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父亲的故事（精选12篇）
驮煤
文/赵范奇
插秧上坎，男人们打一声“呜呼”，洗净带有黑泥的双脚，放下挽得高高的裤管，就安安稳地歇了下来。露出阳光的早晨呢，仿佛是邀约好了一般，大家都会端上一大碗婆娘家用焢饭后的米汤煮得粘呼呼的稀饭，夹一块豆腐乳或是一两箸水豆豉，来到寨中那棵紫金花树脚，坐的坐着，站的站着，说一些寨中陈年八代的往事或者一些不知从哪儿听来的笑话。听到好笑处，一一地用筷子敲响了大碗，对说话人表示了由衷的赞许。若是说的事不让人好笑，有人就会说：“小老冬，你狗日的不要扯南山盖北海哟！再说一个，若是不逗老子们乐一乐，老子就会告诉你家那根老婆，说你洒尿老是打尿噤哩！”说是这样说，至于小老冬另外讲出的故事好听不好听，那并不怎样的要紧，要紧的是寨邻们又可以多聊一会儿，享受许多清晨的宁静……
七叔不知怎地想来，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上排山去驮煤，排山是无烟煤，不会呛人，好烧得很，驮来可以自己烧，要是烧不完呢，也可以给别人家烧，眼下荷包是扁得很，多少也可以弄几个钱来。“给了谁家，他总不至于就给我个煤本吧！”他最后说。这时节我们放了农忙假，因为黄老师回老家还没有回来，我的假期作业已经做完，早就闲了下来。既然闲了下来，我又没上过煤山，不如跟七叔去做做？
我家养有一匹马，是枣骝马，成日里父亲叫我拣青草喂它，到了半夜里，马打一个响鼻，父亲就会起来为它添一回草料。这样的，枣骝马长得膘肥体园、油光水滑的，这会儿它不是也闲着么？我对父亲说了上山驮煤的事，他只问了一句：“跟哪个去？”听说是跟七叔，他想了想说：“儿哦！你以为驮煤好玩得很么？那可是好远好远的路哩！”路远些怕什么呢？七叔已经告诉过我，去时还可以骑一程空驮马，回程时马驮了煤才是自己走路，我还怕什么呢？
清早起来，是母亲为我热好的饭，就了一碟水豆豉拌辣椒，我“呼呼”地搞了两碗。这时候，父亲已经安好马鞍，扎紧马肚带，正把捆好的煤箩抬上马鞍架好，并在上面拍了拍。我刚出门，父亲就将马缰绳交与我，“不会骑就不要骑，不要给老子充狠，摔下来可不是好玩的哦！”我“嘻嘻”一笑，不置可否地牵马走了。七叔家没有马，可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匹，背上的煤箩大小不同，也不知是怎么配起来的。我刚出院门，他就立在那儿，说：“老子以为你害怕不敢去哩！”
我们的驮马刚过了寨子前的小关，七叔借一个高坎，就轻轻地跳上马背，抖一抖缰绳，沙声沙气地唱起我们这一带的山歌：“清早起来脚转筋，昨夜梦见妹沾身……”土坝里有起早割草的人，这时伸直腰笑了笑说：“小老七，你狗日的哟，黄瓜还没起蒂蒂哩！”那时七叔也才十六七岁，对男女之事是倒懂不懂的年龄，人家骂了他，他一点也不生气，只“嘿嘿”地一笑，又把山歌接唱下去。
小关面前的田坝中，秧苗已经返青，早晨的阳光才翻过后山漫了过来，有一半还在山的阴影里，有黄鹂或是什么鸟在唱着好听的歌。秧苗上面不时有不知名的小鸟飞过，叽叽喳喳的，掠过小关，就朝山的背阴处飞去。一只叫天子从土坝那边“腾”地窜上天去，跟着就悬在空中不停地叫唤。在往跳花场的路里，好像有几泼野画眉贴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丛飞动着、叫唤着，可只听其声，不见其形……有说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这里呢，却也“夏日载阳，有鸣仓庚”哦！认真听了来，这插秧上坎的早晨才确确地是鸟的世界，织就出一曲天籁般的百鸟奏鸣曲哩！”
