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为官的文章 / 为官的散文
怠与贪
文/焦仁贵
现在是怠情严重，职场之患在于怠惰为常。一事当前，先怠处之：推、拖、踢、躲、衍、滑，各尽其能，能拖则拖，能推则推，能踢则踢，能躲则躲，能衍则衍，能滑则滑。拖则以缓代之，推则卸责慰之，踢则以职易之，躲则避而逃之，衍则敷而应之，滑则戏而溜之。这十八般怠技轮番上阵，只怕你再急、再迫之事也难免黄了。事黄了人就急，欲找人无影，想办事无成，寻问责无门，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哪怕你急火攻心，怒发冲冠也难转事态。
许多纠纷的产生，矛盾的发展、加深、激化，最后达到质变，都和这怠有很大关系。群体事体、集体上访、聚众闹事、群殴械斗，甚或区域性不安定风波，都是有由苗头、发展到暴发的过程，所有这一切，并非出现在真空里，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和管辖区域，那里的管理人员及官员责无旁贷。如果勤政理事，戒怠慢而积极预防处理，事情都会朝好的方向转化。可惜当地懒官、庸官一怠了之，置若罔闻，才怠出了可怕的后果。
一场严重的肢体冲突在即，围观者百人，双方摆开阵势，布好人员，备齐棍棒，挑衅怒骂之声不绝于耳。一番火力侦察之后试图接近，有人劝说：“有话好说，找领导去解决，”回答说：“找了几十回了，领导不管！”有人劝曰：“找法院打官司，”回曰：“法院不立案，”又有人说：“找官员给你们调解调解！”回说：“官一见我们就从后门溜走了，连人影都见不上。”这场即将发生的械斗，如果循迹溯源，恐怕误在一个怠字。民找官，官官相推。久之民无奈而自决之。袁守定在《图民录》中指出：“疲是居官大病。所谓疲者，如疲马然，策之不动也。然疲生于挨，朱子所谓挨得过时且过是也。”有“疲”症的官员，就像一匹鞭打不动的老马，怎么赶也是步履蹒跚，踌躇不前。如朱熹所说，再鞭打也是得过且过，鞭一下走一步，这样的卧官百姓怎敢鞭之，又怎能唤起呢？当然怠官也有自已的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无事不如逸事。再说，多事不多钱，少事不少钱，无事照拿线。官之怠理且不说，且说这看热闹的，有人怨官，这么点事，咋能拖这么长时间，矛盾激化成这样！有人体凉官情，当官的忙得大事都管不过来，哪有空管这小事？
官的职责就是做事、管事、理事、平事、化解事、调息事，使一切事理皆合情合理合民心，常言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古人讲当官要清、勤、慎，清是不贪，勤则为办事，不贪是官德，勤做是本责，既清且勤是好官。官不清，则以脏祸民，官不勤，则以怠误事，勤不能代替清，清不能代替勤，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必须齐头并进。有缺陷的官人常拿它相互辩解，缺乏清廉的官以勤为挡箭牌，缺乏勤作的官以清廉为掩护词，似乎只要勤了贪两个无所谓，清了不做事也是个不错的好官，这当然是官人的自我辩解，当这种问题成为普遍现象时，脏与怠的孰轻孰重恐怕半斤八两，彼此彼此。清代的纪晓岚写过一个小品：一个庸官生前不做事，死后去见阎王爷，向阎王爷述说自己生前如何两袖清风，落得清廉之名，以求到了阴曹地府也得到赞扬，不料被阎王爷斥责一通：你当官几十年，整日浑浑噩噩，怠惰无为，未为百姓办一件实事，要你这种官有何用，倘“置木偶于堂，不饮不食，岂不远胜公乎！”清与勤，并不是对立的，更不可彼此相抵，清为官德，勤为官责，一个连自己职责都不尽的官，谈何清廉呢？大概并非官德高尚，怕是懒得贪拿，自顾不暇。
官不能尽责，必然一片混乱，官面对的是民，民疾民瘼民事，是每天必须面对，它既考验官的勤政，也鉴别官的智慧，官断事要使人服，官理事要使人信，官处事要使人赞，官调事要使人敬，官和事要使人受，面对各种民情杂事，尽职尽责把事办好已不是件易事，何况懒惰怠慢呢。
