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的路

40年前，地里的庄稼一收完，人们就算闲了。每当这时，村里便会出现许多陌生的面孔。他们背着洋镐，夹着铁锨，穿着劳动布裤子，说说笑笑地走在村街上。他们来自城里，是响应公社号召，义务修筑出山公路的。

在这支修路大军中，不乏年轻姑娘的身影。我已记不清她们的模样，只记得她们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或梳成两条麻花辫。短发利落，却容易披散，遮挡视线，影响干活。有的姑娘就将前面的头发扎起来，扎成一个小马尾。红头绳从马尾根部缠起，一道道，一圈圈，密密实实地扎个两指宽。这时，红头绳只剩下两三寸长了，便停下，开始打结。结多打成花朵蝴蝶状，衬着乌亮的头发，说不出的俊俏。

赶在年底前，路修好了。通车那天，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一辈子没出过山的小脚老婆婆也由孙子背着，站在路边的山岗上看汽车。为了看得更真切，孙子要背她到路边，她坚决不去，怕万一汽车发怒，把她吃了。后来，村里通了城乡公交车。我们叫它“开（客）车”，原因是我们的发音中，客、开同音。

第一次坐客车是在一个深秋的早晨，那年我八岁，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去城里看望父亲。是辆绿色的大卡车，撑了个绿帆布的篷，三排木凳，左右分列，中间空出过道。后车厢上挂着铁梯子，以供客人上下。只是那梯子离地太高，母亲是在司机的帮助下才登上车的。

每天下午，只要日头开始脸红，老林准能把车开到白龙庙岭上。他开的是辆大轿子客车，能容二十来个人。有时人多座少，可挤三四十人。山路弯多、坡度大，这辆暮年的老车走得十分吃力。那是个深秋的下午，父亲去县城接我回家。我坐在老林后面临窗的座位上，抱着三岁的儿子。到了白龙庙岭上，老林习惯地吹起口哨。这时，日头开始脸红，红着红着就掉到了山后头。

我似乎听到“咕咚”一声，紧接着车身开始向外倾斜。以为路不平，一会就好了。谁知越来越明显。老林踩刹车，逼老车停下。倾斜仍继续。老林死死把住方向盘，回头吆喝道：咋坐着不动？没见车掉沟了吗？

老林作势起身，车跟着晃了一下，后边外侧的轮胎便陷下了路沿。幸好有棵树挡住，老车没真的往下滚。车上只剩老林。有人喊，老林，赶紧下来吧，车和命比不值钱。老林没理会，黑着脸，一动不动，睡着似的。忽然，老车发出怪叫，接着猛地一蹿，就蹿上了路沿，老林手脚并用，将它开上了正道。

这些年回老家，都是自己开车。走的是新修的另一条铺了水泥的公路。老林那破车当年跑的老路，因走的车越来越少，便渐渐废弃了。去年冬天，接母亲来郑州看病。病情刚有好转，我便有事，要去北京几天。母亲执意要回，只好送她回家。先给小弟打了电话，让他在洛阳等着，我把母亲送过去，由他接回家。然后我在洛阳直接坐高铁去北京。

走在站前广场，看到鲜花摆设的各种大型花卉造型，母亲吃惊地问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等我回答，又慌着用手去摸，凑上去闻，然后，小孩子似的对我说，是真的，真是真的。我去取票，母亲紧跟着，寸步不离。进站时，母亲不停地仰头看。我问她看啥，她说高铁呀，高铁不是从高处走的吗？

一路上，母亲出神地看着窗外。土坡，黄草，赤条条的枝条，背阴处的积雪……车到站。我唤母亲，母亲一愣，咋恁快？怕是一垄地都锄不到头。以后你去哪儿，再远，我都不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