走了好一段路，我仍跟在马屁股后面走着，初时七叔没有发现，后来发现了，就跳下马来，将我扶上马鞍，让我斜斜地坐在鞍架之上，他说：“没事的，马通得人性哩！它不会乱跑，你也不会被摔下来的。”煤箩是捆在架子上的，被马鞍紧紧地夹着，可马走动时，那煤箩还是轻轻地摇动，让人觉得仿佛会被摇散了一样。刚骑上时我还是有些害怕，走一段路程之后心就稳了，便与七叔说起话来。“你小子不错，老子算是没有看走眼，再长大些，会做得你爹的好帮手了。”
七叔上过煤山，对煤山上的事情熟悉得很。买煤的事都听他安排，讲煤价，装煤箩，请人抬上马鞍，都是他一一张罗。煤山上卖煤并不论斤过称，而是论驮付款的，你装好煤，付一驮的钱就是了。这样的，装煤时我看见七叔用脚伸进煤箩中踩了又踩。后来他对我说：“儿哦！你懂个屁，踩不踩都算一驮，踩不踩起码要相差二十斤哩！”
“咦哟？这是哪家的娃娃，白净净的像个姑娘，也肯上煤山来驮煤？”一个从煤洞里出来，刚卸了煤车，只在胯下围一块布片的男人立起身来，只见一双眼睛在不停地打转。
“大乐歌赵家的老大嘛！你不认得？”是管煤的人说的。他好像认得我的父亲。接着还嘻皮笑脸地，“小子，我还跟你爹喝过酒，行过拳，你不认得我了么？”我直直地看了看他，也不知说什么好，便什么也没说出。
煤山是很脏的，因为前些天下过一场大雨，堆在窑洞口的细煤被山水刮了下来，在路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还泛着些琉璜的斑迹，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怪味。“走！走！走！”七叔催我说。说着他牵了已经负重的马，转身就离开了煤山。
回来的路上自然不能骑马。七叔还是让他的马走在前面，我家的枣骝马走在后面。他说：“你家的枣骝马喂得好，有的是力气，你如果走的累了，老子就把你抱上去，它也驮得动的。”我想七叔说的可能是对的，枣骝马走得十分轻松，好像一点也不费力一样，可我没这样做，马虽说是牲口，它毕竟在为我家驮煤啊！
因一时的高兴，我们都忘记了一件大事：带午饭！从排山煤山那里返回到杨梅垅时，我的肚子就“咕咕咕”地叫了起来，汗水一颗颗地滴落，脚也软了许多。可我没说，坚持着跟马走了好长一段。七叔是走在后边的，大概看出了名堂，就发话说：“小子，是不是饿了？”在他面前我从来不敢说谎，只点了点头。他听后没说话，纵上了一个高坎，用手打个遮阳，“好！老子们搞点吃的，如何？”我不明白，他指了指上边的杨梅树。那杨梅树上结的杨梅好大好大，看着就让人流口水。难怪这里叫杨梅垅哩！“摘些杨梅打个底吧！”七叔说。杨梅能打底？我抬起头，见我疑惑，七叔“嘿嘿！”一笑，“把杨梅核吞下去不就行了么！”
可是马驮子呢？让它就在马上搁着么？七叔说，老马识途，你的书读到牛屁股里去了？这是回家的路，让它们走它们的，我们摘了杨梅就追赶上去，是担搁不了好久的。说着，他跑近一棵杨梅树，几下就上了树杈处，敞了口袋，朝着熟透了的杨梅猛摘，一会儿就装满了一口袋。还嫌不够，又换了一棵，上了树去猛摘。这些杨梅树不知是人家种植的还是野生的，没人管也没人收，杨梅熟透了，一些不知名的鸟雀飞上去吃也没有谁发一个响声。
别说，人饿了，什么都是香的。那杨梅又大又黑，十分爱人。初初，我不敢将核吞下肚去，只怕以后从头上真地长出棵杨梅树来，后来也学了七叔，大胆地吞了下去，只吃了一捧，饥饿的肚子有了底，走起来也精神多了。
这一次上排山驮煤回来，父亲例外地夸奖了我，晚饭时还让母亲用酸辣椒炒了一个鸡蛋，我以前也吃过这样的菜，可这晚上的酸辣椒炒鸡蛋比任何一次的都香哩！
这之后，一天一驮，我又陪七叔上煤山驮了几次煤，黄老师回校后就歇了下来。我家的煤一驮也没卖过，七叔的呢，他说是送了人，只有天知道哩！我每天早晨上学之前，按父亲的交待，一定要先去土坝里拣一小挑嫩草来喂马。这样的时间长了，那枣骝马居然能听出我的脚步声来，我离门槛还有老远，它就“嘿嘿嘿嘿”地叫着，像招呼亲人一般……
当心，可别让***知道
文/可人
父亲的口头禅是：“当心，可别让***知道。”
