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爷
严格地讲，舅爷应该叫做“外舅爷”，他是我外婆的亲兄弟，我母亲的舅舅。但我们家是一个“母系社会”，我外婆外爷一生育有六个女儿，却无一个儿子。我父亲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也属于上门女婿，极少在家。因此家里的话语权，就非外婆莫属。而她老人家，就特别反感那个“外”字。因此我们从小就没喊过她“外婆”，而喊“婆婆”。那么，“外舅爷”也就理所当然的是“舅爷”了。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什么都缺，但就是不缺亲戚。姑婆、舅爷、表叔、婶娘，各种称谓，各种亲缘；或走人户、或帮忙、或求助，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梁那边”和“梁这边”的各色亲戚们，便是少年的我所能接触到的、课堂以外的真实人物。跟书本和电影里贫下中农高大英武的革命形象相比，我对他们，大都感到有些失望。
但有一位老者，倒是很受我们小孩子欢迎。他就是住在比“梁那边”还要遥远、与陕西交界、土名叫做“猪槽岭”的舅爷。他那里没有公路，从党家坝过河后，要翻很多道山梁，过很多次溪流，“二十四道脚不干”。我曾陪本村的一位大哥相亲去过。记忆中就是几间破旧的小土屋，掩映在长满青冈树的半山中。那是一个秋天，天高云淡，落叶金黄，令少年多愁的我，居然感到某种诗意和浪漫。
皮肤黝黑、高大壮实的舅爷是不懂得诗意和浪漫的，但他每一次来，兜里必定装满了各种山上才有的吃货：紫皮的板栗、硬壳的核桃、光滑的八月瓜、毛茸茸的猕猴桃，还有两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在火塘上熏得发黄变硬的“栽钩子面”，那是一种只有大拇指和食指张开的长度、重量不过二两的面条。而在彼时，它绝对是农家屋里最奢侈的食品，通常只用于款待贵客和走人户送礼。
不用说，舅爷兜里那层出不穷、稀罕好吃的山货令我们大快朵颐，十分高兴。跟那些两手空空的其他来客相比，自然获得了我们的喜欢，甚至期待。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他老人家爱笑，随时都笑。记忆中，我们似乎从未看到过他的诸如沉闷、忧伤和愤怒等其他表情。在我们看来十分平淡、毫无笑点的事，比如几个小孩在坝子里玩斗鸡，或者模仿电影里的抓特务，他都能看得嘎嘎大笑，甚至连眼泪都笑了出来。之所以是“嘎嘎大笑”，乃是因为舅爷的嗓子有问题，发声嘶哑，非“哈哈”而“嘎嘎”。还有一点，其他亲戚们，多半是因为有事相求，毕竟我父亲是在城里工作的“国家干部”，但舅爷根本不是，纯粹就是来看望他的老姐姐，和我们这一家人的。我外婆很能干，但个性也强，很“歪”，平时大都是黑着脸，全家上下都怕她。但舅爷一来，外婆的脸色就变得柔和起来，甚至还出现了难得的笑容。看着她和舅爷两个老姐弟，在火塘边面带微笑地絮絮私语，我们都感到一种温暖的安宁和甜美。就像舅爷带来的八月瓜的味道一样。
舅爷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却十分谦和有礼。有一个细节令我至今没忘：每次吃完饭，他都要把碗碟摆好，再双手拿着筷子的一端，另一端对着桌上的每个人（包括我们这些小孩）致礼，同时恭谨地道声“慢慢吃哦”，一一礼毕，才放下筷子下桌去。
我后来才知道，始终笑眯眯的、好脾气的舅爷他老人家，其实还有一段意外的人生经历。年轻时的舅爷高大英俊，还被彼时的乡政府征用过，相当于现在的临时保安。他一生就娶过一个妻子，是临近的陕西人，有些懒惰。民国某年，舅爷从山上辛苦劳作回来，又累又饿，但屋里却灰冷火熄，妻子饭都没煮，躺在床上睡大觉。舅爷心里有气，就不免说了女人几句，可能也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那女人就跑了出去，在一颗老树上自缢而死。女方势大，闹得很凶，于是舅爷就坐了好几年的牢狱。在狱中又患上霍乱，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官府通知取人，我外爷带人用滑竿把他从鬼门关抬了回来。外婆想尽一切办法积极救治，才捡回他一条命。舅爷后来回到猪槽岭，终身未再娶。他那哥哥两口子都是烟鬼，终日吸食鸦片，以致家败人散，最后不知所终。被遗弃的孩子年幼无助，幸得舅爷收养，视若己出。老人家就此度过一生，付出一生。
我师范毕业后分在虹桥乡教书，那恰好是舅爷的猪槽岭所在的乡。他有一次上街来赶场遇到了我，据说我很热情地“招待”了他。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舅爷一个劲地夸赞了我：“那个伟娃子才仁义哟，硬拉我去吃馆子了的！我一辈子都没吃过馆子呢！”说这话时，舅爷笑呵呵的满面红光，洋溢着一种特别的、真实的满足和幸福。我其实早已忘了此事，想了半天，才想起我请他老人家所谓的“吃馆子”，不过就是一碗小面而已，当然已不是那种“栽钩子面”，其时已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再也不饿肚子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和身体的衰弱，舅爷到我们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最后来的一次，外婆告诉他，我们家以后就要搬进城里去了，今后见面恐怕就更难了。“你各人要保重身体，也千万莫难过哈！”外婆很伤感，不放心地叮嘱他。舅爷先是一怔，却又呵呵笑着：“进城了？那是好事哦，好事哦。”我母亲和家人都叫他以后一定要来城里耍，舅爷也含笑答应着，不断点着头。随后却转过头去，暗暗抹着眼泪。
但那以后，却成永别，舅爷从未进过城来。外婆始终挂念着他那个远在老山里的、事实上近乎孤身的兄弟，经常念叨着：“唉，晓得他现在如何？还在不在哟？”家里人都安慰说，他老人家还在，还过得不错。
舅爷是哪一年去世的我已经不清楚了。但这个消息，家里人一直没敢告诉外婆，都哄她说舅爷“还在”，直到她老人家以九十四岁的高龄溘然而逝，她都以为她那个兄弟、我们的舅爷，依然“还在”。而事实上，舅爷那时，已经在他终身厮守的猪槽岭，在冰冷的地下，已经躺了六七年了。
有人看了我这些文字，问道：你们舅爷，长的什么样子呢？我这才发现，舅爷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他这一辈子，可能连照相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无意地打开手机自拍功能，陷入长久的沉默中。目光越过窗外那绵延的远山，冥冥之中，我仿佛看到了一张苍老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