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对联

散文对联（精选12篇）

古城的年

文/徐祯霞

在古城过了几个年，却从来没有好好地端详过古城的年。今年的新年，因为不用忙年夜饭，因而让我得以有时间在古城的街上恣意地游走。

我的游走是从钟楼开始的。从医院里看望完婆婆，我便走上了街道，可能是因为心闲的缘故吧，我感觉今日的阳光出奇的好，阳光是那样的清澈而明亮，它朗朗地照在古城的街道上，在高楼与树缝间洒下斑驳的投影，将人的身影拉得老长，人在前面走，影子在身后清晰地跟随着。

今日的西安，让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悠闲，街上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个个都悠闲地走着逛着，有携妻带子的，有祖孙三代的，有小夫妻俩的，还有如我一般散心的，在新年的阳光下享受一份生活的自在，没有紧急的事宜，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性，只是随意地在街上寻找一份闲趣。车也少了许多，为数不多的车辆在街上宽松地跑着，让人能清楚地看到空旷的路面，这在平日，是难得一见的，在这座城市，可以说，天天人流滚滚，车流滚滚，人们走在街上，摩肩接踵，一不小心，你磕着我，我蹭着你，是常有的事。西安，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人们来这里兴业，人们来这里投资，人们来这里旅游，西安以它超强的吸纳力迎接着每一个走向它的人，它的匆忙和拥挤是许多城市都具备的，又是许多城市所不具备的。有人说，走在西安，一脚踢下去，就能踢出一个宝。说这话是有点夸张，但是西安的名胜古迹确实在全国首屈一指。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作为当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有着辉煌的历史，早在100万年前，蓝田古人类就在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垣的雏形。经过光阴与时光的沉淀，西安的古老已不再仅仅体现在其历史文化上，也体现在这座城市的建筑上。钟鼓楼、大雁塔、小雁塔、古城墙、书院门、碑林等等，它们皆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迭，讲述着那些朝代曾有的繁荣与辉煌，而今，它们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安静地坐落在西安这座城市中，观看着每一个日出日落，每一年光阴的轮回。

走在古城，总感觉西安就像是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老者，它阅尽了很多的人，它经历了很多的事，有过盛世繁华，也有过凄凉悲怆，它以它的剽悍倔强和不屈，从远古时代一路走来，沐雨栉风，饱经了人世的苦难，却从不曾倒下。它以一种精神和文化挺立在大西北，从而坐镇一方，让历史有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味道。它安详而端庄，它沉静而不阴郁，它是沧老的，却又是极强健的。且看今日之西安，它如一只身姿矫健的雄狮，奔跑在西北的这片土地上，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神采与活力，把一座古老的城市写在了青春的面颊上。

阳光正好，心情正好，满大街的气氛正好。火红的灯笼在我眼前密集地如行走的人一般闪过，它们遍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今天是新年，中国人的除夕，大年三十。俗话说，三十晚上的灯。三十晚上，灯是必须的，而且是长明灯，要亮上一整晚上，它在于驱邪，也在启明未来，照亮未来的三百六十五个白天和黑夜。这一盏盏的红灯，是中国的新年必不可少的元素，它们通过不同的排列与组合，通过不同的形状与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但所有的灯，都须是红色的，是鲜艳明丽的中国红，以一种光照千秋的气势与豪迈呈现出来，引领着人们走进另一个时光的年轮。

书院门，仍有很多写对联的人，尽管在时下，印刷的对联很多，但人们还是崇尚毛笔书写的对联，红纸黑字，既显庄重，又能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和人文的气息融合在里面，这便是手写对联与印刷对联的不同之处。一个摊点被众多人包围着，原来是一白发银须的老者，看模样极有大师范儿，他在书写一幅巨型的对联，这样的对联多是给公司和机关单位写的，门大，对联也须得大，而能将这样的对联写好的人也非寻常之人。看周围人对于老者的极虔诚与恭敬之态便知，文化向来被人尊重，更何况是能将文化拿捏得炉火纯青的人，更让人尊崇。

年是喜庆的，年是热闹的，年是火红的，年又是欢天喜地的，年与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年又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一个老者，正吸着一根旱烟袋，坐在城墙根边的花坛旁晒太阳，它的烟袋呈烟褐色，估计很有些年头了，它的古老或许正如老者的年龄，想必这根烟袋已经陪伴他很久很久了。在他的这个年龄，已经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了，在新年的日子，也不用再为年夜饭操劳了，在袅袅浮动的烟雾里享受着一份生活的安闲，也算是一种幸福，他眼望蓝天，紧一口慢一口地咂着嘴里的烟锅。

地铁站口，一个小孩正弹奏着一把吉他，小孩只有十一二岁的模样，一唱歌，露出了嘴里的豁牙，估计正是换牙的年龄，但弹奏吉他的神情却颇老练，酷似歌手，“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还有那蝴蝶停在上面……”声音稚嫩且童真，在他面前装吉它的皮套上面，路人抛下的零零散散的票子，面额大小不一，看着小孩，我不由自主的笑了，我打开钱包，拿出五元钱，放在了那些大小不一的票子上。一对外国夫妇走来，站在小孩面前看了看，也丢下了一张钱，钱的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孩子行为的鼓励和赞赏，做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勇于进取的人，总是可贵的。而古城的未来，便在于他和如他一般的少年身上。

歌声依然在回荡，我在遐思中新的一年已翩然来临……

年的记忆

文/周成新

每次过年，总会想起家乡，想起家乡的习俗，想起家乡的乡亲。虽然社会的进步早已取代传统，可民风淳朴的农村却还是始终保留着一些过去的传统，并仍旧散发出一股极其浓厚的年味儿，总让人深感快乐和回味……

蒸馒头

在乡下，过年的馒头大多是自己蒸的。作为支撑体力的主要干粮，馒头的方便和实惠胜过现在的方便面。腊月刚开始，乡亲们就开始忙着预约蒸笼，十几层高的蒸笼，承载着新年丰衣足食的愿望。青菜、豆沙、萝卜丝，各色馅料品种齐全、纯手工制作，可按照个人口味随意搭配，条件好的，可以用纯肉馅做成肉包。一家几口围着方桌捏着、包着，一叠热腾腾的蒸笼下来，另一叠生鲜的蒸笼又换了上去。在乡下，每户人家至少要蒸上100多个馒头，那时候没有冰箱冰柜，为使馒头放得久远，常常过完年后馒头便要取出来放在阳光下晒，这样馒头才不会发霉。什么时候饿了，在锅中放几勺水，上面放上几根筷子，随意取出几个馒头放在上面，盖上锅盖，在灶膛里放几把草，一根烟的功夫就可以开吃了。蒸馒头不分昼夜，由于乡下的蒸笼较少，预订之后，家家户户都抢着排队。

点红点是馒头蒸完之后孩子们的娱乐。新出炉的馒头被拣到竹匾里后，等不及冷却下来，孩子们便急着用蘸满红色染料的筷子在馒头上方中心处轻轻按了下去，一个红色的圆点便印在了馒头上方，美观而饱满。如今的馒头大多在包子店加工，但苏北的很多地方还流行自己蒸的习俗，毕竟自己做的既安全、放心，又实惠。

