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烤烟
从小生活在大巴山深处，记事起家里就年年种烤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是我们老家那个村的村主任。乡上发展烤烟增加农民收入，但当时农民刚刚解决温饱，谁都不敢冒着一年收成的风险去种不能当饭吃的烤烟。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那一年正月，父亲在区上参加完三干会后，带回了一包烤烟种子。母亲有些担心，说只看过别人在房前屋后种几蔸旱烟的，还没见谁家把这东西当庄稼种，如果没种成，这一大家人都得饿肚子。父亲刚开完会，满怀信心地给母亲做工作：一来我是村主任，我不带头，就更没人种；二来家里几个孩子上学，指望卖粮食供给他们，怕是连个小学都供不起，区上说了，种烤烟有技术员指导，还包收购，应该是个赚钱的门路。
春节刚过，父亲就把烟籽取出来，准备催芽育苗。烟籽非常细小，黑黑的，圆圆的，有点像油菜籽。父亲小心的侍弄着烟籽，不让我们小孩子在跟前打搅。育苗的苗床要选背风向阳、肥沃平整、水源方便的好田好地。苗床的整理十分讲究，要把一米来宽、十来米长的平地开挖成非常规整的一个水平面，垫上细土和农家肥，浇足水，均匀撒上烟籽，再苫上塑料膜保湿保温。我们家每年育苗的地方都选在自家的菜园地，土地是最好的，水源也近，照看起来很方便。那个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去苗床旁边，用细竹棍敲打薄膜上水珠子，偷偷地掀开一条小缝隙，看烟苗出来没出来，长了多大了。烟苗才发芽的时候特别可爱，两片叶子小小的，圆圆的，嫩绿的叶芽充满生机。
育苗过后，家里就不得消停了。先是要在预留好的烟地里，根据种植的规模，再次整理二段育苗的苗床，这次的苗床与播种时有所不同，是要把苗床整好后，把特制的塑料袋里装上粪土，再从第一次育苗的苗床里优选壮实的烟苗，一袋一株移栽后进行第二次育苗，确保烟苗移栽到大田的成活率。二段育苗结束，就要开始整理大田了。伴随着布谷鸟的叫声，农人的吆喝声响起来了，老黄牛哞哞声深邃而悠远，他们迈着坚实的步履，耕耘在黝黑的希望的田野上。不消几日，农人们就像一个个高超的魔术师，把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唤醒。一行行整齐的地垄上覆盖着洁白的地膜，随弯就势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像是一队队士兵等待接受将军的检阅，只待暮春初夏时节的一场饱墒雨后，农人们就抢抓时令把烟苗移栽进地。
种烤烟样样都难，最难得是大田移栽。难得不是技术，难得是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大田移栽一般都在四月底五月初，时令要得紧，墒情要求高。靠天吃饭的陕南，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是农人们最高兴不过的了。也有时候一等半个月不下雨，种烟的人们就着急了，急着烟苗进不了地。有时候好不容易抢墒栽进地里，又是十来天不下雨，看着单薄的叶子一天天枯萎，种烟的人们更是夜不能寐。记得有一年大旱，家里抢墒把烟苗移栽进地后，迟迟不见下雨，父亲又不在家，眼看着烟苗叶子干枯，患有气管炎的母亲每天从三四里开外的地方挑水浇地，七八亩烤烟，七八千株烟苗，母亲一步一步丈量，一株一株浇灌，不知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我和姐姐周末放学回来，为了能给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也去抬水浇灌烟苗。庄院附近的水井连基本的生活用水都供不住，我们只好到几里外的水沟去担水浇地。母亲心疼我们，怕中午晒着太阳，让我们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再去。那年初夏，崎岖的山路，黄昏的蝉鸣，姐姐担水吃力的背影，是我童年难忘的记忆，也是这年的亲身经历，让我感受到了水的金贵和种烟的不易。
