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姐的文章 / 红姐的散文
故乡的河流
文/李炎
流动的是水，静止的是岸。站在河岸上，盯着缓缓流动的河水，感觉自己仿佛站在巨大的浮体上，逆流而上。我很喜欢这种与河流融为一体的感觉。红姐一拉我的手，这幻觉就消失。她还告诉我，那些纤夫，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来，到太阳落山的地方去。我牵着她的手，看层层的细浪，把她的影子和我的影子揉碎。
我是看着河水和船长大的。大大的帆船扯着高高的白帆经过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村里那些大孩子教给我的顺口溜：“一二三，船要翻……”他们总是怂恿我喊。红姐说，不能喊，渡口摆渡的那个老头子听见了，会骂的。
河水的流动是无声的，我也是无声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喜欢睁大一双眼睛掩饰内心的好奇。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看渡口那间矮屋顶上冒起的炊烟，看摆渡老人披一身的霞光，大声地跟渔船上那对黝黑的夫妻聊天。
摆渡老人是我的太爷爷辈，无儿无女，孤寡一身，渡口的那间矮屋就是他的家。没事的时候，他喜欢坐在坝头望着对岸，吧嗒吧嗒的抽旱烟。老人说，对岸的龙感湖农场，往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汊和芦苇，那里的鱼比山上的石头还多。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都有船，闲时捕鱼，忙时种田。六三年开了这条河，河的那边成了国营农场，这边就只剩下他的这条船，渡两岸的人过河。
许多傍晚，我看见渔船上那对黝黑的夫妻，走上岸来。他们是哪里人，我不知道。一条船，就是他们的家，在风浪里飘泊。他们走上岸，和一个孤独的摆渡老人就像邻居一样，说说笑笑，坐在屋外的石桌上一起喝酒。泊在岸边的渔船和渡船，仿佛两个小孩在等待着自家大人的归来，静静的，摇摇晃晃。
老人喝醉了，趴在石桌上，鼾声如雷。那对夫妻收拾着碗筷，扶老人进屋。他们就像收拾自己的家，照顾自己的老人一样，不紧不慢。然后，他们在他们的渔船上点一盏油灯，灯光照亮了水面，与天上的月光和星光，互为辉映，清冷中透出一丝温暖。
游水也是红姐教我的。老人看见了就拿向大人告状来恐吓我们。于是，红姐便会捡许多枯树枝来讨好他，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过去的往事。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成群的大雁、野鸭和天鹅就栖息在对岸的那片沼泽里。秋冬季节，他会在那里放钩钓野鸭。钩是自己做的，钩着小鱼小虾，用绳子连着，一排一排的撒在沼泽里，就是一道一道的陷阱。野鸭最笨、最不仗义，先吞了钩的，不叫也不挣扎，浮在水面上没事的样子。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夕阳正照在他的脸上。我想，他肚子里的稀奇事肯定比他脸上的风霜还多。
后来，老人也走了，他跟他漏底的船一起融进了这条河。
这以后，我跟红姐二十多年没见。她找到我的号码，一开口就跟我说起家乡的这条河。她告诉我，龙感湖已是国家级湿地公园，她想再牵我的手一起看大雁看天鹅。
那个黄昏，我跟红姐就像两个孩子一样，牵着手在河边寻找老人的矮屋，可是早已成尘，那方石桌也没入荒草中，孤零零的露出一角。老人走了，渡口废弃了。我们站在河这边，望着红树林那边的天幕一角，有群鸟飞来，呼呼啦啦，泼墨一样洇湿了天空。我说，大雁和天鹅飞回了，终于还了我童年的心债。红姐说，那是白头鹤。
也就一瞬，群鸟便消失在红树林的后面，被洇湿的天空依旧蔚蓝，大地依旧宁静。我拽着红姐的手，就像小时候一样坐在坝头上，看河面那几只鹭鸟无所事事的样子，直到落日的余晖把岸的影子撒满河水，泛起黛靑色的光。
童年往事
文/杨先让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有一天红姐进岛来了，她穿了一双袜子是一样一只两个颜色，身上补着几块补丁，头上包了一条脏毛巾，不像过去红姐的样子了。正好我在门前耍，她不让我喊叫，拉着我小声嘱咐千万不要让祖母知道她来了，她要见妈妈。我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把红姐接到客厅里，红姐低声哭诉着，母亲一面安慰她一面劝她。只记得母亲到东院粮食房给红姐装了一口袋粮食。背着祖母，红姐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背着粮袋赶着渡海离岛了。这一幕情景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永远抹不掉。
