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青的文章 / 知青的散文

稻花醉人香

文/张乙梦

国庆长假，与一帮车友自驾混进滚滚车流，尽管一路时快时慢时堵时歇，甚至纵然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插入险象环生的画面，但这帮友人还是乐此不疲。是啊，向着远方奔跑的惬意，总能生出诸多款款动力，而前方呢，永远有着迷人的魅力所在。

沿随岳高速由北向南疾驰，在进入天门界——吴家桥头时，突然一阵强烈的清香迎面扑来，我们车上五人，几乎同时发出诗意般的惊叫：啊，好香啊。是什么这么香这么让人心动呢？回头观望车外，原来，我们从丘陵山谷地带冲入平川，桥下以及前方是一望无际，如诗如画金灿灿的稻田。没错，这久违了的浓香，正是那稻花的清香，家乡的味道。

常说稻花十里香，而在这风和日丽的秋天，江汉平原的稻香应该是香百里了。开始我们觉得空气里充满了浓香，可到了汉宜高速，稻田虽然更多，但我们再也找不着刚才的感觉了。问后面赶上来的车友，得出同样答案。猛然，我从思维中作出闪电断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朋友们夸我言之有理，讥讽说我有文化。因此，我特别想对这里的人们说，单凭天天呼吸香甜空气，无形中获得了上苍恩赐，有福也。

这稻花之香，让我想起了新米之香。当年在知青点，早稻一割，我们就忙不迭将新谷挑去碾米，然后抢着争吃第一口新米粥新米饭。那粥是油稠稠香甜甜的，饭是白花花香喷喷的，吃起来又甜又香又酥，即使不咽菜，也能吃上一大碗，令人回味无穷。只可惜，离开知青点以后，我再也没吃上这种新米饭了。因此，我暗自设想，哪天我一定要去寻找这份美好感觉。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好多天，点上大米吃光了，而农机站碾米机又开不了转，我们一帮知青，只能眼巴巴看着箩筐里的谷子发呆。为了救急，我们就用喂猪的米糠加盐熬粥添肚。就在这冰天雪地求助无援的时刻，我母亲和另外二位知青妈妈，不知费了多大周折来到知青点，只见她们满身泥污，每人扛来一小袋大米，让我们无不喜出望外。后来得知，她们从家里出发坐了40多公里拖拉机，然后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辗转十几里地来到点上。母亲疼爱孩子，我们心疼妈妈，背着妈妈们，我们一帮知青泪流满面，几名女知青抱头大哭。

回忆未完，车到服务区。望着平原上无边无际黄澄澄谷穗下的稻杆，我陷入沉思：稻杆为稻花飘香做出了无私奉献，为谷穗做出了坚强支撑，而到头来，桔杆为什么总免不了会成为烧野的刀下鬼呢？君可见，烧野的烟霾经常闹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以致烧荒人自己恨自己不该做那点火之人。这一点，是稻花本身在送香之时，远远想不到的。而当代生活，用金钱换洁净空气，已是不争的事实。

信马游缰，又思：人们说，身在福中不知福，确实很在理。比如说，当今袁隆平老先生的超级稻，让国人不用为粮食犯愁。只是万分可惜的是，我们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可供2亿人吃一年，而我们同时又看到，非洲很多人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真正是饱人不知饿人饥也。如此反差，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呢。

稻花醉人香，人思香中事……

夏夜萤火

文/叶映红

轻拂的晚风，传送着茉莉的阵阵清香，倚着阳台的栏杆抬头仰望，天上繁星闪烁，恰似童年时候飞扬着的萤火虫。

童年的萤火虫，不知何时在我身边消逝得无影无踪？那个飞着萤火虫的小村庄，那些闪烁在夏夜里的萤火，再次在我的记忆里重现。

当天边燃烧的晚霞坠落到山坡的那一边，当梧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天的鸣蝉开始安静下来，夜幕便渐渐笼罩了小村庄，凉风习习，燥热也随着夜风逐渐消散，乡亲们搬出竹床、竹椅，聚在门前纳凉聊天。大人们手里摇着自编的麦秆扇，为依偎在身边的孩子们煽风驱蚊。此时，萤火虫会提着那美丽的小灯笼，星星点点飞翔在浓重的夜色里。