经过两个来月的大田生长，到了七八月份，就到了烤烟烘烤的季节了。烘烤也是很难的。既要体力，还要技术。每季的烤烟大约需要分八九次才能烘烤完毕，每次烘烤大约需要四五天。先是要把成熟的烤烟分批采摘回来，这也是个技术活。得要认清哪些是成熟的叶子。叶子老了，烤出来叶子容易变黑；叶子嫩了，烤出来的叶子容易变青。能卖上好价钱的烟叶是金黄色的。炎热的夏天，在烟地里采摘烟叶是最难受的了。这时候，烟株约有大半人高，低头在地里采烟叶，又闷又热。家里的分工似乎是约定成俗的。母亲在地里打烟叶，父亲用背篓一捆一捆背回家里，我们姐弟在家里把烟叶编在长短一样的竹竿上，等待父亲把编好的烟叶装进烤烟炉里烘烤。烘烤技术决定成败，头几天火要小，慢慢升温，最后一天一夜是要完全烘干的，需要持续大火，烤烟的人整夜都要添火。父亲有文化，肯动脑子，很快就掌握了烘烤过程中的变黄、排潮、定色、干筋几个关键环节技术要点。种烤烟的第一年，父亲烘烤时谨慎的很，母亲都很少参与。到了后来，母亲也成了烤烟能手，父亲就不再时刻都去管了。再后来，父亲到外地当烤烟技术员，家里的烤烟就基本上是靠母亲安排完成了。
烟叶经过烘烤后，再从烟炉里取出来，一片一片的按色泽、长短进行分级，捆扎整齐，送到乡上的烟站等待收购。卖烟的时候，正是农家孩子等钱上学的时候，也是矛盾最为突出的时候，辛苦了一年，收成咋样，就要见分晓了。每天都有成群成队的烟农把烘烤好的烟叶送到烟站。烟农希望评个好等级，卖个好价钱。烟站收购员瞪大眼睛，怕等级给高了，调运时被降等级，造成烟站亏损。收烟的人都是烟草技术员，春季夏季在村子里发展面积、指导生产，秋季在烟站收购烟叶。父亲是村干部，和技术员们都很熟悉，但为了辛苦种下的烤烟能卖个好价钱，在卖烟的时候也竭尽所能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每次去卖烟的时候，父亲先把每捆烟叶根据自己评定的等级做上记号，轮到他了，首先把等级最低的那一捆拿来请收购员定级，如果定的是他理想的等级，他就继续把后面的烟叶按从低到高的次序逐捆上称，因为后面的烟叶越来越好，只要第一称定的合理，后面都会达到理想的等级。这个经验屡试不爽，父亲有时就会很骄傲地和别人说，我这烟叶每到最后一捆的时候，烟站都不知道给啥等级了。父亲每次买完自己的烟叶，都会赶快把同村一起来的烟叶也给帮忙招呼卖完才走。
种烤烟的第一年，我们两三亩的收入就超过千元了，那时候千元收入在农村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乡村通讯员把父亲带头种烟的事迹写成稿子，发表在了地区的报纸上，让父亲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还火了一把。
父亲对烤烟充满了期冀，在村子种烤烟十来年后，他外出做了烤烟技术员，母亲继续在家种烤烟，烤烟是我们家二十多年的主要经济来源，种烤烟的收入供养我们完成学业，走出大山，走向社会。每年过年，父亲都会很虔诚的在烤烟炉上贴一副对联，上联是炉中聚宝无其数，下联是库内存钱有万千，横批是炉中取宝。父亲也饱尝了种烤烟的种种艰辛。有一年，农民父亲有感而发赋《种烟》诗一首：育苗移栽进大田，管护烘烤紧相连。儿问高堂何时闲，要等九月菊花残。
我参加工作后，勤劳的父母还继续种了十来年烤烟。尽管我们多次劝说不要再这么劳累了，但每次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父亲说，你们才参加工作，收入不高，需要开销的地方很多，我和你妈在家种点烤烟，还能为你们分担点，再说，不种烤烟还得种别的啥，总不能让土地荒着吧。父亲决定不再种烤烟，是在那年春节，听说我妻子怀孕了，他说今年少种点，让你妈去招呼你媳妇儿。后来，他在夜里又听到抽烟的弟弟经常咳嗽，他说不种了，坚决不种了，都不种烟了，看你戒得住不。虽然不种烤烟了，但父亲还是经常和我们唠叨烤烟，我们姐弟几个也喜欢和父母一起回忆那些关于种烤烟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