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露天的文章 / 露天的散文

看露天电影的日子

文/潘姝苗

那时，父亲是军人，周末是部队放电影的日子。不知那天的晚饭是如何草草下肚，大家扶老携幼，扛着板凳，奔向放映电影的地方。张家的小丫头生得伶俐，李大爷的胖孙子还穿开裆裤，钱三家的小妹穿着新棉绸布做的蓝底白花裙，惹得一群姐妹围着看、谈论着。银幕里有戏，戏外的百姓何尝不想过上光鲜的日子。

当时我只有6岁，根本看不懂影片的情节，只是至今难忘放映电影前的一幕：洁白的幕布上闪着星星的黑点，两旁的音箱传出炸响。这时候原本热闹的人群霎时鸦雀无声，大家正襟危坐，仿佛在等待一件盛事。当年露天电影放映的不外乎军事影片，影片内容早已不记得了，但部队列队入场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绿军装、解放鞋、宽大锃亮的军腰带，好不威风。官兵们手拿一样的板凳，齐刷刷走向银幕前排，一声令下，“咔嚓”的板凳落地声整齐划一。电影未开映，战士们就成了群众眼里最好看的景致。

我是坐不了多大一会儿的，最惬意的莫过于在大人观看正酣时，溜到一旁的草地上，同一群小伙伴捉蚂蚱、扑萤火虫。偶尔遇上父母开恩，给一枚硬币，到渴望已久的冰棒箱前买来一支粉红色的冰棍儿，怎么也享用不尽似的。

有时赶上天公不作美，就会出现看到中途暴雨骤下的场景。看电影那场地是片开阔地，没遮没挡，有带着小孩的，把孩子搂紧了躲在放映的平台上，眼睛已经被雨水淋得睁不开，却还不愿错过银幕上的一举一动。等风停雨住，看电影的群众所剩无几，只有战士们仍整齐地坐在那里。而今想来，战士们纹丝不动的背影已化为坚韧的意象，每当遇到困苦时，便来坚定我脆弱的心志。

1986年跟随父亲转业到地方，第一次在工厂的俱乐部里观看室内电影。橙黄色的坐椅替代了小板凳，楼上楼下，足有上千个座位。父亲带着我检票入场，我紧紧抓住他的手，生怕被拥挤的人群冲散。人们说着笑着，嗑着瓜子，嚼着话梅……借着银幕的光亮，我偶尔会看一眼身边或喜或悲的脸庞。那时，进电影院看电影对我来说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只有每年的“六一”，学校才会组织师生集体观看电影，《闪闪的红星》《霹雳贝贝》《葫芦兄弟》让我过目难忘。走出电影院，遭遇刺眼的阳光，回味刚才的电影，竟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一样。

再后来，我常常背着父母，同朋友们偷偷溜进电影院，伴着《少林寺》《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等电影成长。当时电视里没有电影频道，看一部电影的感受简直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参加工作以后，文化资源日益丰富，可以足不出户在家看电影了。不仅电视上有电影频道、海外剧场，而且电脑也提供了视频和专门的电影软件。一天，做着家务的妈妈情不自禁哼起《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曲子，爸爸感慨地说：“我们那个年代，印象最深的电影就是陈冲演的《小花》了。”我觉得难得父母有这样的情趣，就在电脑上下载了视频《小花》。二老观看着曾经打动过他们的影片，脸上透着其乐融融的满足，仿佛重新回到过往的青春岁月。

儿子生长在风和日丽的21世纪，平日他得空就粘在动画片里，陪伴他的不论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史迪仔》还是我们熟识的《猫和老鼠》《白雪公主》，无不让他喜形于色，爆笑连连。

抚今追昔，从硕大的露天电影到方寸之间的荧屏，我不禁感叹起生活的巨变。光阴荏苒，光影流转。

那时的露天电影

文/周少芬

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没有谁不熟悉露天电影的。

一年中，村里难得放几场电影，多半是一些家境殷实的人家办喜事，或是村里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召集群众，才会放场电影。因此，放场电影不亚于举行一场盛大聚会，附近方圆十几里的人家，只要得到消息，总有人会披星戴月，爬山涉水地来赶场。

露天电影一般在村小学操场上放映。村东头的高音喇叭里一播出消息，我们这一天绝对会在心绪不宁中度过。坐在教室里，盼着下课铃声快快响起，太阳早点下山。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我们蜂拥着奔出教室，来到村东头的山坡上，远远张望着那条通往镇里的小道上，载着放映器材的拖拉机来了没有。