飞着萤火虫的夜晚，孩子们敌不住神奇萤光的诱惑，一个个奔向那飞舞的小灯笼，大人们也任由我们去追踪那点点亮光。萤火虫们如一个个调皮的小精灵，在我们跟前忽上忽下轻盈翻飞，等我们伸手一抓，它们就飞得更高更远一些。于是，月色下的点点萤光后面，总是追逐着一群叫嚷嬉戏的孩子。

那年夏天，小村庄来了一批知青，父亲也是下乡知青，闲暇时，他们经常聚在我家海阔天空、吹拉弹唱，我则乐颠乐颠混在他们中间，或唱或跳，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记得那时村里有一个知青姐姐，在我印象中，她很少说话，也不怎么喜欢与人打交道，但却很爱笑，不管见了谁总是抿嘴一笑，特别好看。她和我家住得很近，却从不像别的知青那样到我家串门，她躲在小屋昏黄的灯光下，看书、写字。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往她的小屋跑，她也很喜欢我，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留着。我发现这个平常最爱笑的大姐姐，有时会在自己的小屋偷偷落泪，当时的我年少不懂事，每次都会茫然地看着她。而她看着天真无邪的我，总是马上擦干眼泪，再次对我露出带小酒窝的灿烂微笑。

知青姐姐还只是个未满二十稚气未脱的姑娘，也会在乡下找到很多城里没有的乐趣，其中就包括捉萤火虫。那是一个夏夜，她让我跟她去捉萤火虫。虽然内心很兴奋，然而村庄的夜晚，黑咕隆咚的没有路灯，我的心中还是产生了一丝胆怯，好在不远处的池塘边有人纳凉聊天，田野四周还有悠扬的蛙鸣和蟋蟀的叫声，给夜色增添了几分生气。我紧紧拽着她的手跟在她身后，心跳得厉害。就在这时，田间小道上飞过来一只萤火虫，它的尾灯在夜色里散发出美丽的光芒，紧接着是两只、三只、四只，萤火虫们像事先约好了似的，纷纷聚集到我们身边。一时间，流萤点点，小精灵们时而飞舞在我们头顶，时而环绕在我们身边，时而驻足在我们的裙角发梢，那闪耀着的晶莹光芒，就像一盏盏明灯陪伴着我们，于是我们便忘记了害怕，陶醉在那忽明忽暗的萤火里。依稀中，仿佛自己变成了传说中的小公主，被美丽的光晕层层包围……

当萤火虫飞累了，一闪一闪停在草叶间休憩时，我们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趁其不备粗鲁地向它盖去。然后轻轻用手指捏着它，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秸秆里，秸秆里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发出的点点萤光汇聚到一起，使原本微弱的光线越来越强，霎时照亮了眼前的一片。知青姐姐举着发光的秸秆，甜甜地笑着：“真好！让这些‘小星星’陪伴我，我就不会害怕黑夜了。”此后，我经常会把捉来的萤火虫送给她。每一次，她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蚊帐里，让自己梦中的天空始终闪耀着点点星光。

童年已经远离了，但夏夜的萤火虫仍在记忆中飞舞着。女儿生长在城里，只知道自然界有一种昆虫叫萤火虫，却从未见过，甚至还问我萤火虫会不会咬人，她自然无法体会到那个年代萤火虫带给过我们的乐趣！

外婆曾经说过：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变成天上的小星星，在天堂注视、护佑着凡间的亲人。到了盛夏，小星星会幻化作一只只萤火虫飞到人间，打着灯笼寻找自己的亲人，并照亮他们，祝福他们平安吉祥。