除旧

除夕除旧，年三十吃完中饭，就算再忙，家家户户也要开始大扫除。头顶凉帽，着围裙或者旧衣服防尘，用几根竹枝叶扎成把捆在竹竿上，在墙角的四周掸来掸去。乡下的瓦房灰尘较多，尤其是蜘蛛网，大大小小的遍布满墙。房间、厨房、客厅，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要整理得干干净净。墙角里的每一处都被掸得清清爽爽。几个来回下来，一把干净的竹把上总是被灰尘盖了一层又一层。家里的东西，不用的、损坏的，也只有在此时才能够得到最彻底的处理和摆放。旧的、坏的、淘汰的全部丢进垃圾桶。丢东西也有讲究，如佛像、对联等，一般不能像其它东西一样乱丢甚至扔进灶膛，因为这样不吉祥，按规矩是要丢到河边的。

贴春联

这是一项史上最有年味的传统。对联品种很多，上下联、左右联，有的还要加上横批。按内容分，迎春的、祝福的、招财的，甚至还有祈愿国家繁荣昌盛的，可以自己写，也可以到街上买。买对联十分讲究，因为除了选择内容外，还需分好先后顺序，根据自己房间或房门的宽度、高度来选择。厨房的、卧室的，院门的、内门的，楼上的、楼下的。有门必有联，有窗必有喜。上下联必须分好，否则贴的时候会出现颠倒。

贴春联的原料一般选用面糊，一个较大的碗里放上一大把面粉，倒进开水，用筷子搅拌均匀即可。贴的时候，将对联反面自上而下、自左而右地用筷子刷满，登上凳子或椅子，按照门框的高度、宽度取中间贴好，再用手抚平，一副漂亮的对联便贴成。

乡下的人家重视对联，楼上楼下、瓦房楼房，除去旧联，一圈下来十几副对联常常要贴上几个小时。有的甚至要贴到天黑。总之在年三十祭祀前必须要贴好。只有贴好才能祭祀、放鞭炮。

盼年

文/任静

盼年，是氤氲在久远岁月的一种甘美味道，如今回味那些逝去的岁月，依然倍感亲切。

儿时，年味似乎是循着腊八节来的，当我们围坐在一起喝过腊八粥后，年味便越来越浓了。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便忙碌起来，做年茶饭， 卤豆腐，打扫屋舍，糊窗贴年画，浆洗被褥，小孩子帮不上大忙，递东递西总是可以的。我们乐颠颠地在大院里跑来跑去，给奶奶家送几块豆腐，去嫂子家拎一筐萝卜，去街上打几斤酱油，帮妈妈提着要卖掉的年货朝集市赶去。

到了集市上，母亲将带来的几只鸡摆在农贸市场显眼的地方，任我由着性子满大街转悠。集市上的年货可谓应有尽有，有招财进宝的娃娃年画，有随风呼呼转悠的风车，有上了发条在地上蹦个不停的蛤蟆玩具，有各种衣服布料，更有琳琅满目的风味小吃，卖碗砣的，卖年糕的，卖煎饼的，还有推了车子草捆上插满冰糖葫芦的，屁股后面跟了许多馋嘴的小孩儿。卖鞭炮的摊前，围了不少人，只听“轰”的一声爆响，这些人赶紧捂着耳朵疾步退远，爆响过后，涌来更多的购买者。我怕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便躲到远远的对联摊前。卖对联的老板戴一副厚厚的眼镜，一根绳子上夹着一副副对联，挂在空中，鲜红的对联迎风招展，有用黑墨写就的狂草，有烫金描金的楷体。有位老奶奶买了一副描金对联，让我帮她念：“年年顺景财源广，岁岁平安福寿多，横批：吉星高照。”奶奶听了乐得合不拢嘴，连声夸赞。

大扫除时，我最喜欢看母亲给墙上裱糊报纸，有一沓是父亲从单位拿回来的《榆林报》，母亲裱糊时极其讲究，要头版挨着头版贴过去，一溜儿的“榆林报”字样，按日期整齐划一地排列着。有时翻到副刊上好看的文章，我便要求母亲把它贴到正面，好供我以后阅读。母亲轻易不愿改变审美态度，最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才勉强贴到灶前不显眼的地方。于是，我又盼着蒸黄米馍时为母亲烧火，那样，我可以一边漫不经心地添一把柴火，一边认真阅读那些美妙的文字。

盼望过年，总有些五味杂陈的感慨萦绕心头。在我们童年的印象中，过年除了盼丰盛的食物、漂亮的新衣服，让我们留恋不已的就是一股浓郁的年味，挥之不去。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包饺子、喝酒、聊东聊西，享受团圆的温馨，窗明几净的家里充满了祥和气氛，多了笑声和宽容——在中国最传统的节日里，人们相信年初的几天预示着一年的吉凶，所有的烦恼、责骂和批评都要等到过年以后再说，所以过年的快乐是最恣肆和放松的。

两副对联

文/那琰

快过年了，爸爸妈妈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姐姐突然手里拿着一副对联从屋里出来笑着说：“看看我专门为小妹写的对联。”大家赶忙好奇地围上前去观看，上联写的是：不长知识光长个；下联是：抓紧一分一秒玩。横批是：重点无望。

我看后，气得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当即把对联撕得粉碎，丢在地上。妈妈一个劲地说姐姐：“快过年了，还惹你妹妹不高兴……”爸爸也说：“亏你想得出来……”

我有了爸爸妈妈的庇护，更觉得姐姐有意嘲弄我，心里越发感到委屈，趴在床上痛哭起来。这时，姐姐来到我的身旁，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我唯一的亲妹妹，姐姐是跟你开玩笑，你千万不要当真。因为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姐姐总担心你考不上重点高中……”

当年我正在读初三，可姐姐已在重点高中读高三了。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中游徘徊。细细想来，姐姐的担心又何尝不对呢？

我常常想着那副对联，并把它当成了动力，学习的自觉性增强了，再加上姐姐不厌其烦地辅导，我终于考上了重点高中，姐姐考上了重点大学。

第二年春节来临时，姐姐又专门给我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恒心搭起通天路；下联是：勇气吹开智慧门。横批是：勇攀高峰。我双手接过这副对联，深情地对姐姐说：“谢谢姐姐的鼓励，我一定向你学习，继续奋发努力。”

一眨眼，许多年过去了，姐姐的这两副对联却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写春联

文/徐成龙

学校有个传统，每年春节前都会配合当地文联组织爱好书法的同学去市民广场义务为市民写春联。有一年，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我在省里组织的书法大奖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这一年，我刚好读高三，血气方刚，凭着自己省里获奖的资本，沾沾自喜，自命不凡，认为写春联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在话下。

这是双休日的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暖暖的，没有什么风，前来市民广场休闲的人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喜笑颜开，有叫卖的，有耍猴变戏法的，热闹非凡。市民广场布置一新挂满了红红火火的灯笼，很喜庆，煞是好看。自然而然，写春联的现场也被市民挤得水泄不通。

