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终究走了，全然不顾所有至亲至爱的哀伤。没能等到我这个最不让他省心，却让他最牵挂的小儿子最后看上他一眼，从此，我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十几岁时，我的爷爷就卧病在床，然后一直病恹恹的，直到撒手人寰，撇下父亲兄妹四人。父亲作为老大，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家庭重担，此时的中华大地处处充满艰辛。为了养活一家人，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吃尽了他那个年龄本不应该吃的苦头。当时的农村，干活以记工分的方式结算，一个成年壮劳力出一天工记10个工分，半大小伙及妇女出工一天只能记8个公分，到年底时，村集体根据各家工分总数分配口粮和物资。父亲虽然不是成年壮劳力，但是干活却十分卖力，所以村里会计总是给他记10分，全村人也都没有意见。尽管如此，家中还是因为劳动力太少，每到年底分配物资结帐时，我家总是超支，到1969年我爷爷去世时，我家已经背上了1000多元的巨额债务，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足以使人绝望的数字。

后来父亲成家有了我们姐弟四人，吃的苦就更多了。每天天未亮，父亲就起床给家中水缸挑满水，把猪圈里的猪喂上料，再挑一担大粪去自家菜地里，此时东方才露出鱼肚白，父亲也正式开始了他一天的劳作。

父亲曾经很是难为情地给我讲过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做"贼"的经历：公社时期的一切物资均属于集体，相信无数善良的中国式农民为了活下去，都有过"偷"的经历，父亲也不例外。那时的冬天格外寒冷，夜晚尤其严寒刺骨，但却是下河的最好时机。父亲半夜起来冒着被抓住后游街示众的危险，下河破冰挖藕，必须赶在天未亮时把挖出的藕送到邻村亲戚家藏起来，然后回家叫我母亲装作走亲戚的样子，把藕偷偷拿到集市上换盐巴，因为亲戚是担了风险的，所以换的盐巴一家一半。

在最艰难时，家中常年不见一粒米，为了让一家人能活下去，父亲挑着担子徒步八十里路，去邻县买苕渣，作为全家赖以存活的口粮。

生产队在干农活时，为了补充体力，有时会发一两个用米糠混合河泥做的粑粑，父亲舍不得吃，常常饿着肚子干活，因为家中还有几张嘴等着。

其实父亲是有机会走出农村的，一次是被招兵的干部看上，要带父亲走。去办手续时，大队干部告诉父亲，你要是走了，家中就没有壮劳力了，意味着到年底一家人没有口粮，父亲只得放弃；另一次是招工，听说父亲欢天喜地地去上了几个月的班，还是因为家中没有壮劳力，大队要求他回家，公社也开出条件：回来搞民兵营长，可以兼顾家里的农活，父亲再次被迫回家，并让最小的弟弟去顶了他的班。从此，父亲便心无旁骛，安安心心回家与他熟悉的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

父亲正直，凡事总先想着别人，不怕吃亏，一辈子被乡邻尊敬，谁家有什么急事难事，只要找他，总是有求必应。他当生产队长时，干活总是第一个上；任村办企业厂长时，把一个小企业办得红红火火；去村支部工作，赢得全村几千人的尊敬。他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且永不疲倦，你永远看不到他皱眉头，在艰苦的岁月里，我时常听到他时不时哼几段京剧，即便肺癌晚期卧病在床，他也每天坚持刷牙洗脸。

父亲一生坚强，患病后，我每次打电话回家，他总是用很轻松的口吻安慰我，说自己很好，让我别担心。后来癌症至晚期，癌细胞全身扩散，疼痛使他大汗淋漓，但直至临终，他都没喊一声疼。那个春节，我急匆匆地从部队赶回时，父亲已经枯瘦如柴，仅仅两个月，父亲的体重就减少了四十多斤，疼痛让他生不如死，然而他见到我的第一眼，居然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几天没有进食了，为了不让我担心，父亲竟当着我的面大把吃着那些毫无用处的药，竭力张开嘴吞咽稀粥，边吃边吐却故作轻松，甚至时不时抬头安慰我一句：你别担心，我好着呢。我心如刀绞却不得不强颜欢笑，可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

假期很快结束，得知我即将归队，父亲黯然伤神，苍白消瘦的脸颊上是无尽的不舍，我们彼此心中都明白，此一别必将天人永隔，却都无可奈何。父亲叮嘱我："你是国家的人，要好好安心工作！"

回到部队后的第九天，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人间的苦难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却只尝了三分。父亲，这辈子能做你的儿子，是我最大的幸运。我的父亲，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