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皂角的文章 / 皂角的散文
秋风凉 棒槌响
文/翟传海
天高云淡的时候，村前的小河便热闹起来。飘带一样弯弯曲曲的河床上下，有洗澡戏水的、有逮鱼摸虾的，还有洗萝卜淘青菜的，更多的则是浣洗衣裤、床单和被面的。
经了夏季暴雨的洗礼，经了秋后多日的沉淀，河水不盈不欠，不浑不浊，淙淙流淌，清澈透底。就连河底的沙石、鱼虾，还有那嫩白的草须、树根儿，都是那么的清晰、鲜亮，全都如同大户人家养鱼缸里用心摆设的一般。
鱼儿游在有云彩的天上，鸟儿飞在有鱼虾的水中。大姑娘小媳妇坐在清水荡漾的河边，河边有早就堆垒好的大块洗衣石，紧挨洗衣石的是将将就就的小石凳。大姑娘小媳妇坐在将将就就的小石凳上，双脚全都浸泡在清清净净河水里。
她们跟前一大堆要洗的衣物——准备过冬的棉衣棉被、床单内衣，及其家中放了好久的烂袜子、破帽子，脏手巾、污围裙……
好一点的人家切一块半方不圆、黏而吧唧的棉油皂，挨件打抹一遍。次一点的，会把随手带来的皂角板儿浸泡一会儿，捣烂了揉进的衣物。
皂角放在衣服内用棒槌敲打几下，衣物上就会泛起许多白色的泡沫。娘亲捣碎皂荚弄出里面的皂角籽，剥下皂角籽上的二层白皮儿，在河水中一涮直接塞进正在近前玩水摸鱼的小孩嘴里。嚼起来有点像牛筋，有点像脆肠，筋筋的久嚼不烂，既好玩又解馋。
旧时的衣裳、被面都是用棉线织的老粗布做的，乡村人又要地里滚山上爬地劳作。虽然沾染不到多少油水，但经了多天甚或一个夏季的浸污，也是非得棒槌捶打才可洗干净的。
因而啊，赶到河边浣洗物的老太太小媳妇们，人人都带着一柄把细肚子大、瓷实又光滑的木棒槌。她们在一件件揉抹一些肥皂、棉油皂也或皂角等去污剂之后，便开始了洗涤的第二道工序——棒槌捶打。经了棒槌的捶打，容易吸汗藏灰的粗布衣物就会松弛。衣物一松弛，藏在其中的灰土、污渍全都轻松地脱离了。这算是我们先人们的一种聪明智慧吧！
“嘭、嘭、嘭”，“乓、乓、乓”，棒起水珠扬，捶落声顿起。倘若河流上下大姑娘小媳妇们全都一扬一落，水珠四溅，木槌声声，也是非常优美、壮观的。
单薄的衣服敲击时声音脆响，厚实被单捶打时响声浑厚。紧促的是个急性子，或者是家里人多、事多，洗着被单还惦记着家里的其他事；有节有拍是位老道人，否则要么有心事要么忒细发。她们槌衣洗涮也不耽误说笑，早上吃的是啥饭、中午准备做啥饭、地里的庄稼、猪拉窝鸡下蛋……全都大腔大调、浪声浪气。
“富人家的骡子马，穷人家的捶布石。”在往昔贫困的年代，家家户户别的东西可能没有，但或方或圆，或大或小，敦敦实实的捶布石总是不曾缺少的。为了消除浆洗过衣物的强硬、增加其韧性，妇女们还要在当日下午或晚上，把浆洗过的衣物予以反复地捶打（这就叫“捶布”）。
梆嗒、梆嗒、咿梆嗒……棒槌声声是一个时代的旋律，更是我们儿时心头美妙的歌谣！
皂角树
文/王宪臣
我家老宅的院子里有一棵皂角树，树身约三掐粗，高一丈五六，树头刚好没过我家东屋房顶。我记事起它就那么粗，那么高，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也没见有多大变化。这棵树记载了我们家的历史，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记忆。
我家位居村子的最中央，位置最为隐蔽。母亲给我们兄妹几个说，抗日战争时期，县大队的政委宋飞时和他的妻子就藏身在我家开展地下工作，院子里的皂角树是战士站岗放哨的最好位置，放眼四望，可以看遍整个村子，那浓密的树叶子正好可以隐藏掩护。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当树上绿芽儿一点点地长出来后，整个院落郁郁葱葱，浓荫遮掩。会引来许多麻雀、黄鹂、画眉、喜鹊等鸟儿在树上唱歌跳跃。我和妹妹怕惊动了鸟儿们，就坐在炕上，透过窗户悄悄地瞅着鸟儿们的身影，听鸟儿歌唱。我们家的院子不大，树冠遮掩了小院，把东屋房掩了多半个，夏季的时候，是遮阴乘凉的好处所哩。