我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写春联现场，一看桌子排了一长溜，义务写春联的人有十几个。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铺开红纸，旁若无人地摆开架势，泼墨挥毫，一幅雄健浑厚的春联一气呵成。市民看着我书写的对联拍手叫好，纷纷争着要我书写的对联。

看着自己写就的对联被争抢一空，我飘飘然，心里得意极了，灿烂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正当我忘乎所以地书写对联的时候，空气里传来一股酸腐气。我抬头一瞧，一位老人挤了进来，破衣烂衫，头发蓬乱。市民捂着鼻子，纷纷后退，唯恐避之不及。

似乎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块阳春白雪之地，岂能受到玷污？热闹的场景顿时寡淡下来。我眉头一皱，脸色风起云涌，冷冷地瞧了老人一眼。

老人毫不在意，站在我的面前，很投入地欣赏，眼神变得明亮。他不是点头，就是摇头，还不适事宜地咕哝一句。老人声音很轻，我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我厌烦地瞥了一眼，轻蔑地说，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快走吧！不要影响我的书写。老人似乎被迷住了，没有反应，摸着下巴，一动不动地凝视，没有离开的意思。

组织者闻风而来，来到老人面前，挥着手极不耐烦地说，去去去，跟你没相干，干你的活去吧！

老人一惊，回头一看，眼神似闪电，一份愠怒，缄默不语。

老人一站就是半小时，纹丝不动，全神贯注，丝毫不在乎人家的冷言冷语，让我感到诧异。

我换了语气，纳闷地问，大爷，你懂书法？

老人瞅了瞅，掠过一丝笑意，似乎变了人，精神矍铄，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不愿跟老人纠缠，也不搭理，继续书写自己的对联。伴随着我的笔划，老人一会儿“嗯”，一会儿“唉”。我停下笔，仔细打量自己的作品，果然发现老人一声“唉”中，笔划弱了力道，少了精妙。

我心里一颤，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眼前这位平庸而委琐的老人非同一般。

前辈，向你请教。我变得谦逊，递过笔，说，来一下。

老人嘴巴一咧，疙疙瘩瘩的皱纹舒展起来。老人也不推让，挺挺身子，拿起笔，岔开双腿，深吸一口气，自如挥洒。

市民甚是好奇，纷纷聚拢过来，顾不得难闻的气味，把老人围得严严实实，叫好声此起彼伏。老人搁下笔，向大家拱手行礼，说，献丑了。一听，显然是外地口音。

我目瞪口呆，仿佛魂儿被勾走了，眼睛直直地盯着老人书写的对联。

这幅对联铁笔银钩，形同刀剑枪戈，姿似龙腾虎跃，浑然天成，气势恢宏，不同凡响。这样一位看起来卑微的老人，竟有这样高的书法造诣，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自愧莫如。

我要，我要。大家嚷嚷着，争着要老人书写的对联。

我一扫自己目空一切的得意，敬佩地说，师傅在上，请您指点，宽恕学生的不恭。

言重了，言重了。老人笑容可掬地说，继续努力，你必成大器。

我侍候一边，忙着研磨铺纸。老人目光如炬，挥洒自如，一幅幅对联出现在我的眼前。

夕阳西下，天边燃起了红霞，映红了市民广场，也映红了老人的身影。

老人放下笔，伸伸手，弯弯腰，看一眼欢天喜地的人们，乐呵呵地跨上破旧不堪的三轮车，一声吆喝，收废铜烂铁咯，向着前方疾驰而去。

人们齐刷刷地站着，恭敬的目光定格在华灯齐放的远方。

年是难以忘怀的思念

文/姬向新

还没进腊月，网上售卖对联、灯笼的广告已经红彤彤的一片了，提前把人们扯进了对年的期盼当中。或许是年龄的关系，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我却没有购买的欲望，心里倒是盼着年，盼着出门在外的人们可以在年里团圆。

在北方，腊月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季节，数九寒天，刺骨的寒风席卷着雪花，漫山遍野，然而寒冷的天气却丝毫不会影响人们过年的热情。刚进腊月，山村里开始有了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像是在告诉人们：进腊月了，要过年啦！过了腊七、腊八，村里时不时传来的几声肥猪被宰前的哀嚎，预示着人们忙年的序幕被正式拉开。

上世纪七十年代，办年货常常是父亲、大哥和大姐三个人的事儿，他们要赶着毛驴车去离家十几里路的供销社。整整一天，虽然全身被厚厚的棉衣包裹着，可是父亲他们还是冻得手脚发麻，直流眼泪。即便如此，跟着驴车在后面跑的大哥大姐仍乐此不疲。买年货当然要精打细算，要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年货。供销社的柜台前被买年货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三个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提前想好的东西置办好。回到家，一大家子七八口人围坐在一起，对年货品头论足——蓝色的卡布是给男孩子们做外衣的；花布是给女孩子做棉袄的；卤水是做豆腐的；糖精是放豆包馅里的；报纸是糊墙的；彩纸是剋挂钱儿的；红纸是写对联的；那二斤散白酒是给老爸解馋的；撤掉旧炕席，换上新买来的竹篾子席子；带着墨香的年画是最吸引我们眼球的重要年货——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对新购置来的四扇画《三国演义》《西厢记》欣赏的仔细程度不亚于现在人新买回一台液晶电视……这天晚上，一家人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怀揣着每一个人的幸福和满足进入了梦乡。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把买来的年货用在该用的地方。母亲和二姐淘黄米撒年糕、蒸豆包，碾道里一天到晚都是排队等着推黄米面的村人。大姐负责赶制一家人的新衣服，家里没有缝纫机，就去有缝纫机的叔叔家，那里等着做衣服的人也是一个挨一个，父亲指挥着哥哥们泡黄豆，用借来的小石磨盘磨豆浆，经过煮豆汁、点卤水等工序，热气腾腾的豆腐便出锅了，切下一块放到碗里，洒上葱花和酱油，便是一份上等的美味。打好浆子糊上报纸，顿时家里便宽敞明亮起来。晚上躺在炕上，兄弟姐妹几个玩找字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一大家子人都在为年忙碌着，家里到处热气腾腾其乐融融。过了腊月二十三，忙年的节奏还不能停，给家里大扫除，拆洗被褥，洗洗涮涮，反复清点生怕有遗漏，如春节期间要用的劈柴、清理院子的角落，上坟祭祀的用品，新衣服的扣子和锁边等。父亲叮嘱说：“从今天开始每天都是过年，不许吵架打坏物品。不然，明年一年都不顺利。”

最有趣的事是，村里几个文艺骨干组织几个能拉会唱的年轻人在学校排练节目，京剧《沙家浜》中《智斗》的片段当然是重头戏。桂香扮演阿庆嫂、李奶奶两个角色，宝海既演刁德一又是板胡师，刘武演郭建光，李桂珍扮演铁梅，大伯屠国柱是李玉和的最佳人选，几个人字正腔圆的唱腔把剧中的人物演的有模有样。

