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

那天，父亲捧出一个粗劣的相框，里面放着他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笑眯眯的，戴着个雷锋帽。他跟照片里一样笑着，说："一生搬了四次家，这是最后一次了。照片也准备好了，免得到时候拍个没表情的照片，瘆人。"

搬了四次？我狐疑地看着他，转而就明白了，他说的是生死之事，真正的迁徙其实只有两次。父亲1939年生于水村，虽然只是皖东南的一个小村，新中国的成立还是很快影响到这里的生活。1949年之前的岁月里，祖母准备着两个米缸，每一次都量最少的米，再从"最少"里忍痛抓出几粒，放在另一个米缸里。这个储米缸，救过一家人的性命。祖母去世了，那个米缸还在，我侧耳倾听，仿佛依然可以听见空旷中沙沙的米落声。

1949年后，日子好起来，起码饭是够吃了。但是几年后，19岁的父亲还是完成了他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迁徙：来到湾村。说是为了赡养他孤寡的外祖母，其实是因为家里再次艰难起来：祖母生了六个孩子，他们的食量与日俱增，而田地没有增加；并且，两三个都即将面临成家立业的大事。而湾村的外祖母，有个堪称豪宅的周家大屋，父亲去那里，吃固然不愁，娶亲也不在话下。

父亲的外祖母我称"老太",她是个能干、倔强的老人。她的丈夫排行老三，他的兄弟除了一个因为投身革命定居北京外，其余四个或死于日本人的炮弹，或死于乱世的腐朽。老太的丈夫在汉口乘船回家时，被日本人的炮弹击中。老太没有儿子，自己又是小脚，家族男性零丁，也就没有去收尸了。偌大的屋，仅有她自己形影相吊。

老太很快为我的父亲讲了一门亲事。我的母亲是所有族人都满意的，祖母一辈子都称她"大嫂",不曾直呼其名。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很幸运地出生在这个山清水秀的村庄。这里三面山一面水，山上有花有果有獾有兔，还有适合模拟战争和武侠寻宝的石洞。山下是地，地里种有芝麻、棉花、土豆、花生、红薯。村前的枫河，那是远方和诗歌，水光盈天，渔歌唱晚。枫河的臂弯里，是一大片稻香馥郁的良田，金黄如海，白鹭翱翔。

即便如此丰饶，1975年出生的我，还是尝过饥饿的滋味。每年稍微长一点的假期，我都要一个人走过长长的田路、山路、水路，去我的外婆家打秋风。到我弟弟妹妹时，分田分产到户，粮食终于够吃了，但我们却再次落后了，这幢"豪宅"被拔地而起的小洋楼睥睨着，显出可笑的老气来——改革开放开始了。在农村首先表现为外出打工，我们那儿叫"搞副业".这些房子和他们带回来的双卡录音机、电视机以及漂亮的裙子，都是"搞副业"的结果。

父亲不为所动，说庄稼人不种田弄这个，是不务正业，"要出乱子的！"很遗憾，父亲这次没有"迁徙",没能在身强力壮时，享受开放的福利，为自己挣得一份家业。这是导致他再次迁徙的主要原因——破落的大屋，简直就是父亲自闭的象征。落后不受尊敬是必然的，他的敏感让他更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觉得所有人都对他有敌意，都在嘲笑他，这种自卑逼迫他再次迁徙。这是2004年，他已经65岁了，距离他来到湾村已经40多年，老太已经去世15年。这年我28岁，已经在小城铜陵上班。

这次迁徙是我促成的。一是因为父亲过得不开心，二是由于我二叔的三个儿子都要成家立业，祖屋不够住，打算卖掉到后山盖新楼。父亲怕担当骂名，便问起了自己漂在他乡的大哥。父亲和母亲都犹豫着，三个孩子上学仅靠农业支撑着，他们已经累得像收割后的稻田，根本没有积蓄搬迁、造屋。那时候我已经毕业分配在企业，虽然遭遇了改制，但离岗后的舞台并不小，那几年的生意也好做。我把几年的积蓄都给了母亲，母亲下决心：回来！

回来这些年，父亲是快乐的。有一次，我到田野里催他回来吃饭，看见他牵着牛，在碧草芳菲的田野里，在欲滴的绿意中，唱着年轻时的山歌："小曲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交好的心思两人都有，谁也害臊难开口，啊，难开口……"我笑着回去了。

看看父亲手里的相框，我说："这个你先收起来，日子这么好，活他一百多岁没问题。"

父亲笑了，说："这次你不同意，那我暂时不搬了。"

侄儿跑过来，递上一根棒棒糖，认真地说："我们家许多棒棒糖哦，你搬走，就没有糖吃哦！"他的表情严肃极了。我们都大笑起来，他不明所以，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