母亲8岁的时候就被姥爷许配给了父亲。那时爷爷有90亩麦田，经常接济姥爷一家。后来，爷爷家家产全被没收，姥爷家却是如日中天，在天津开着很大的编筐铺，但姥爷还是坚持将如花似玉的母亲嫁给了父亲，母亲当时哭得昏天黑地。家境贫寒的父亲用自己一生的柔情抚慰着母亲，同时也用母亲想不到的方式赢得了村里老少，包括姥爷一家人的看重，而且，有些事情是母亲一直不知道的。
父亲在姥爷家的编筐铺里干活，得知二叔因为一辆自行车和对象闹分手，他连夜从唐山买来一辆自行车送到二叔家。他没敢回家，当晚就返回了天津。当时我的两个哥哥也到了结婚的年纪，自行车是罕见的聘礼，父亲怕母亲知道了会生气。
给父亲办丧事时，二叔的两个儿子协助哥哥精心操办，不管白天黑夜，一直守在父亲的灵柩前。
当年流行大镜子，挂在柜子正上方的墙壁上，镜子上或是画着飞鸟，镜子的3个边缘都有花鸟或文字，松竹梅兰居多，很是好看。墙上挂上那样一面镜子，是我们全家人的期待。
后来，父亲带上一年攒下的钱到唐山买大镜子。当时，他到二姨所在的村子等火车，临上车时二姨委婉地说她也想要一个。父亲便用仅有的60元钱背回了两面镜子，其中一面直接挂到了二姨家的墙壁上。当然，他没有让母亲知道。因为在母亲的心里，二姨家过剩的日子也比我家强，我们凭什么帮他们？
那一年，二舅病得很重，住进了山海关医院。二姨父刚刚去世，二姨不好意思向儿子们开口要钱。她很着急，因为她也想去看看二舅。父亲偷偷拿出200元钱送二姨去火车站，当然，他也没有让母亲知道。因为母亲总说：“你二姨的儿子都是大款，钱花不完。”
父亲去世后，二姨经常到坟前，跟父亲说话。她说：“知道你爸葬在这里，来看看他，就不再寂寞。经常跟他说说话，挺好。”说着说着，二姨哭了，母亲说，二舅去世的时候，都没见她这么难过。
父亲到我家来看我，听说和我家有过节儿的姑姑也搬到县城住了。他嘱咐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像***那样记仇。当年的事你姑也有错，***也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让我买了烧鸡和西瓜去看望姑姑。当然，他仍然没有让母亲知道。因为母亲曾说过“只要是我生的孩子，就绝不能去看姑姑”。
父亲去世时，姑姑家的表弟、表妹都来了，表弟跪地并一声哀呼“大舅”，是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每当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她就不厌其烦地讲父亲生前对她的好。父亲对母亲的呵护像电影一样刻进了我的脑子，我望着头发灰白的母亲，想说，父亲还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爱，正是这些特殊的爱使我们几个孩子继承了母亲的刚强和勤勉，也继承了父亲的仁厚和宽容。
每每听母亲唠叨说“我可没有你那么窝囊，你爸一辈子都听我的”时，我就很想辩解一句：“有时爸爸也不是什么都听你的。”但未曾开口就抿紧了嘴唇，就让母亲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继续着自己的骄傲吧，那些母亲所不知道的爱，才是父亲此生通过别人传递给母亲的独特的爱，它们丰富了爱的内涵。正是这份爱让我们几个儿女深深地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不能再说了，因为耳边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叮嘱：“当心，可别让***知道。”
父亲爱鸟
文/冰城夫子
父亲爱鸟
魏世君
父亲爱鸟在我的故乡是出了名的，他爱鸟如痴，演绎出了许多美丽的故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的祖母过了个旧历年就辞世了。当时弟弟只有四岁，没人照料。于是父母去田里劳动的时候，就把他背在肩上。到了田里，大人干活的时候，他就跟在大人的后面玩。别看弟弟年幼，还真有股子犟脾气。
