似的羞涩，口里不停地念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下午五点，太阳比我们先往山下走。下午又割了四家，一天累计割了三百斤左右。养蜂老板说，是我们给他带来的福气，以往一天从没割过三百斤。当然，我们不会幼稚得把他的话当真。

汽车下了山，我回头往山上看时，太阳还是没跑赢汽车，金色的光芒还挂在半山腰上。我想：当山上的老人们陆续回归自然后，这里就成了回不来了的年轻人的精神故乡，山林深处掩藏着他们无限的乡愁。千年甚至更长的年代后，山上的房屋以及各种农耕痕迹，或许会成为后代子孙们研究三千年农耕文明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