终于，在人们的忙碌中迎来了大年三十。大清早，鞭炮双响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准备了一个腊月的吃喝终于摆上了桌，村里的人们似乎要把忙碌了一年的收获都赶在这一天展现出来。最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小孩，吃完早饭，小伙伴们就急不可待地穿上新衣服跑到街上互相炫耀。男孩子揣着卖猪毛买来的小挂鞭，拆开了点燃一个一个扔出去，“啪”的一声脆响，惹得没有鞭炮的小伙伴满眼都是羡慕。这时，各家各户开始贴对联、挂挂钱儿了，红彤彤的对联格外醒目，低矮土房子的门楣、窗楣都贴上了红绿黄相间的挂钱儿，平添了几分喜庆，我和几个小伙伴掐着腰嘴里含着糖块，揺头晃脑地欣赏着各家的对联。对联的内容大致相同，写的最多的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最特别的是村东头老刘家的对联：二十年寒窗苦读功成名就/再现辉煌有理想投身大庆，一副对联写出了莘莘学子努力考取功名投身祖国建设的理想抱负。

大年初一的最主要活动是串门走亲戚，互相拜年。从初一到初五，村里的秧歌队一般会集中排练。只有锣鼓一响，人们就知道练秧歌的时间到了。老实巴交的邻家二叔，不善言词，惟独对扭秧歌情有独钟。一日，他正挑着一担水往家走，突然锣鼓声响起，二叔竟挑着两担水，踩着锣鼓点扭起来，一起来挑水的人们被逗得前仰后合，二叔却全然不顾，扭着秧歌径直回了家。日落西山，吃完晚饭的人们聚在小广场，排成两队，扭起了欢快的大秧歌，喜庆的锣鼓被敲得震天响。伴随着锣鼓点的节奏人们扭得整齐有序，两个领头人配合默契，不时变换着队形，编杖子、卷白菜心，队员们转成一圈，拉彩的伞头要练练嗓子，保证字正腔圆，好不畅快……看秧歌的赏心悦目，扭秧歌的酣畅淋漓。

正月十四是元宵灯会的第一天。扎彩灯的活是钱家老爷子的事，制作彩灯的材料是秫秸秆和彩纸。钱家老爷子做出的白菜灯绿莹莹、荷花灯粉嘟嘟、西瓜灯红通通、五角星灯、八棱锤型，最有趣的是“兔子挑眼灯”。在灯笼上画一只肥大的兔子，挑着一对大眼睛，寓意即使瞪大眼睛也挑不出灯会的毛病。

正月十四晚上是起灯的日子。秧歌队员根据各自的特点妆扮成各种人物，瓜子脸的画成孙悟空；俊俏的画成唐僧；方脸的画成猪八戒、沙僧；扮“傻柱子”的翻穿着皮袄；演“老媒婆”的耳朵上挂着红辣椒扛着大烟袋；长胡须的“渔翁”抱着船桨；“浪荡公子”拿着小蒲扇；满头插花的“新媳妇”摇摆着腰肢；狐假虎威的“衙役”拿着一截铁链维持着秩序，还有“灯官爷和灯官娘娘”带着四个丫鬟跟在队伍的最后面，人们举着彩灯的分成两队跟在秧歌队的两侧，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出发了。此时，准备迎接灯会的人家早已做好了准备。秧歌队拜年通常是从村东头开始的，按着前街后街的顺序挨家挨户的去拜年送祝福。到了主家的大门口，主家点燃一挂鞭表示欢迎，进到院里，举灯的站在两侧，秧歌队在锣鼓声中打个场，这时候，“灯官爷”和“灯官娘娘”在主家事先准备好的桌子前坐好，“四个丫鬟”站在身后，桌子上摆放着烟酒、糕点、瓜子花生和糖块，还有斟好的白酒和茶，秧歌队成员可以喝喝茶稍作休息。接着，分别由“伞头”和“灯官爷”说唱上一段喜庆的的祝福语，诸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最后，在“灯官爷”“丫鬟们，起灯”的吆喝声中，举首灯的人先动起来奔向下一家。这时候，“傻柱子”蹦跳着把桌上的酒和糕点一股脑倒进肩上的褡裢里，扬长而去。这样的活动一直要闹腾到正月十六夜晚扣灯。

时过境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村里陆续盖起了砖瓦房，刮上大白的屋子整洁明亮。日子富了，人们手头宽裕了，年货的品种丰富多样，忙年的人们越来越轻松了，但又感觉少了点什么，似乎没了从前的情趣。好在如今信息发达，大年三十贴上对联，放响鞭炮，吃完饺子，微信群、朋友圈里就热闹起来。

又要过年了，又想起曾经的年，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思念……

手写春联的旧时光

文/米丽宏

那时，村里的腊月，像一挂小红鞭，一粒粒，爆得脆生，迅速，有声有色，瞬间便引爆了大寒。风冷得嘎巴嘎巴的。天空不是飘着雪，就是洒着很醇的阳光。其实，雪和阳光都像村酿，雪把火炉边的村故事洋洋洒洒飘得哪都是，冬阳却把靠在北墙根下的老头儿们，灌得脸上都有了红晕。

我一个媳妇家，哪有老头儿们悠闲。好容易放假了，把我的石头小南屋，扫了蛛网，擦了墙壁，换了新的油画、卷轴；把沙发巾、床罩，轮个儿清洗；柜子里的旧杂志清理出来，新买的书籍，捧着放进去；再在亮闪闪的柜玻璃上，粘一个胖乎乎戴草帽的小孙猴。看狭仄的屋子里，有了清新的年味，我就该腾出心思为邻居们写春联了。

上世纪90年代，学校都已不设书法课，能写毛笔字的很少，周围那片邻居“矬子里面拔将军”，把我给寻了出来。不知谁起头儿，大家纷纷把大红纸送往我家。也不管我写得好赖。谁叫我是个教书先生呢？

既然看得起，我就不再推辞，挽起袖子就上阵了。每年写对联，西邻那个爷爷辈的老人家，就会拿着自家的碟子，过来帮忙。裁纸，添墨，牵纸角，把写好的对联双手捧着放到地上。他似乎还有点老派的恭敬，跟我配合得很是默契。我的孩子一周岁大小，被孩子父亲捉着后衣裳的背带，在屋子有限的地面上，跌跌撞撞地跑。

是腊月二十五六的样子，年糕蒸出来了，豆腐压出来了，杀猪煮肉，骨头都啃过了，年事已接近尾声。小贩子，见缝插针在乡下游走，南窗下的街，常有吆喝透进窗棂，“收骨——头！收头——发！”小贩把吆喝弄得入味，前两个音节晃晃悠悠，优哉游哉，轮到“头”和“发”，就弄个急刹车，刚出嘴唇，戛然而止。我的孩子，一听这声音，就静止一霎，之后，兴奋得双臂乱舞，也附和着吆喝：“收骨——斗！收斗——佛！”可怜她字还说不清，音调却调配得惟妙惟肖。

