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的文章 / 收入的散文

家乡漫述

文/王建波

家乡地处临城县西部山区，境内多悬崖峭壁，且沟壑纵横，坡陡林深，千米以上山峰俯首即是，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闻名遐迩的临城县小天池景区即坐落于此，风景俊秀，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家乡地势陡峭，整个村子很难找到方圆过亩的平整地块，乡亲们修房建屋、开田修路只能沿着山势、河流顺势而为，以致于外地人一进入村子，首先映入眼帘且印象深刻的就是散落在半山腰的人家和星星点点的农田。有些农田修在近乎90度的山坡上，在这上面种庄稼，如果是第一次见到，确实应该感到新奇和诧异。而当地人已经完全适应和融入了这种自然生活，他们在陡峭的山坡上负重行走如履平地。相反，让他们在平地上活动却有些不自然，以致于走路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脚抬得高高的，以规避路上凸出的石头、荆棘之类，让城里人一眼就能猜出他们是山里人。

家乡地理位置偏僻，很少遭受外界的干扰破坏，尤其是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时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至今，村里没有一家工矿企业，也没有大量外地人涌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河道里清澈的溪水经年累月潺潺地流着。晚上，夜色笼罩，山村静幽，人迹萧索，或许只有河里的溪水声、野外的虫鸣能够搅扰人的清梦，其它一点点声音都没有，一切归于阗寂与自然。村里人的日常生活用水，根本用不着专门打井汲水，随便在山脚或者河道旁挖一池子即有泉水涌出，水质清冽，甘甜醇厚，掬之入口，沁入心脾，远非城里的自来水能比。也因了这个缘故，每次回乡，总要带上几个水桶，盛一些家乡的水回来。

家乡的自然植被保存得相当完好，山间村上，大部分时间花草烂漫，郁郁葱葱，枝叶婆娑。周围的山上长满了落叶阔叶林木和高低错落的灌木、荆棘。每到秋天，层林尽染，漫山红叶，即便北京的香山红叶，我想也不过如此，而且这里的红叶分布面积更广、种类更全。野鹿、山羊、野猪、豹子、狼、狐、獾等在其间穿行出没，繁衍生息，时不时给庄稼、家禽、家畜带来一些伤害，当地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山上还有近千种的草类、蕨类、菌类植物，就连至为珍贵的灵芝、猴头、燕窝也不罕见。记得小时候经常上山捡拾干枯的树枝、灌木回家当柴烧，那些干枯的树枝一番雨后往往会生长出许多粘稠透明的东西，而我总是一根一根地把它们悉数捋去扔掉。长大后，别人告诉我，被我扔掉的是一种很难得的野生食用菌类，叫作黑木耳。

家乡盛产野生药材，有200多种，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每到放暑假的时候，父亲总会带上我们兄弟几个上山刨药材。柴胡、黄芪、远志、川穹之类是最多的，也是首选。一个假期下来，挖草药卖的钱不但可以抵上新学期的学费，而且还可以补贴部分家用。而这种挖草药的营生，现在当地人也一直在持续着，这已经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收入来源。

家乡地域狭小，较之平原地区，气候偏寒，农作物除了种植玉米、土豆、谷物较为丰收外，其它都不太适合。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种植核桃和板栗等干鲜果树，因为土壤、气候等因素，这些干鲜果品质地上乘，深受市场青睐和欢迎。好的年头，一家单靠卖核桃和板栗的收入就达二、三万元。山里人纯朴节俭，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项，这些收入维持一年的生活光景已是丰厚有余。

近几年，因了信息的开放和对外界文明的向往，青壮年多以打工、求学等形式离开了村子，到外面去闯荡世界，还在村里留守的多为上了年纪的原住村民，他们执着地守望着身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夕阳西下，蹒跚的身影，袅袅炊烟，奔跑的小狗，远山如墨，定格成一幅永远的乡村图画。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小村的印记和符号。有了他们，小村的记忆才会更加完整，更加深刻，更加亘久绵延。

如今，在国家政策的惠顾和外界文明的冲击濡染下，家乡已经日益脱离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最明显的变化是，通村道路变成了水泥路面，家庭轿车开进了村里，自来水流进了家庭，手机、电脑网络成为生活必需。而且，小村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还邢台青山绿水、走生态发展之路”的号召，着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环境，努力引导村民改变世代斧砍锯伐、木柴取暖做饭等传统生活习惯，推广利用生活废品和庄稼秸秆生产沼气照明做饭，在山间村上广植林木植被，甚至一些赖以养家糊口的农田也全部换成了经济林，村路两旁每隔不远还建起了垃圾池，定点定人，垃圾统一存放清运……