直至我32岁那年，到烟台市干爹家休养，干爹告诉我红姐就在市里住，他是在市中心剧场门口遇见她的，给人家看自行车，人老了。
我买了一包点心水果，找到了红姐家见了面，没有惊喜，一种不堪回首的情绪笼罩着。她问了我父母兄弟姐妹情况后，开始对我诉说她的怨和恨。
“我恨自己的爹妈把我卖给了人贩子，我记得，我家住北平前门外一条胡同里，门牌和爹的姓名都记得，我是被捆在独轮车上卖给咱爷爷的。在你们家干了有二十多年。又被卖给了个穷老头子赶马车的，是二大爷经手要了二百多块大洋，让我们背债过日子，千不该万不该呀！这都是咱奶奶的主意呀，再说你们不缺这个钱花呀！”她一面擦泪一面吸着卷烟说着。“我拖拉着两个丫头过日子，他爹后来也死了。难呀！只好又嫁了人。现在姑娘都大了，也都结婚了，都当工人。我在戏园子门前看自行车，还过得去呀！……”我哪里料到祖母和二大爷造了这种孽，太缺德了，我又怎么能想到她一生这么苦。我说不出来一句安慰她的话。沉默了很久，我要求记下她过去北平家的地址和她爹的姓名，我想回北京后找找看。红姐说：“拉倒吧，过去写过信石沉大海，人都早死了。如果活着可能还有个妹妹，也该六十多岁了。”我怀着无比的悔恨离开红姐家。
回北京后，即跑了一阵子前门外派出所、胡同居委会和公安局查找红姐的亲人下落。大概经过了一年多，还真有消息了。正如红姐的估计只剩下她一个老妹子，在东四钱粮胡同住。
1964年，红姐进京找她妹妹了。过了几天到我家来，她表现得那么灰心，妹妹是见到了，都抱孙子了。面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相互都陌生了，也没有眼泪哭了。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就是那么回事吧。她不想在北京呆下去了。最后向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希望借几个钱，我马上给了她三十元。另外红姐希望到哈尔滨看看我妈。我劝她不要去了，以后再说吧，路远需要一笔费用。根据当时我每月不足百元的收入是有困难的。看得出红姐对我十分不满地走了。我也深深感到红姐的要求是合情理的。可是我无法为自己再解释什么了。过了不久，红姐就去世了。
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无法解脱，那不只是内疚与遗憾，更是一种负罪感。
啊，万万不可失德，不可造孽。我祈求着。
大概也是我五六岁期间，父亲在哈尔滨给我们找了一个姨妈（父亲的妾），说是已经接到烟台住下了。祖母坚持要姨妈回岛里与大家一同生活，也好伺候老人家。记得妈妈带了小妹亲自去烟台迎接姨妈进岛的，住在东厢屋。听说姨妈是位摩登人又有文化，像叔叔烟草公司发行的月份牌广告画上的大美人。她打扮得很朴素，长得的确很漂亮，我特别高兴。她一直与妈妈感情很好，也未见母亲为此伤过心，还主动带领姨妈理家，遇到祖母指桑骂槐的指责，母亲必为她阻挡又耐心安慰体贴。记得我亲姨曾来家陪母亲住过几天，有一次她姐妹俩在屋里说话，听到东厢屋父亲与姨妈在说笑，我姨气不过地问：“姐姐，你不生那两个穷骨头的气？”妈妈十分真诚而坦然地回答说：“一点也不。”我一直相信母亲的胸怀，又不知她与父亲是怎么默契的，表现得超人自信。
后来姨妈终于离开我们家，由她哈尔滨来的“哥哥”，与父亲在客厅里协商后赔了一笔钱，收拾了行装与我们家分手了。一切都是那么无声无息，又是那么平常自然地离开岛子走了。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看着姨妈和她“哥哥”的背影，心里好难过呀！这件事在以后的年月里谁也没有再提过，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
母亲是一位出名的贤惠人，从来没有与父亲矛盾过，一直和睦相处。可惜1947年以后，与父亲一别至死未相见，父亲与二哥隔在海外，二哥后来去了美国求学，父亲一个人在韩国仁川守着家业，母亲与我们其他兄姐在国内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父亲的生活无人照顾，只好娶了一位带一男孩的妇女共同生活。母亲在“文革”初卧病不起，临终时对我说很想看一下父亲的照片。我到哪里去找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一年，我忽然接到二姐从哈尔滨转来父亲由韩国汉城为母亲写的一篇悼词，苍劲的笔力，半文言词句，真情感人，也不知此信是怎么由海外寄到国内的。当时又没有复印设备，又怕保存下来日后被批斗。交给校领导过目避免窝藏黑材料之疑，最后被我一把火烧了。现在每想起此事后悔不已，那是父亲极其难得的一篇怀念我母亲的祭文呀。