三个大人就停下，一起大笑，笑声暖暖的，跟满屋子的红对联相映生辉。

往往要写一整天。橘黄的夕阳斜照进窗棂的时候，对联干爽了，我用毛线把它们捆成一卷一卷，依次排着队，像幼儿园的孩子，被各家领走；邻人来取对联时，都不肯空着手，几块豆腐，几方年糕，或者一盘炸油果，还有花生之类零碎的吃食。我也不拒绝，将超市买来的糖果，装一小袋子，交换一下，给他们带回去。

裁对联剩下的一堆纸片，也被我写上吉祥字，“福”“安”“喜”“丰”“余”“旺”，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这些吉祥的纸片，因为我的劳动，被赋予特别的含义。我祝福并感恩那些跟我们相濡以沫的草木、农具、牲畜、家禽，乃至帮我们过日子的缸、坛、灶、屋，祝福它们也过一个吉祥年。

三十那天下午，我把红红的纸片分给左邻右舍，让他们贴在床头、门边、厨灶上，粮仓里，牲口棚；我家也贴了满院子，红艳艳一片，喜气盈盈。我的孩子被她父亲抱着，跟在我身后睁大眼睛看，她纯纯的眸子里，闪动的吉祥，让我瞬间感动莫名。

如今，城里乡下，手写春联已经很少了，商家赠联，卖年画儿的顺带卖春联，再没人再来寻我写春联了。不知怎的，手闲下来，倒好像缺失了一种年味。那样挥毫泼墨的安静里，竟然也蕴含着淳厚、温馨的年气息哩。

过年贴春联

文/枫林雁子

小时候，住平房，带个大院子。每逢过年，妈妈总是早早地买几张红纸，拿上一盒烟或者一些吃的，找人帮忙写春联。然后到了大年三十的上午，就叫我用面粉打一碗浆糊，拿上用高粱穗子做的小刷子，把春联和福字贴到大门上。

那时我个子矮，就端上一个高的木头方凳，放到大门边。贴的时候踩在高凳上，弟弟也在一旁帮忙。过年的时节，正是新疆的数九寒天，外面气温至少也是零下二十多度，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在外面刷浆糊。常常上半截浆糊刷好了，下半截还没有刷，上面的浆糊就已经冻成冰了。

因此，我和弟弟就在家里把浆糊先刷到对联上，然后我拿一条迅速地跑出去，快快地贴在门上，然后再跑回来拿另一条出去贴。有时粘不住，就叫弟弟赶紧把浆糊拿来，再刷一下。常常是把大门上的对联贴好了，手也冻麻木了。

大门上的对联和福字贴好了以后，再贴进入房子的大门，最后是房间里厨房卧室的门，上面只贴一个福字就可以了。我们常常是把福字倒贴的，边贴边大声说“福到了”，爸爸妈妈乐的合不拢嘴。

那时的生活比较艰苦，爸妈是舍不得花钱买对联的，几毛钱买的红纸可以写好几幅对联呢。后来我上中学了，在学校里也学习了写大字，妈妈从此再不求别人写春联了。买了红纸和墨汁，让我写，纸和墨一次用不完，留到下一年用。只可惜我的书法糟透了，不知道是老师没有好好教，还是我没有好好练，反正每周一节的大字课，根本就没有改变我那歪歪扭扭的字，我也懒惰没有多花时间好好练。但是妈妈执意要我写，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写了。

那时候连队里懂书法的人没有几个，路过的人看到我家门上的春联，往往笑着说：“这字是丫头写的吗？没有谁谁写的好，不过也不错，比买的便宜多了。”我听了，非常不好意思。

再后来，我们都出去上学了，就再没有写过对联了。每到年跟前，街上到处都是卖春联的，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应有尽有，而且还不贵。那时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好起来了，爸妈总是早早地把各个门上的对联、福字和门神买好，单等着我们到大年三十的上午贴上。我们依然会在贴福字的时候倒着贴，并且大声说：“福到啦！”

儿时乡下的文化年

文/章中林

过年，现在都提倡过一个文化年，有品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原有的过年文化却渐渐消失了。站在新年的门槛前，忽然有些留恋儿时在乡下过的文化年了。那时的年文化活动集中在腊月和正月，主要是：剪窗花、写对联，做灯笼，唱年戏，舞狮子和舞龙。

一进腊月，女人们就开始忙年。剪窗花是她们所有活动中最具文化气息的。家中女人巧不巧，一看窗花就知道，因此，女人很看重它。我的母亲是剪窗花的高手。她剪窗花从不打样，拿起来就剪。那回，登云婶和小莲姑来向她学剪喜鹊。她看她们头碰头地捧着喜鹊比较，神情专注，随手就剪了出来，并取了个美名：鹊上云莲。这有什么美的？父亲说，这题目寓意好，有诗意。喜鹊有喜，云莲即云上之莲，寓指眉头，连起来就是喜上眉梢。没想到母亲手巧，心也这样巧，难怪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闹着要跟她学呢？

母亲忙到小年之后，父亲也忙了起来。他上过五七大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那时，没有现成的对联买。过了小年，乡亲就拿着红纸来找他。他向来好脾气，谁来他也不推辞。每次写对联，纸裁好后，他就坐下来，等到觉得心静了才动笔。一动起笔来就一发不可收，连饭也顾不上吃。他也喜欢编对联。那年，家里做新屋，他拟了一幅对联：门外田地铺锦绣，屋临池塘横彩霞。老师们看到了，称妙：一铺一横境界全出。得了老师的夸奖，他更得意，有事没事就到对联前，自我陶醉一番。

做灯笼父亲不怎么在行，有时灯笼糊好了，蜡烛一点就毁。即便如此，他每年还是坚持给我扎灯笼。有一年，他不知向谁学做了一盏走马灯。元宵节那天，他把灯笼挂在屋檐下，点起红蜡烛，走马灯自动地旋转起来，不断地变换着图案，让人觉得神奇。走马灯上的小动物是我一家人的属相。父亲这样设计，或许是想我一家生活温馨、美满吧。对此我并没有注意，我得意的是，那些往年在灯笼上压我一头的小伙伴都围着我看，羡慕着我。

唱年戏一般在正月。父亲对唱戏没兴趣，但是母亲喜欢，我自然就有机会钻着去看。母亲看戏还能回家唠叨几句，说一点戏文，有时还为剧中人抹一把清泪。我呢，对于什么剧情是一问三不知的，我跑来跑去就为一个热闹。因为到了戏台下，有相熟的小伙伴，母亲一般也会给我买瓜子、甘蔗或者冰糖葫芦。虽然我从来没有安静地看过戏，但是因为母亲，我知道了岳飞的精忠报国，陈世美的忘恩负义，杨四郎的人伦亲情，这也算是经历了最初的做事为人的启蒙教育吧。