太阳还未完全下山，白色的放映布幕便挂好了。放映员在操场上刨两个坑，树上两根高高的木杆，固定好布幕的四角。这时我们就会把家里的长条板凳搬来，在距离银幕的理想位置占一个窝，然后匆匆回家胡乱扒上几口饭，便早早地候在放映场地了。

柴油发电机隆隆响起时，放映场已是熙熙攘攘。老人和小孩一般坐在前面，中间坐着中年人，后面则大多数是年轻人，这些来自不同村子里的适龄青年男女，露天电影放映场成了他们谈情说爱的好处所。人群外围有一些零星小贩，他们高声吆喝着，销售着一些时令农家小吃。

露天电影多在夏季放映，发电机一响，放映机旁的白炽灯便在漆黑的山村夜里发出耀眼的光，格外醒目。就有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和飞蛾在放映机旁盘旋飞翔。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那时总以为放映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以天天看电影。

看露天电影还要看天公的脸色，它和颜悦色，不下雨，不起狂风，我们也看着舒适。可如果看着看着突然下起了雨，又没带雨具的话，那就是糟糕透顶，人们纷纷撇下板凳钻进学校的教室里，小孩的哭闹声和大人的叫唤声此起彼伏。而如果遇见大风，悬挂着的银幕被风吹得一皱一鼓的，上面投映出的风景和人物全都变了形，人不是歪脸就是缺胳膊少腿的，而风景一律哆嗦着，彷佛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减我们看电影的热情。

我也经常去附近的村里看电影，等跋涉一两个小时山路，气喘吁吁地赶到放映场时，电影多半已过半场。我也不觉得遗憾，回来的路上会向看过整部影片的人打听故事情节。往往到家时，已是次日凌晨鸡叫头遍了。

镇里有一座露天电影院，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和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围着，每周末就会放一两场电影。我读中学后，偶尔会花上两毛钱看一场电影，但更多的时候是徘徊在电影院的围墙外，聆听着里面的刀剑交锋时的锵锵之声，感受着他们的成败利钝和喜怒哀乐。临近电影结束，检票员才停止检票敞开大门，我也愿意乐呵呵地跑进去看场电影的尾巴。

而今，坐在宽敞舒适的3D影院里，享受着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视觉和听觉上的震撼，身心俱能放松。但是，我还是怀念那曾让我痴迷不已的露天电影，以及那些期望一场露天电影的青葱岁月。

露天电影院

文/李丁卓

窗外，一只蟋蟀在夜间的寒气里吟唱不止，把初秋渲染得情景毕现。它叫得真好听，叫一阵就跳开去，一跳就从楼下的草丛里跳到了我的床下，又在漠漠的月色里跳出去，跳过高墙，跳过岁月，跳在一场露天电影旁，看人们仰着脸，跟着银幕里的人物喜怒哀乐。

低矮的乡间旧屋，宽阔的土街道，等暮色降临，远远地看见大街上拉起了白色的银幕，几乎和微明的天空融为一体。欢快的小孩跑来跑去，我也就欣喜起来，不知那块白色银幕上今晚又要演出怎样精彩的人生了。我曾梦想着去做一名演员，把灵魂放在不同经历的人生里，用这一世的躯壳去过那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生活。我无法突破的围墙，我不能攀登的星空，我可望不可即的恋人，都可以在电影里以各种方式得到满足，那是一个远比现实更精彩的世界。

看见白色银幕升起，那惊喜的情绪就像一颗快乐的原子弹在心里炸开。我飞跑回去，进门就喊：“今儿黑夜儿有电影儿！”妹妹也惊跳起来，我们必需在院子里跑好几个来回，才能摁住那颗要被快乐炸出来的心脏。娘也早听说了，所以也一脸喜悦，抓紧时间做饭。听说了这喜讯的孩子们就在大街上一路跑一路喊：“今儿黑夜儿有电影儿，今儿黑夜儿有电影儿。”跑到要好的同学家里，又和他一块儿跑出来跑向下一个同学家里。在那鸡鸣狗吠，牛马驾车的年代里，一场电影就是一场盛大的节日。