1983年我在美国费城与老父一起时，每提起母亲他都感慨不已。有一天午饭后，父亲忽然从他的屋子里走了出来坐在客厅他自己的固定椅子上，对我说：“先让，我刚才看到你母亲走到桌子前，我说你怎么来了，呆了一会儿不见了。”我说：“你可能是睡着了做梦吧。”父亲说：“我从来不午睡，每天饭后我要写两个钟头小楷，特别清楚。”我说：“可能你想我妈了。”他说：“没有，我在专心抄圣经。”我但愿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牢固的，虽然由于时局分隔数十年，如今他们在天国里会相聚的。
童年往事（中）
文/杨先让
这次朝鲜之行，是从烟台乘船出发的。在仁川爷爷的“和聚昌”商号生活了数月，可把我爷爷弄倒胃口了。人太小不知好歹，没有一天不撒泼的，一哭起来没个完，又尿床不断，我大哥也受不了。仁川月尾岛、松岛，汉城动物园都逛过了，好吃的好玩的都治不了我的哭闹。最后爷爷实在够了只好说：“这个兔崽子，回去吧。”其时全商号的掌柜的先生和伙计们都被我闹烦了。早就希望我快滚蛋呢。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使得我大哥一回岛里把我交给了祖母就委屈得大哭了起来。其实大哥那时也只不过是个不满15岁的少年。
童年时期能做出来很多莫名其妙的事，使人费解。有一次父亲回来了，晚饭后与祖母坐在院子里乘凉。母亲与喜姐在西厢屋煮新鲜玉米，香气袭人。我趴在锅台边焦急地等待揭锅吃玉米。终于等到时候了。母亲捡出几个放在盘子里等凉一会儿好端出来让大家尝。而我在旁边等得直嚷，不顾深浅两手抓了一个就往院子里跑，好烫手，丢下又舍不得，正在又急又受不了的时刻，看到父亲坐在小板凳上，脖颈子后面一两层厚肉，我毫不迟疑将滚烫的玉米向那上面一放，只听得父亲“哇”的一声跳了起来，吓得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也感到很吃惊，怎么父亲还会怕烫呀，玉米放在那块厚肉上不是很合适吗？这是我4岁左右干出来的荒唐事。
可能就在这个时期，家里在为妹妹有了干爹妈而忙着蒸面食送礼。我方发现自己为什么没有个干爹妈呢？连我大哥也有一个本家“呆祥子”叔是干爹呀！我们家族有个风俗，小儿时期某一个节令，要由家人抱着上街，只要遇到一个本村的人，辈数又相宜，这就要被拜为干爹了。我大哥儿时遇到的就是光杆“呆祥子”叔，他也无须认命。我没有干爹的原因是当年抱着上街半天遇不上一个辈数合适的人只好作罢了。不行，几天来我哭着闹着要干爹，弄得全家不安宁。有人笑我的故事多，什么不可以要，哪里有要干爹的？其实我小小的心里早已有了目标，本村陈守庭叔叔就是我的意中人，他首先长得漂亮，长袍马褂总是整洁潇洒，见了我又常是甜甜笑着摸摸我的头，从来不过分逗我。总之他给我一种美好的恋情，我的干爹非他莫属了。可恼的是，家中人被我闹得也想不到问我一下心思，而我又不好意思开口，就这样僵持着，终于我祖母被我缠得不耐烦开口了：“上哪儿去给你找个干爹呢？要么你自己去找！”其实祖母是一句气话，而我心里可乐了，就偷偷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喜姐，并附加了一个条件，只要干爹不要干妈，因为干妈长得个头太矮，我不喜欢。
这件事由喜姐转达后，全家笑开了锅。说小小的人也能想得出来，哪里有只要干爹不要干妈的。从此祖母为我做主真去认亲了，弄得人家受宠若惊接了礼品，喜姐抱我去叫了干爹干妈，我还知道害羞不好意思呢。
1962年我患慢性肝炎，到烟台干爹家休养，他的确性情人品极佳，一生无儿女，视我如亲骨肉。1982年我与夫人到烟台举办画展，干爹带了他的老朋友们前往观赏，我感到他比我更高兴。1983年我赴美探望四十多年分别的前父。回国后干爹去世了。享年八十有七。
红姐被嫁给县城赶马车的老王了。从此造成了她一生不幸福的悲剧，罪魁应该是我祖母和我的二大爷（父亲的堂哥），是杨家的罪恶。很多事是将近三十年后我才知道的。
自从红姐一去不回来，我就整天嚷着要红姐。无奈借我姥姥进城探望她的老妹妹（我称姨姥）之机会，顺便把我带进城了。
通知了红姐丈夫后，他赶着马车把我从姨姥家接出来。记得他满面胡茬年龄有些老。在县城东门里靠城墙一排矮房屋，其中一户就是红姐的家了。红姐一看见我就一把抱往怀里抽泣落泪不止。家很破乱，日子又穷，由于我的突然到来，使她措手不及，想为我做一顿细粮饭都拿不出手，急得红姐让马车夫丈夫出去借，其实我姥姥嘱咐过让我快回去少给红姐添麻烦，我哪里知道好歹，一定不肯离红姐一步。还记得红姐带我登城墙上去摘苜蓿野菜，回来包了几个素馅包子给我吃，并一面流泪一面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