萤火虫越飞越远，追着萤火虫的童年一去不返，失去的美好只能用回忆来记取，那些陪伴我走过童年的夏夜萤火，化作我生命长河中挥之不去的永恒，在我心底留下了一幅极为绚烂的画面。外婆教过的儿歌，又在夏夜唱响：萤火虫，挂灯笼，飞到东来飞到西……

走进彩云之南之西双版纳

文/赵萍

从昆明再乘飞机，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祖国的西南边陲重镇——西双版纳。

这里以神奇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闻名遐迩。在西双版纳，我们看到了原始森林中参天的大树和林中漫步觅食的野象，看到了南国数不清的珍奇花草，看到了几百上千年的榕树，满大街两旁接着椰子、菠萝蜜和鸡蛋果的果树，看的我们这些北方人瞠目结舌，震撼不已，真真大开了眼界，饱尝了眼福。

我们在热带雨林看千百只孔雀在管理员的呼唤下，忽然从四面的山头一拨拨飞往山间的池塘边觅食，那不是三只两只，十只八只，而是成群结对，铺天盖地地从四面八方向池塘边聚集，可以想象场面的恢弘和壮观。接着又在傣族的村寨中，看了美丽的傣族姑娘，身穿绚烂的孔雀服装，在台上模拟孔雀展翅，摇身、摆尾、开屏、跳跃等动作，惟妙惟肖，美轮美奂，使人如临仙境。

在西双版纳，我们到中国最后发现的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的山寨进行了参观。

1956年以前，基诺族一直生活在遥远的大山深处，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直到有一天，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为搞植物普查走进深山，才第一次发现了他们。

基诺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过去汉语多音译为“攸乐”，意为“跟在舅舅后边”，加以引伸即为“尊崇舅舅的民族”。一进基诺山寨，便看见有一块巨石雕刻的女人头像，据说这是基诺族的母亲的象征。很久以前，西双版纳发大水，整个山寨被水冲毁，为了救自己的一双儿女，这位母亲用一只大盆装上孩子，说要他们去找舅舅救命。说完妈妈就被洪水冲的无影无踪。这就是跟在舅舅后面的意思。据说每年母亲被洪水冲走的日子，基诺族就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一直到今天。

1959年6月经中央人民政府确认，基诺族成为我国的第56个民族。

基诺族是中国最后发现的一个少数民族。带领我们的邹导介绍，毛泽东主席听说此事，十分欣慰，亲自为这个民族起名——基诺族。

基诺族从此腾飞，他们一步跨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昂首阔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来到西双版纳，不能不说西双版纳的橡胶林。

上世纪40年代末，爱国华侨钱仿周、李宗周、木德林、林冬兰等六人在泰国建立“华公司”。他们克服兵匪横行、交通阻塞、瘟疫肆虐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从泰国运回2万多株橡胶苗，在西双版纳州勐罕镇建立了《华橡胶园》。此后，几十年间，由于交通闭塞，橡胶种植业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968年，大批的知青进入西双版纳。

《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万多人，其中包括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知青。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2006年3月，中央派员选择位于风景秀美之地的景洪农场，作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状况的样本。据农场党办介绍，仅景洪农场，当年有8538名知青进驻；现在，仍有200余名当年的知青生活其中，来自上海的张仕良便是一例。

西双版纳是美丽迷人的。1971年5月，张仕良们作为知识青年进驻时却感受到她的只是狰狞：

望不尽的原始森林。劈开空地自己盖草房，竹篾当墙，油毛毡作顶；女知青讲究一点，墙上用泥巴和着报纸糊一下。正是雨季，雨紧风骤，茅草房才盖好一个星期，油毛毡就被风掀掉了，墙也垮了，被子尽湿。雨一下就是一周，“连门都出不了”。