清代的汪辉祖，为官二十年，他的为官主张是：“律己立品为先，佐人以尽忠为尚，以俭为立品之基，以勤为尽心之实，读律以裕其体，读书以通其用。”大概因他自己的为官理念和品位，他对怠的剖析入木三分：“怠之祸人，甚于贪酷。贪酷有迹，着在人口。阘冗之害，万难指数，受者痛切肌肤，见者不关疴痒，闻者或且代为之解曰：官事殷忙，势不暇及。官遂习为故常，而不知孽之所积，神实鉴之。夫民以力资生，荒其一日之力，即窘其一日之生。”他把怠看得比贫危害更甚，这大概是从当时的官场现状和怠之隐蔽性来说的，现在人们最恨的是贪，提起贪，人人愤之，个个怒之，恨不能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而对怠似乎有议而无恨，无共愤。只是受者遇者有“痛切肌肤”的感觉，旁观者是不太关心的。这大概和贪的处处有迹不同，怠无迹可察，也就无人引恨了。
清代顺治皇帝总结官员易犯的四种毛病是“贪”、“伪”、“骄”、“怠”，四病危害无异。关于怠，他列举了四种现象，即“怠弛之人”，只知“玩惕岁月”，“耽于逸豫”；“庸鄙之人”，只知“碌碌取充位，我何独劳为？坠国事于因循”；“邪曲之人”，只知“遐弃正业，不相涉然，惟苟焉塞责，不恤其他”；“恣傲之人”，只知“高自矜诩，倦懈心生，故为不克胜任之状”。其共性是“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顺治帝对这种“有玷官德”的现象特提出警戒，要求各级官吏要“慎思之”、“明辫之”、“深戒之”、“力改之”，免得“毒酿一时，秽流万世；势权有尽，唾笑无穷。”
现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治怠惩庸风暴，成立暗访组、组成纠察队，对办公时间不办公，遇到公事不理事，上班时间迟到、玩游戏、炒股、聊天、脱岗等问题，抓住一个处理一个，严肃纪律，狠刹怠风，向庸、懒、散开刀，树立为民办事信念，提高办事效率，这样的事应该常抓，此类风暴应常刮。
如果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细算一笔账，怠所造成观念习性上的潜意识影响，怠所造成的低效率和经济损失，因怠而激化矛盾而产生的财物损失和社会资源浪费恐怕是贪之莫及。贪要治，怠也要治。
“单纯”的柳先生
文/陈子娇
当提到古代文人时，脑子里便会浮现出李白、辛弃疾、杜甫、柳宗元、李清照……
李白，豪放而浪漫，敢于直抒胸臆；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总是忧国忧民；李清照，一个婉约女子，却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然而，当想到柳宗元先生时，总是不知该如何形容他。学过他的一些文章，比如：《捕蛇者说》《黔驴技穷》《小石潭记》，也曾听闻他的《永州八记》，却总是不能像上述几人一样，给他下个“定义”。直到读完余秋雨先生的《柳侯祠》后，心中才有了一个词：单纯。
我所说的单纯，不仅仅是心机少的意思，而更多的是他的纯粹，那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纯粹。柳先生在朝廷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时，他按捺不住，欣喜万分，急急赶去。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想到了同样在这里待过的屈原，随口吟出“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我想，这个时候的柳先生定是得意洋洋的。我认为，他应该不是没听说过很多被贬之人，在历经千辛万苦赶回都城时，却被发配到了更远的地方。但他却单纯的认为，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的。但当朝廷又把他贬到了更远的柳州时，那种失落、悲伤，犹如火热的心被泼了一盆冷水。满心的欢喜却换来更为沉重的打击，“十年憔悴到南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他用苦涩的笑容嘲笑着自己的单纯。
还好，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他将这种单纯带入了自己的生活，带入了属于自己的官场中。他用自己单纯的心，写着单纯的文字，洗涤着后人的心灵。他“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这或许是他为官时全部的政绩。但他却使后代官吏，站在他的祠堂前，重新检点自己，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对这份“单纯”产生疑问与崇敬，但我想更多的该是崇敬吧。试想当下，越来越多的落马贪官，倘若站在他的祠前，是否会低下头来不敢正视？为官之前，或许他们都在心里发过誓，做一个好官，做一个清官，为百姓做事，为后代造福。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诱惑，最终却没有守住自己的初心。