县城的舞龙舞狮比武大戏，我没看到过，但是到村里来的我却经常看到。父亲一生喜欢热闹，只要有人找他接龙或者接狮子，他都会乐呵呵地答应。舞狮中我最喜欢的是狮子上八仙桌叠罗汉拿礼包。锣鼓激越起来，狮子活跃起来。狮子抬头望望礼包，摇摇头。狮头立起来，“啪”稳稳地上了第一层桌子，狮身也上去了。接着，狮子上到第二层桌子。爬到最高层拿礼包了，舞狮的两个人必须配合默契。狮头看准礼包的位置，他们逐渐靠拢，团起来，宛如狮子戏尾。突然，狮头一上扬，狮尾立即举起他，狮子站了起来。狮嘴一合，礼包被咬了下来，狮头一摆，礼包被下面的人稳稳接住。那精彩的场面，到今天，我依然念念不忘。

几十年过去了，故乡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儿时乡下的文化年还历历在目，恍然就在昨日。

父亲与春联

文/秦骏

父亲出身书香门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平素不嗜烟酒，独爱书法，而且有过硬的“童子功”，是村里公认的“书法家”，倍受礼遇和尊敬。村里百来户人家，年前，大门小户将裁好的红纸，标上记号，依次卷好送到我家。甚至，连周边的亲友也来凑这个热闹。

父亲有求必应，根据先来后到的次序，对照历书和手抄本上的对联，张家四代同堂，则有儿孙绕膝的写法；李家土中求财，便有勤劳致富的写法；王家孩子喜获中考头名状元，更有头名状元的写法……就这样挨家挨户地写，写好后，按对应的门的顺序叠好，再打上标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农村都是茅草屋，后来是土墙瓦盖，再发展到了砖瓦结构，这段跨度差不多有二三十年的时间，父亲从不间断，坚持为左邻右舍写春联，遇到个别门户房屋多的，差不多要写半天，而且不收分文报酬。

父亲伏案书写时，哥哥们便将写好的春联麻利地挪到里屋和厢房晾干，就连院落也铺天盖地，迅即被红艳艳的对联所淹没。大哥二哥沉稳，主动帮父亲牵引纸张；三哥灵气，刚上初中就能帮写“陪对”、“报条”之类。我和妹妹要么邀上一帮小伙伴到野地里堆雪人，要么拿根竹竿敲打屋檐的冰凌。不但不能为父亲分担，反而还会添乱，偶尔到里屋翻箱倒柜，把畜禽也放了进来，对联被抓破了，父亲只好重写予以替补。不少大爷大伯来取对联时，经常捎带些热气腾腾的包子来，让我们兄妹几个先解解馋。

上了小学，我看到父亲写的，而且我也轻易能够认识的对联有：“天长地久，代代兰芬”、“鸡生大蛋，鸭生满栏”、“大粪三千担，肥猪八百斤”、“一人巧作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等等。父亲还为我们兄弟卧室写下“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尽管有的字面意思我没有完全弄懂，倒也喜欢在嘴上念叨。父亲写到关键联语时，还不由自主地停笔为我们解读分析一番。每写成一副，脸上总会浮现喜悦之色。

后来，母亲因病英年早逝，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一边赚钱养家一边操持家务，自己都顾不上休息，还每年坚持帮乡亲写春联。三哥看到别家正热热闹闹地“忙年”，而父亲没日没夜地写上一个多星期，三哥也偶尔会闹情绪。尽管父亲累得腰酸背疼胳膊肘也痛，仍一边拍打后背，一边和蔼地对三哥说：“都是乡里乡亲，谁能不求个人，在别人看来兴许是难题，在我看来只是举手之劳。”末了又加一句，“你爷爷以前是私塾先生，案头的砚台和这支‘狼毫’，就是‘老人家’传下来的，早年在村里他也是这么干的，就连去世前也不曾停过”。

受父亲的熏陶，后来，我也加入到“打下手”的队伍中，兄弟几个学着父亲的样子，虽是涂鸦，父亲却也时常投以赞许的目光。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为什么有的人家春联是黄色的呢？”父亲说：“春联起源于‘桃符’，大都用红纸书写，但庙宇用黄纸，家里老人去世了，晚辈家一般从当年起三年不贴红春联，守孝头年贴黄对联，次年贴蓝对联，第三年贴绿对联。也有的地方干脆三年都不贴对联以寄托哀思。”没想到，小小春联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呢！

村里有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记得父亲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副春联，上联：“迎送远近通达道”，下联：“进退迟速逰逍遥”，联语颇有意味。我很感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问父亲此联如何理解。父亲告诉我，老先生乃远近闻名的村医，风里来雨里去，再苦再累，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方便村邻求医问药，如今虽然年老，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他曾经赋予我们的恩惠，预祝他老人家晚年康健、长命百岁！

节日里，村里的男男女女少不了要外出拜年游玩，父亲不太爱走动，却独自在村头踱来踱去，时不时地停下脚步看一看沿途的春联，遇到熟人，还会向他们说说某副春联的意思和用途。父亲有时背着手凝视贴在各家门户上的春联，神色悠然又陶醉。想着那些书法作品都出自自己之手，融合着自己和孩子们的辛劳与创造，父亲心里一定美滋滋的很有成就感。

父亲不但春节写春联，就连平时哪家砌房造屋他也会给人家写：“上梁巧遇黄道日，竖柱恰逢紫微星”，写成后还外加“文昌化解”、“百无禁忌”各一幅和“福禄寿喜财”若干。稍有闲暇，父亲不仅给我们讲史上首副春联的由来，还给我们讲“福”字倒贴的用意、春联的结构和春联的奇闻轶事。

一次，父亲讲了个故事，“小镇有个木匠，春节前在自家门前贴了一副春联：曲尺能成方圆器，直线调就栋梁材。木匠的右邻是药店老板，他见近邻因贴出春联后生意十分红火，也在门前贴了副春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病人见药店老板心地善良，纷纷到他店里去买药。”我听得入了神，心想春联的作用还挺大的哩！

村里有个朱姓剃头匠，父亲第一年给他家写了“旧貌一剃了之，新颜从头开始”，横批：“头等大事”。第二年，朱家又来请父亲写春联，我心想父亲会不会沿用去年的内容呢？但见父亲不慌不忙，写道“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随着村里读书人的增多，偶尔，也有一两个大学生自愿为村里人代笔，大街小巷也有专门代笔和出售春联的，于是，父亲的“手艺”逐渐就淡了。

今年春节，我回乡看望父亲，发现房子越建越好，住的人却越来越少。回首当初我梦想起航的这个地方，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在我眼里它却变的有点陌生，过年的气氛越来越冷清，且轻且淡且落寞。一切已然翻篇。刚进门，父亲便告诉我，街上买的春联尺寸、内容一般不太适合，现在村里每家每户的春联大多数来自书店、地摊，虽然读书的人多了，写对联的人却越来越少。见我愣着没有反应，父亲又特别补充道：“咱家以后的春联还是由我自己来写吧……”

年的守望

文/文猛

中国人特别看重年。父母在，家在。家在，年在。年在，家在。

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不管在何方，不管人生多么的不顺，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赶回老家过年，过年就是关于家关于亲情的集结号。