似水流年，家乡永远是我人生中的一页珍藏，是家乡的大山大川草地河流，还有那些可亲可敬勤劳淳朴的乡亲们滋养了我的生命。我相信，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中，家乡一定会更加天蓝水绿山青，在幸福乡村建设的主旋律中弹奏出更加优美的自然之歌。

吴工

文/朱辉

“很久没来买啤酒了，最近那么忙吗？”远远看到我，吴工就打起了招呼。

吴工是小区里一家副食店的老板，由于下岗前是一家国企的工程师，所以不喜欢别人喊他“老板”，喜欢被称为“吴工”。

“我那些在事业单位当工程师的同学，起码月薪都五六千了……”吴工时常会进行这样的横向比较，然后搭配一声叹息。

“你做小生意，收入也不比他们少吧？”我对行情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那不一样啊，社会地位差得远。做生意收入如果不比他们高几倍，别人就不觉得你和他们能平起平坐。”吴工摇了摇头。

吴工是个话痨，通常逮着我就能滔滔不绝说上两个钟头，内容大多是国民经济那点事儿，简直就是一个草根版的郎咸平。

“我觉得今后5年，总体就业形势仍会趋紧……房地产调控措施恐怕很难见效……”说起这些，吴工就很亢奋。我需要做的，只是每隔十几分钟，来上一句“啊”、“对啊”、“是吗”、“这怎么说”……

有一阵子，我纳闷吴工这么能说，何以他的副食店远没有小区里其他几家同行热闹。其他几家店子门口，常年都聚着一堆话痨，从早上到深夜，叽叽喳喳。吴工店里冷冷清清，似乎只有我去了，他才会一个人热闹起来。

“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总理才应该关心的事，你说一般邻居哪听得懂？再说听懂了又有什么用？”吴工的老婆曾对我说。难怪吴工每每看到我像俞伯牙遇到了钟子期，他是觉得曲高和寡啊。

吴工的老婆还告诉我，吴工是纸上谈兵，天天看财经新闻、看国际时事，可是没有一点理财眼光。以前他们两口子单位都有买福利房的机会，成本价，若是买下两套，按现在的市场价卖出去，可以赚一百多万。可是吴工宁可挤着和老爷子住在一起，等他想买了，市面上已经没有了他买得起的房。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吴工有时喝了酒，会在店里哼哼，自我陶醉。可能借着酒劲，把自己幻想成了埋没于市井乡野之中的诸葛亮……

离婚的门槛

文/徐瑞娥

“终于离了！”阿芬喝了一大口啤酒，如释重负地说。这么多年来，每每她家闹矛盾，总会约我出来喝酒，谁叫我们是二十多年的闺蜜，而且我和她老公也很熟。本着“劝合不劝离”的传统精神，我当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她以和为贵，没想到这回突然就离了。

听了阿芬关于她离婚情况的描述，我渐渐明白了，以往我一直以调解功臣自居，原来都是满拧。我那些苦口婆心的规劝，只不过是放屁添风，根本于事无补。他们两口子之所以吵吵闹闹许多年，每每重归于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阿芬的老公阿达为人不错，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更没有出过轨，阿达最大的问题是收入低。刚结婚时两人收入差不多，几年后，阿芬的收入达到了阿达的两倍；又几年，变成了三倍；如今阿达下岗打工，阿芬所在医院效益越来越好，收入比差不多1∶4了。如此背景下，阿芬情绪难免有些不稳定，尤其社交聚会，总觉得自惭形秽，感觉老公拿不出手，于是常常一个人去。阿达自尊心很强而且敏感，经常发生冲突。冲突过后，阿达觉得自己确实对不起老婆；而阿芬细想一下，阿达也并非不努力，只是单位不好……感情基础尚在，两人各自冷静一下，很自然就和解了。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两口子只有一套自住房，好几回几乎要去民政局协议离婚，可是理性地想一想，离婚后住哪儿？阿达的收入租房都负担不起，让阿芬带着儿子净身出户，也很不合适。如果离婚不离家，那离的哪门子婚？

每次几乎到了散伙的边缘，现实条件让两口子退无可退，于是逼着他们各自必须忍耐。忍耐着、忍耐着，心理承受力逐渐加强，于是婚姻虽然摇摇摆摆，却也总能平衡住。

去年，阿达父亲在城中村的私房拆迁了，阿达也得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还建房。最近一次两口子吵架，几天后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儿子归阿芬，阿达住进了还建房。

原来离婚和结婚一样，也是要有门槛的。结婚没房多半难成，离婚也一样。曾有房地产商鼓吹“丈母娘推高房价”，他们的目光还是不够犀利，离婚对于房产的“刚需”他们偏偏没有看到，亏他们中许多人还是离过婚的。

对于诸如阿芬、阿达这样的离婚“老夫妻”，其实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彼此可以忍那么多年，有了房子就忍无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