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这里发过酵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八四年，高考失败的我在老家的村小，当起了代课教师。学校在一个石盘梁子上，土操场外是一匹岩，岩底是廖家沟，沟的末端连着渠江河。学校里有四个年级四个班，有一百多学生。一个落实政策来的公办教师，临近退休的年龄；两个民办教师，正当年华；我是顶替一个去外面进修的年轻老师的位置当代课老师的。

四位老师都是没离村的“土著人”，日出而出日落而落，早中晚全在家里吃，有时候上面要求严了，唯一的公办老师无选择地留在学校，石壁下的厨房里便有了一些烟火气。

学校的条件不好，教室四壁全是附近石场开采的石条子垒起来的精墙，要贴个专栏什么的是贴不稳当的，那时候没通电，住校的那位老师晚上用煤油灯照明。白天上课，教室的光线很好，一个教室里一人多高的大窗四五扇，教室都是纯天然的自然空气，适合学生娃娃读书，只是到了冬天就有点具体了，凛冽的寒风穿堂而过，师生的旧棉衣和头发常常是迎风招展。后来，给大队打报告根据实情，才请来木匠慢慢地给“四穿”小学装上窗门，结束了遭北风洗刷的历史。

记得那年推广广播操，学区要按年级进行比赛，四个老师就我年轻，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教操的工作非我莫属，只好逼着鸭子上架。上面买来收录机配备了磁带，还有挂图。对体育不怎么爱好的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模仿，然后再教给学生，最后一个班一个班地过关，到比赛时，还拿了个村小组的金奖呢。枕着运动员进行曲入眠的我，还对自己刮目相看，看来，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这句话，千真万确。

那时候的老师都拖家带口，没有单纯的老师，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的几亩薄地，仅靠教书一个月下来的工资是维持不了一家人的开支的。总会在周末或者一早一晚打打游击，忙里偷闲地去侍弄田地里的庄稼，增加一点收入来缓解经济压力。打起火把送菜到水码头，然后风尘仆仆又赶回来上课，中午放学挑着空菜篮子回家，这是那些年的常态。那时候上下学期都有一周至两周的农忙假，上半年为红五月放假，抢收又抢种，下半年在国庆节后也一样忙收忙种，那个劳累程度对现在的人来说，根本过不了那一道关。有时候天气作怪，该插秧不下雨，该收割连阴雨，就会对假期作调整，就会出现学校有放假的，有上课的，还会出现课上着上着又放假的，抢农时的重要性是要以饿饭为代价的，打赤脚上课有过，穿着泥水沾染的衣服上课也有过，那不是老师不注重仪表，而是那时的环境逼出来的结果。那种上课的随意性，如果放在今天，估计磨了笔尖子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教书大家都是很卖力的，课间休息都忙着改作业，新的知识点基本做到人人过关。放学的时候大多数时间要留几个差生，对教育的忠诚和执着是出自内心的，与那每月四十来块的代课金，是无法做出比较的。

生源来自于本村，对学生的了解是了如指掌，有调皮捣蛋学生的出现需要与家长沟通，家访是很轻松的事。上放学顺道，赶个场或者左邻右舍红白喜事坐个席，就能够把家访工作做了，那时候工作不兴留痕，不得去编家访记录那些让人婆烦的事情。我老家的人们很淳朴很厚道，对老师这块很注重，闲暇之余，剥着落花生，数着嫩胡豆，咕着咂酒罐，撕扯着灰面粑粑，聊点农业生产再聊点后人天赋或者计划生育罚款方面的新闻，美好的时光就被打发走了。

学生读书是辛苦的。低年级小小年纪，没有大人陪护，一般交给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带领到学校，路是泥巴路，要翻山要跨沟，恶劣天气下更糟糕，特别是冬天，小娃娃穿一双与年龄不相符的水鞋，黄泥巴粘上一大坨，一路摔跤一路哭，以及那些冷得瑟瑟发抖鼻浓口水的画面记忆犹新。

收学费的事有点伤脑壳，一期拖一期屡见不鲜。农村人有的一家两三个读书，光从土里找钱，哪有那么容易。中心校开一次会，就会公布收费进度，反正我们这几个脸是被潲疲了的，工作不是没做，是有的家庭确实拿不出来。时至今天，还有一些关于学费的陈年老账搁那的，不要了，算我敬那段时光的酒钱吧！

我的代课生涯已经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我的角色一直都在农民——教师，教师——农民之间转换，在老家村小的近二十年，磨砺了我，是老家的村小，给了我起飞的航线。我的青春在老家村小发过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