等到我们作了父母，眼巴巴地盼望孩子回家过年的时候，等到的是孩子滴答脆响的短信：“过年不回家，相约看大海”。

海边应该是阳光灿烂，温暖如春，短信飞到我们手中，却是寒风习习，透心如冰。事实上，年年岁岁花并不相似，岁岁年年年并不相同。我们作为正一天天老去的父母，看着关于亲情关于团圆的年味正在我们的下一代心中渐渐淡漠，我得给我们的孩子们讲述我们曾经的年，对年的守望就是对厚重的华夏文化的守望对血脉亲情的守望。

对年的渲染与珍重最华彩的乐章应该是在乡下。在乡下，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过年。农历腊月一到，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锄头擦干净了挂上了架，马车卸下了支起了架，年猪拉出来摆上了案板，院子清扫了洒满了芝麻秸，彩车、狮子、龙灯扎起来开始了排练，在外面干事的人也燕子般纷纷赶了回来，整个村庄都沉浸在过年的幸福之中。这个时节，最紧俏的是屠户和裁缝，最忙碌的是父亲和母亲。尽管这样，父母脸上仍然乐呵呵的，苦累了一年总算有了尽头，即使不能穿得珠光宝气，吃得富丽堂皇，但总可以暂时卸去对庄稼的牵挂、对农活的盘算、对账单的揪心，平平静静的坐下来，领着全家老小美美地吃几天、玩几天、乐几天，过年俨然辛苦人生中一个温馨的驿站。

我永远记着1984年全家团年的年味。从成长的收获中，那一年是我们家最丰收的年景，我家六弟兄中，老大成家当了爹，老二招聘为乡里干部，老三参军去了部队，老四考上大学，我考上了师范，弟弟上了高中。

到了团年那天，院子里洒满了芝麻秸，我们走在上面发出啪啪的响声——母亲说这叫踩碎（岁）。天还没大亮，村庄家家屋顶上冒出了浓烟，邻居们陆续来到我家写对联，不管生活多么的清苦和灰涩，乡下人都十分看重那大红的对联，给生活一抹红，给心中一抹红。

父亲已经病倒在床，为了孩子们读书考学，家里早已经空空如同那同样空空的粮仓。写对联的事情就交给我这个所谓的秀才。给邻居们写好对联，父亲说你也该给咱家写一副吧！

望着屋梁上曾经挂满腊肉的地方空空，望着屋里曾经摆满家具的地方空空，我们的心也空空，可是院子里红红的对联红红的笑声，给了我们无尽的希望和火红，我写到：“老大当爹老二当官老三当兵生正逢时六六顺，老四大学老五中专老六高中金榜题名全来到”。全家又是一阵笑声，连忙着煮年饭的母亲灶屋里剁菜的声音也那么惊心动魄，母亲说这叫“剁小人”、“剁霉运”，把寡廉鲜耻的宵小之徒把一切的不顺心不如意剁在刀下，确实过瘾。

母亲大声喊：“吃团年饭啦！”那声音喊得我们口水直流，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上桌，得先拜祭。父亲叫大哥把祖先的神主牌位擦拭摆好，端了茶盘，那年家中没有办法杀猪，盘中装有从邻居家借来的猪头猪尾，再摆上鸡头鱼头、大米饭之类，到地坝院中拜天，到堂屋中拜祖，到猪圈中拜猪大菩萨，到土灶前拜灶王爷。最后端了茶盘中的大米饭，到房前屋后的果树上砍一个刀口，按几颗米饭进去，以祈求来年瓜果丰收……我们不知道诸神和祖先们会不会下界，会不会听到我们的诉说我们的期望，但我们的心暖暖的。

这般热热闹闹的拜祭之后，开始吃团年饭了，注目那些菜，我们惊呆了：有通红通红的肘子，有墨绿的鲤鱼，还有香喷喷的鸡……母亲不是神话中能呼菜叫酒的龙女吧？

母亲不说什么，只是要我夹一块肘子来尝尝，并且小声在耳边叮嘱：“别出声！”我夹了一块“肘子”往嘴里一塞，呀，是冬瓜做的。我明白啦，更加夸张其词地说：“啊，好肥好香啊！”大家一路夹下去，原来下面的鱼是葫芦瓜做的，鸡是南瓜做的……母亲说：“我明年一定要做些真正的大鱼大肉来招待你们！”大家没有说话，幸福而满足地吃着……

今天，在我们的团年饭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倒满了好酒，可是桌子上没有了父亲，父亲走上了青山，我们的好菜该夹给谁，我们的好酒该敬给谁，这才是我们的痛……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读到我的文章读到我的无奈，在除夕钟声敲响的时候能够脆生生的敲响家门，和父母一起守望我们的年那绝对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这个庭院

文/朱立新

文泸先生在巷道里疾走，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拐，我和马钧老师紧跟后面。

先生不时提醒，“小心这儿有积水”，“这儿有个土坎坎”……还边走边自嘲着：“我们郭拉村的小巷道在贵德是出了名的，像祝家庄的盘陀路。”

不一会儿，就看见了先生家的庄廓院。

土黄而斑驳的大门镶嵌在粘土夯筑的墙上，是典型的农家风格，结实，朴拙。紧挨大门左侧的墙上挖出长方形凹槽，镶嵌了一块黑色大理石，上下面各有“贵德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贵德文化名人故居·旧居）”和“贵德县人民政府立”字样，居中用繁体字镌刻着：“王文泸庄廓院”几个大字。

大门是扣了的。先生高个子，瘦削的大手很轻易地触及了熟铁拧丝门扣。“咔喇”一声铁质的脆响，接着稍长一声“吱咯”的门响，两扇厚实的门扉被先生推开了。

突然想起了一句话：门就是为了打开，才挂在墙上。

跨进门，是一个大约一亩的大果园。循着一米宽的土路径直走十来米，眼前霍然出现了又一个坐北朝南的咖啡色大门，被高大的、很有些年代的土墙挟裹着——终于明白，这就是先生的老宅了。它建筑在被外墙包围的果园内。园子包庄廓，是贵德乡下常见的一种居住模式。

先生已经进门了。我们迟疑徘徊在门外，生怕自己沾满世俗尘土的脚步，惊扰了先生庭院的静谧和洁净。

一缕秋阳斜射过来，正好照着大门门框上的大红对联，马钧默念着：“祖业犹共泥墙在，诗情每随桃李发”，然后举起相机对准了对联。

“进来吧，快进来坐，”先生从庭院内招呼着。

进得门道，看见一条红砖铺就的小径将院内花园一分为二，东边花园内花木扶疏，芍药、月季、石子梅、丁香、川草等和睦共生，叶绿的、黄的、猩红的，一律在秋寒中萧然卷曲，尽显繁华过后的坦然和安详。而院角一丛硕大的牡丹与众不同，花苞早已凋零，但枝桠绿叶分外茂盛，郁郁葱葱，生命的痕迹扎实地延续在每一片叶子的脉络间。想来这便是先生曾在《火烧芍药酒牡丹》文中的那棵“花树大如巨型圆桌，几乎占去花园三分之一的面积”的牡丹？今年是否被酒水浇灌？是否开了“闹哄哄的一大片，幽幽香气冲得人动”？