随着季节和时光，树上那扁扁的弯弯的皂角会越来越长，好的年景能长到一尺左右。到了秋后，绿色的皂角就变成了黑色。当树叶落得快光了，冬季农闲时，我们用竿子把皂角敲下来，装在麻袋里或用席子圈的囤里。
因了这棵皂角树，使得我们家的人气很旺，左邻右舍经常聚到树下乘凉、吃饭拉家常，小孩子则成群结伙在树下树上捉迷藏、玩耍，树上树下留下了我儿时许多记忆。那时候洗衣粉还没有在村子里普及，供销社里有香皂或肥皂，村里人叫胰子。用肥皂洗衣服是人们奢侈的作为。我们家就方便多了，洗衣服时把收存下来的皂角砸碎，盛一盆水，将砸好的皂角放进去，与衣服一块泡上十来分钟，用手一搓，衣服可干净啦！村子里经常有人去我家索要皂角。用泡好的皂角水洗头，头发会溜光锃亮。要好的姑娘、媳妇常去我们家要了皂角洗头。皂角树上长了许多圪针，这圪针也是宝，说是可以入药给人治病。
1960年至1962年，我们国家遭遇了天灾。我们家兄妹五个，还有一个拐腿的奶奶，小的小，老的老，一家七八张嘴，常常会吃不饱，饿肚子。可能是我在弟兄们中属最小，父母怕我受委屈影响发育，1960年4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将我送给了邻村一家没有孩子的人家。那家人家待我可好了，每天不但能吃饱肚子，还有白馒头、煎鸡蛋。都说养育之恩终生难报，刚刚5岁尚不懂事饿怕了的我，很快就将生养我的村庄和父母忘记了，融入了那个新家庭，与那里的小朋友们玩得很开心。记得中间父亲担心我，前去看我，我却悄悄地藏了起来。秋后家里收获了一些粮食，养父接上我说去一个地方玩，结果把我送回了家，我哭着闹着要走，老半天平息不下来，直到后来二哥把我抱到树上，一个一个地摘皂角逗我，才把我哄下来。父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他舍不得吃粮食，省下来让我们吃，他却因为大量的食用野菜，导致了全身浮肿，1961年的冬天，52岁的父亲撒手人寰。家里的顶梁柱、唯一的整劳力也走了，我们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是皂角树救了我们全家的命。饥饿的逼迫，使母亲急中生智，想皂角籽也许能食用。先砸了一些皂角籽，用水泡一两天，用火慢煮，豆子似的皂角籽竟然膨胀到了小枣一样大，放些盐、酱油、醋，居然十分上口，别有一番滋味。于是家里人就把积攒的皂角全部挖出来，加班加点地砸，饿了就煮些皂角籽来食用，再掺一些野菜和粗粮，终于解决了饥饿。为了赚一些钱应急用，二哥和三哥就用盆子盛一些煮好的皂角籽走街串巷吆喝着去卖。“大个儿的皂角籽，好吃的皂角籽，五分钱一小勺，一毛钱一大勺，快来买呀，来得晚了就没有了！”我和妹妹跟在二哥、三哥的屁股后面，那好听的吆喝声记忆犹新。
岁月如梭，岁月如歌。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艰辛的劳作，随着国家的兴旺发达，我们家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弟兄四个数我小，有哥哥们撑大梁，我自小没有吃过大苦，主事的二哥说，让老四上学吧，不管上多高我们都供他，希望他能够成点事。我上到了那时的最高学历——高中，之后一路辗转定居邢台。家里的老宅子连带那棵皂角树分给了我，近些天，不断有人捎信来，说有人要买那棵皂角树，600、1800，还有出5000元的。我回答说，给多少钱也不买。这棵皂角树有我们无尽的念想。
皂角树下的老人
文/汪兴旺