柳先生的单纯，让人深思。其实，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都贵在单纯，贵在无论遭受怎样的境遇，面对怎样的诱惑，都能守住最初那颗纯粹的心。
父亲“为官”一年
文/胡书军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是，父亲也有过一年的“辉煌”，有一年，生产队改选，在生产队会计职位上的父亲，被选为生产队长。他在任上的有那么几件事，我记忆非常深刻。
生产队长不仅精通农活，还要正派、公正，带领社员干在前头。处暑的一天，父亲带着社员们在山药地锄草。天气火辣辣、闷噔噔的，没有一丝风，周围的树木和庄稼好像着了定身法，一动不动，和人们一样忍受着蒸烤。麦收时种下的山药苗，经过一个多月的阳光雨露，串得满地都是。锄地的时候，要半蹲半跪，左手翻开蔓子，找准杂草，右手拿准锄地勺子，锄去杂草，双手并用，一点一点向前挪动。父亲和大家一起从地头干起，一会撅着，一会蹲着，手里的锄地勺子舞动不停，热了撩起衣服，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可是大家呢，蹲累了，起来站一会，热了，拿起草帽扇两下，不慌不忙地熬着时间，那样子，很像城里人到农村体验生活差不多。
生产队里和大社会一样，一些人私心杂念太重，好像多干了农活就是傻子一样，都比着少干。谁也不想一想，多干一点，有一个好收成，可以多分一点粮食。父亲是一队之长，也许他想着自己带好头，社员就有干劲，日子就有奔头。可是事与愿违，那种惰性、那种落后观念，使一些社员们出工不出力，耍小聪明，投机取巧。等父亲回头看时，社员们早被他远远落在后面。社员们先是不好意思或者不怀好意地笑起来，父亲也尴尬地笑起来。接着父亲阴下脸，冲着后边的社员说，评工分的时候都嫌自己少，干起活来磨磨蹭蹭，人糊弄地一晌，地糊弄人一年，地里打不出粮食，喝西北风啊！说完，父亲生气地朝别的地块走去。母亲告诉我，你父亲不会当官，只会傻干，把他累死，别人还是歇着。领导几百口人的生产队，那是需要一点头脑的。父亲不懂领导艺术，恰恰缺少那点头脑。
父亲眼里揉不进沙子，在生产队遇到损公肥私的事，父亲不管僧面、佛面，都要一管到底，为此得罪了不少人。秋收时节，除了大白菜、山药就地分给社员，黄澄澄的玉米，白生生的棉花和花生，缴完公粮以后，都要运到生产队粮仓。因为生活条件差的缘故，一棵白菜、一个玉米棒子或者一把花生，人们看得都亲，都想往家里带。那时传闻着妇女们拾花生，把花生揣在裤兜里，摘棉花，把棉花藏在裤裆里。生产队长一般是男的，拉不下面子检查，女社员就偷偷地带回家。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件事：生产队里一个姓王的老头，套着牛车往粮仓里运花生。父亲盯在那，车去了，一布袋一布袋先称好重量。到了中午，老王头卸下最后一布袋花生，要下工了，父亲不经意看到老王裤子布袋鼓鼓囊囊的，好像有东西。父亲好意地说，老王，你要带着东西不方便，放下再走。可是老王两手一摊，回答道，胡队长，咱不是那种人，没有，什么都没有。父亲听完，立即来了气，大步流星追过去，一把拽住老王衣领子，把老王拎到粮仓里。父亲呵斥着，老王蒙混不过去，不得已从裤兜里掏出花生，然后蔫蔫地回了家。母亲说，人家当队长，能交一帮朋友，让家里人干点轻快活，还多挣工分，可你父亲呢，为队上的事，得罪不少乡亲，让家里人出门抬不起头。母亲对父亲多有埋怨。
也许父亲觉得当这生产队长费心费力，心里累得慌，一年后索性给大队说不干了。父亲没有花花肠子，不会圆滑世故，这是他“为官”的致命缺陷。但是父亲的勤快劲、认真劲，却是出了名的，父亲在生产队里当了十七八年保管员，管着队里的钱财、粮食，一直没有出过大的错误。村上人说，你父亲是个好人，是个实在人。我每次听到乡亲们对父亲这样的评价，还是有一点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