——花树不语。

西边花园里栽种了几株木本植物，有杏树、李子树、油桃树、樱桃树等，树上不见果子，想必是被人摘去，或者被风吹落了，被鸟衔走了，或者熟透坠落了，不得而知。但果子一定垂挂过，像我们每个人，曾经来过，又悄然离去。

花园靠北，是一排刚翻修的房屋，应是庭院正房了。青砖矮墙之上的木格窗、房门、柱、檩等都涂了深咖啡色油漆，唯椽子保存了旧有模样，每根前端风蚀干裂，且漏雨的痕迹清晰可辩。——岁月无非这样：阳光炙烤后，雨浸染后，风吹拂后，它们也就旧了，苍老了……这是谁也奈何不了的。先生谙熟此道，翻修时索性让这些椽子保持了原样。

北正房不大，素净简单，中堂是先生朋友赠送给他的干柴牡丹图，题款为“香深韵自远”，中堂两边有对联“千树梨花应秀色，五更春雨最佳音”，正楷字体，刚劲隽永。左边只放了一个双人沙发，一个茶几。别无他物。地面用白色大号瓷砖铺就，稍显现代，与主调相悖。“为什么不用红砖或青砖呢？”疑问一直在头脑盘旋，终于没有向先生提问……

东房古色古香多了，也算是先生老宅最有力最诚实的旁证和坚守了。它仅用30平方米的空间，就容纳了老宅100多年的万千气象。

东房地面铺的木地板，古旧气息瞬间从脚底窜升。对着房门是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分居两侧。先生在长文《老宅》最后一节对此有形象描述：“……那些桌椅木器，是九十多年前的木匠们一丝不苟地做出来的，取材当地的河柳，纹理细腻。器物上覆盖着来自四川（也许是云南贵州）的上好桐油。漆面被祖先们的手、也被我们自己的手磨得发亮，仍没有掉落。手指不易触及的缝隙里，桐油和岁月的泥垢牢固地粘结在一起。”

我款款靠近太师椅，轻轻用手指触摸扶手，指尖便有了触及绸缎般的清润油滑之感。

后面是一张长条桌，正中有一个不大但很精致的木匣子，长宽比例有度，榫卯密封结实，想必是先生父母当年存放几枚铜板银元或重要文契的物件。

而置于长条桌一端的一把五边竹扇，使整个房间灵动起来。它一尺见方，玲珑巧妙，中间用一根长竹条做骨架，下端延伸出来，用作手柄。尽管竹扇左边一角破损翘起了，却丝毫不影响美观。正面有八个朴拙的毛笔字：“采之青竹，编之妙手”。背面有“轻摇生秋意，退暑又驱蚊”。——好一份俏皮达观的闲情逸致！

问先生，这“妙手”是何人之手？先生浅浅笑答：是当时从街市购得，谁“挖清”哩？又问：这字出自谁手？先生亦浅浅笑答：是老父亲写上的。

与竹扇交相辉映的，是一副中堂，画面古朴苍劲，意境悠远，气韵磅礴，崇山峻岭奇松参天占去画面大半，山间半露的亭楼气宇轩昂，下方一只乌篷船，船头两位古人对饮交谈。中堂两边，是红底黑字对联各一条，曰：“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但率真”。

房屋左侧，被木板隔成一间小卧室，其内置床一张；右侧与中间相通，居中摆放了先生父母亲的合影照，两人端坐在太师椅上，目光炯炯，脸庞消瘦，而肤色红润，神情慈祥。

独步于此，心中顿生莫可名状的情愫来。于是走出东房。其时，秋阳毫无遮拦地普照在庭院的树丛间，平静而真实，那些高大的和低矮的草木，此刻获得了平等机会，一起沐浴阳光，一起慢慢枯萎，又一起等待来年春天。一切生命的本质也无非是这样，顽强而苍凉……

突然发现，那些我刚刚看到的、触摸到的，或者没看到、没有触及的，先生已经在散文《老宅》和《远去的一双手》里都有了不动声色地交代，甚至比我看见的信息要多得多——先生对于父亲在小农经济时代的困窘、焦虑和磨难中所建立的精神归属，以及提升这所庭院的精神档次而付诸的努力；对于自己和其他三弟兄遵循父辈的生活逻辑，而构建的精神源头和做人准则；对于祖、父、子三代人之间情感联结的培养和维系，对于秉承耕读传家的儒家文化传统都有了悲悯情怀下的倾诉和关照。

所有这些，正映照出外大门两扇实扇木上的对联：“蓬门虽敝毕竟百年根脉，老院不名已然四世家风”。

从这个意义上说，眼前这个狭小而朴素的庭院，仅仅可看做一种文化气息浸染的、农耕文明时代的一个隐秘坐标，一个参照物。先生及三兄弟的精神疆域也不在这个百年庭院，不在郭拉村，也不在贵德，甚至不在青海，它在更远更远的地方。

你只管推开门，走进这个庭院，只管慢慢看，细细品，然后又走出去……

——有些事物，只能存在书页里，活在文字间。

譬如在先生的“思想和艺术水准代表了青海文学创作新高度”的散文随笔集《站在高原能看多远》和《在季风中逆行》里，在小说集《枪手》里，在一大批被先生文风和人格影响的、新闻和文学界的精神追随者的足迹里；譬如在以工作勤奋、品德方正著称的二弟王文明的《丁香絮语》《哲理与情思》里；譬如在大弟王文中的摄影和美术作品里，在关注乡土传统文化和河湟文明保护挖掘的成果专著《岁月的痕迹》《远逝的村庄》里……

两个月前，我和西宁及贵德的二十几个文学界朋友走进过这个庭院。大家参观、拍照、感慨之后，纷纷离去。庭院便安静下来。只剩下先生和我，还有贵德的杨立鑫，我们搬出凳子，坐在庭院外的果树下，就着清茶，谈了很多。多半是先生在说，我俩在听。先生谈到了文化旅游，谈到了古城保护，还谈到了盗贼猖獗，谈到了假货泛滥……

唯独没谈庭院，而且，先生仿佛有意回避谈及它。这让我想起庭院檐柱上的对联：“自惭樗栎幸蒙大块施雨露，质愧庸才难以奇葩报春风”。”

那天下午，我看见头顶百年梨树上结满了长把梨，却都生涩，嫩绿。先生说，等到熟黄，还得两个月。

转眼已是梨香满园的时候了。

先生站在庭院门外的果树下，一直催促我们吃梨。先生把一个黄黄的大长把梨用手掌迅疾地擦拭了一下，伸手递来。接过的一瞬间，心底遽然生出久违的温暖和亲切——这多像小时候从父亲手里接过梨的熟稔感觉！

——“啪”地一声，有熟透的梨掉到不远处的地下，仿佛叩问大地的一个问号，又像是话语间的逗号。

马钧诧异地看看它，掏出手机，打开录音键，弯腰捡拾起一个梨，抛至半空，地上旋即发出“啪”的闷响。

“梨儿成熟的声音真好听。”马钧把手机贴近耳朵，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先生和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