只要天一擦黑，人们就按捺不住，早早地去占地方。老人会搬一把圈椅，坐着稳当舒适；爹娘喜欢扛一条板凳，挤坐四五个人是没有问题的，碰上谁没有带凳子去，就招呼他，“来来来，坐这吧坐这吧，挤挤。”那人于是就挤坐下，给爹递过纸烟来，一起看电影吸烟；而我们就带个小板凳，或者围成一团，可以坐在最前面。大人们是不愿意坐得太靠前的，需使劲仰着脖子看，又距离大喇叭近，反而听不清。我们却喜欢钻进电影里的感觉，不靠近点儿不过瘾；也有很多人不带板凳，脱一只鞋子下来，垫在屁股底下，或者干脆扯一把柴草坐下。如果电影旁恰好有一个麦秸垛，那我们就掏一个窝躺在里面看，如果是冬天，这个地方就是“兵家必争之宝地”。但也会有一个坏处：因为避风暖和太舒服的缘故，我们常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等到一觉醒来，电影已经散场，小伙伴们也都回家，只留下一条空空的街道，只好自己睡眼惺忪地往回走。

最早看电影是在大队（村委会）的院子里。入秋之后，庄稼都已长成，无需再一遍一遍地锄草，又不到收割时候，恰是农家人难得的悠闲时光。高音喇叭里就喊起来：“全体村民注意啦，全体村民注意啦，今儿黑夜儿大队里有电影，今儿黑夜儿大队里有电影！”其实是开全体村民大会，讲讲政策，批斗批斗抓住的小偷和流氓，总之是要哇啦哇啦讲一大通之后才开演。

电影太受人欢迎了，后来只要有事就演电影，谁家娶媳妇过喜事或者老了人过白事，都会有亲朋送电影。老去的人寿龄高，闺女多，那电影就多。大闺女送一场，二闺女也送一场，三闺女呢，自然也得送一场。在开演的时候，那个放电影的人就会喊：“喂！喂！喂！今儿黑夜儿电影是《黑匣喋血记》《英雄儿女》，是朱庄他大闺女拴马送哩，朱庄拴马送哩。”这拴马就是大闺女女婿。

放电影的人叫建设，兄弟俩，是当时我们最欢迎喜欢的人。他俩长相极为相似，都穿一身绿军装，戴顶旧军帽，国字脸，容貌俊朗有神气，长得好看，长得很“电影”，就算白天偶尔在街道上看到了，也感觉那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他报完了电影名，就熄灯、开机，一道银光射向屏幕，激昂的音乐也跟着响起。

他有一辆带棚的放映车，像一顶长轿子，停驻在距离银幕百米的地方，把棚子升起，架起电影机子，拉好电线，他坐在棚车里工作。最荣幸的就是能钻进他的放映车里，次幸运点就是站在“轿子”外守着电影机子。一高一低两个“圆盘”，胶片一圈一圈地转过去，人物啊，马匹啊，山水啊，都在胶片上印得分明。电影机子嘚嘚嘚匀速地响着，在两个胶片中间电影机子上有个小屏，大银幕上的一切在这里都是反的，却也清晰地纤毫毕现。

然而，我最盼的还是“烧片”，演着演着，因为胶片老化的缘故，又因为放映的时间长了，温度升高，胶片就烧掉了。人们正聚精会神地看，银幕中间现出斑点，随之扩大、发黄，从中间向四周卷起来，声音也变粗、变型。灯光亮起，吧嗒一声，机器关掉，刚才的情景都不复存在。因为惯性，两个“圆盘”还在快速地转动，建设的手法熟稔，停机、卸盘，把烧坏的胶片剪下来，重新接好，再把胶片三绕两绕绕在机器里，熄灯、开机，一切又都继续上演。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他剪下来扔到地上的片子，都一起上前哄抢，如获至宝。对着灯光照，或者第二天对着日光照，那电影中的一幕就如此生动逼真地在眼前了。胶片上的影像近在眼前，而里面的故事却是遥远不可触及的另一个世界。

等到我们稍大一点，上了初中，关注的焦点就离开了电影机子，而在于呼朋引伴地一起到电影的银幕下，在明灭的灯光里去看女同学。特意地，或者无意地，在一片人脸中，光线闪过的地方，惊鸿一瞥，自己所期待的那个娇美的容颜凸现在眼中，心里就像夏日流过了一股清泉。白天在教室里的时候，男女生一贯不说话，那是学校的传统，倘若看见谁和女生说话，我们就一起嘲笑他，追着他俩把他们的名字喊在一起，他们就“羞愧难当”。而在看电影的欢快情景里，灯影绰绰中，就增加了勇气。三两个男生结伴，看见了三两个女生，每一张脸都那么明媚，彼此看见了，就嘻嘻地笑。

一部电影，九十多分钟，一生的恩怨情仇，一世的生离死别，都在一晚上变成了过眼的幻影，空留唏嘘与嗟叹。人生不过百年，每个人却注定了一个角色，一种选择，一种人生，远比不上电影丰富。我们是否应该让它更精彩？时隔三十年，在老家街头邂逅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微笑着对她说一句“好久不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