景洪农场场史载：1974年，当时全场知青60%住了瓦房，其余仍住草房；直接生产人员，每月定粮40斤，基本够吃，吃油靠自己种的花生榨油，每人每月4两。多数连队逢年过节才杀猪吃肉，平时没有肉吃，蔬菜供应也很少，五六十年代的老职工喝过的“玻璃汤”，知青们在70年代仍在喝。

什么叫玻璃汤？一根葱，浮点零星油花，“其实就是盐水汤”！喝着玻璃汤，上海宝山县知青张仕良开始垦荒，他被分配到一师加强连，驻地大荒坝，离景洪县城80公里，那是全师最艰苦的地方。当时这里还是西双版纳州的“五七干校”，各路“牛鬼蛇神”、走资派、右派都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腾出部分茅屋给知青住。

来云南前张仕良给在青海的大哥写信，想听听他的态度。大哥回信，六个字：“活不好，死不了。”极富先见之明。

知青每天都有工作任务：一人一天挖两分地，女知青一分五，然后种水稻、油茶。后来水稻油茶都种不出来，改种花生、黄豆。

有的知青吃不了苦，老请病假，还有的故意把手割破，借口不上班。40斤定粮，食量大的还是不够吃，月底向要好的女知青索要。有一次一位上海知青没出工，同宿舍的人说，他昨天就没饭吃了。排长张仕良晚上给饿肚知青打了四两饭，此后帮他控制饭票，之前他每顿都吃八两。

因生活单调，没有地方可去，男知青们晚上就到女知青宿舍聊天。50多名女知青都编在四排，住一个大屋子里，一张张床铺整齐划一，邻床用箱子隔开。有时竟有100多男女在女宿舍聊天，人声鼎沸，“闹腾程度像上海的南京路”。女知青想家，常哭，相熟的男知青就去安慰，经常是，一头哭，一头笑，活似一锅粥。过不久，睡眠不好的女知青向上级提意见，此后连里规定，晚十点后不让男知青进女宿舍。

由于水土不服，大部分的知青闹病，发烧拉肚子。送病号有时都忙不过来。四人一组抬着病号，走13公里泥路到关坪，师部派车等候，车行60多公里送到景洪。张仕良说，新开发的原始森林瘴气重，抵抗力差点就都受不了，很多时候是三更半夜送病号，纵是身体好，也折腾得够呛。

闲极无聊又正值青春年少，打架也是常有的事。1973年，张仕良和另几名知青自上海探亲返回，经关坪走回连队。走夜路过勐养农场时被一伙重庆知青劫了行李食品，连队指导员告到团部，张仕良等到勐养农场认人。因被抢时黑灯瞎火，辨不清长相，张仕良于是乱指一气，抓了十来人，审问、禁闭、受罚，其中不乏冤屈者。

此后两边结下梁子。重庆知青放话：大荒坝的上海知青来一个，打一个。说到做到。张仕良说，以后进出关坪都胆战心惊的。

1974年，加强连推荐知青龚汉中到上海念大学。张仕良说，这是他们那一批知青中唯一的工农兵学员。现在据说在上海某大学任教。

而大荒坝，正如其名，几乎无书可看，300多上海知青精神世界一片贫脊。“此后就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张仕良悻悻然。

后来大批知青返城，张仕良却因妻子有病没能回上海。虽然本人没走，张仕良还是把自己的一双儿女送回了上海。

两个月前，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儿子张玉铭来电话，说还是愿意回云南，以照顾父母生活。张仕良在电话里把儿子臭骂一顿，“休想！”

他绝不愿儿子重履他的生命轨迹。

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孽障》，说的就是上海的知青和本地的姑娘结合后生下的孩子。知青回城后，有一批孩子就留在了西双版纳。长大后，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把孩子接到了上海读书，可这些孩子既不习惯在上海的生活，再回到版纳更不习惯，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自己既不是上海人，又不是西双版纳人，普遍缺乏归属感。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孽障。

愿意他们最终会找到自己的幸福，做一个幸福的上海版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