记忆里，故乡皂角树下的一间旧屋里，住着一位头发花白、满面皱纹的孤寡老人，他就是张大爷。据老人们说，张大爷念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后来由于家道中落、妻离子散而沦为孤寡。他是生产队里唯一的五保户。
念小学时，老师在课堂上领读课文“贫农张大爷，手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的疤。过去受剥削，扛活地主家……”我就想起队里的张大爷，他也是老贫农，而且无儿无女，于是内心隐隐产生怜悯。不多久，学校组织学生访贫问苦，特邀张大爷作忆苦思甜报告。
皂角树绿荫如盖，枝头的鸟儿叽叽喳喳，我们在树下盘腿而坐，聚精会神地听张大爷讲过去的故事。张大爷端坐在台前，捋一把花白的胡须，讲起他过去在地主家当牛做马、受冻挨饿的遭遇。台下一片肃静，老人两眼噙满泪水，当诉说他干活累得屙血、地主硬说吃多了猪血时，引来同学们一阵哄笑。张大爷清了一下沙哑的嗓门，严肃地说：伢们没吃过苦，就不知道甜，要珍惜好日子啊……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后来，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忆苦思甜的作文，我写的《贫农张大爷》，成为班上的范文。
张大爷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来丧子，人生的三大不幸他都遭遇了。他上世纪60年代末落户我队，和乡亲们相处融洽。生产队每年提供他粮油柴等生活必需。张大爷为人谦和，知足常乐，一再要求队里安排他干点力所能及的活。队里考虑他年事已高，让他负责称牛草和牛粪。张大爷很乐意，每天与我们这班放牛娃和拾粪人打交道，一会儿称牛草，一会儿称粪肥，一丝不苟，任劳任怨。有时我们学他的样子，编个葛藤“眼镜”戴着，张大爷见状，笑我们驮个粪筐装斯文，喊我们“牛尾子”。我们也不客气地叫他“老山羊”，他却乐得合不拢嘴。
高大的皂角树下，张大爷坐在盘曲的树根上，有时“突突”地抽着水烟袋；有时戴着老花镜密密麻麻地记流水账；有时埋头翻他的老黄历，帮人掐日子，看节气。说话时，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老花镜跌得很低，俨然一位老夫子。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队里的会计大搞特权，一手遮天，导致队里账目混乱，财产损失严重。社员们忍无可忍，自发起来控告会计的行径。关键时刻，张大爷直起腰板，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顶住压力，出谋划策，联名告发。那年他已70多岁了，有“耳目”威胁他：老了栽花不栽刺，一个老五保，少管闲事！张大爷倔强地说：我吃穿住是队里的，死也是队里的鬼，队里有难，我能不管吗？群众的呼声驱散了笼罩在村庄上空的阴霾，经过一场斗争，村庄又呈现了一片欢腾祥和的景象。
张大爷乐得鼻梁上的老花镜差点跌落下来，他用手捻着花白的胡须，抑扬顿挫地吟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那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不知什么原因，张大爷走了，走得很安详。
皂角树绿了一年又一年，如今也老了，孤寂地站在杂草丛中，似乎默默怀念当年树荫下的小屋，还有常捋着山羊胡子、乐呵呵的张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