一天下午，父母去锄地。母亲锄地速度很快，到了地头上发现树林中有鸟窝，母亲就把鸟窝连同鸟蛋一起拿下来，放在了父亲锄草的垄上，并且告诉弟弟，鸟蛋放在了父亲的垄头上了。实际上，母亲的举动就是哄小弟弟开心罢了。等父亲锄到地头上的时候，发现了那个鸟窝，头上的小鸟还叽叽喳喳地叫着，似乎在呼唤它们的“宝贝”。于是父亲放下锄头，趁着弟弟没看见当儿，就把鸟窝放回了原处。等弟弟来取鸟窝、鸟蛋的时候，发现鸟窝不见了，就坐在地上大哭。弟弟边哭边说：“老魏头子，你把鸟蛋弄没了，赶快给我下出几个鸟蛋出来！”
这让人啼笑皆非的话语，引来了众乡亲的一片哄笑声。有的乡亲说：“这孩子真拗，还让他父亲给下鸟蛋，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听说过男人能下蛋呢！”众乡亲议论一阵，有人劝说父亲把鸟窝给拿回来，父亲不肯。于是众人又把小弟弟哄逗好了，就开始干活了。
那年夏天，家乡北面的沼泽地里候鸟成群，动听的鸣声萦绕于村庄的上空。放学后，我和几个淘气的小伙伴，瞒着大人进入沼泽地去寻鸟蛋。那天我们丰收了，每个人都找到了几十枚鸟蛋。大的有雁蛋，小的有鹰鸭蛋，各种鸟蛋应有尽有。我们把鸟蛋拿回家，我父亲知道了，非让我领着他把鸟蛋放回原处。我当时特别不理解父亲，不就是几枚鸟蛋吗？干嘛还要这样折腾我们几个孩子呀？在去往沼泽地的路上，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子，鸟是人们的朋友，鸟蛋就是它们孩子。你想啊，如果有人把你给弄走了，爸爸能答应吗？”听了父亲的话，我似乎明白了很多道理。从那以后，我也学着父亲从爱护小动物入手，一直在做善事。
2009年春天，父亲去世，正好是五月份的一个早晨。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咽气以后，房盖上，树上，电线上都落满了燕子、麻雀、黄鹂等各种各样的小鸟。有的邻居就说：“这是老魏头一生爱鸟的结果，这些小鸟都给他开追悼会来了。”
父亲就这样，在小鸟美妙的鸣啭声中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却把平凡人的小爱留在了我们心中。
找肉
文/申赋渔
刚上小学的那段时间，村子里的孩子们特别痴迷收集火柴盒。农村里火柴盒的品种比较单一，所以收集起来比较困难。有一次，我家西边的三碗叔不知从哪里买了一打罕见的火柴。图案是一个古代美女，印在薄薄的纸上，贴在火柴盒上。因为难得，大家都虎视眈眈地守着，等火柴用光，盒子空了，立即抢走。
那天放学回来，我扔下书包，拔脚就朝三碗叔家跑。进他家门的时候，一头撞在三碗婶的怀里。“莽张飞。”三碗婶边说边走出门去。我顾不得理她，一头钻进厨房，在她家的灶台上下到处摸索。摸了半天，只有一盒刚用了一半的火柴，不好拿，满心失望，空手而归。
晚上，我盛了一碗大麦稀饭，因为嫌烫，正低着头吹气，忽然三碗婶哭哭啼啼地闯了进来。
“大鱼儿，可曾望见我放在釜冠（锅盖）上的肉？”
我茫然地摇摇头。
三碗婶哭起来：“讨债鬼今朝生日，我让三碗头去称了点儿肉。讨债鬼今年一年还不曾尝过肉星子，哪晓得，肉放在釜冠上，我到园田里去挑了两根菜，回来，肉就没得了。我出门的时候，撞到大鱼儿往锅上跑，就来问问。”
“我没看到。我找火柴盒的，没找到……”我话没说完，父亲劈头就是一巴掌。我的头撞在碗上，一碗稀饭泼翻在桌上。
“我没看到肉。”我哭喊着，眼泪掉下来。父亲扬手又要打我，被奶奶拦住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家伢儿拿人家一个针线的？你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奶奶一把抱我过去，护在怀里。父亲从抽屉里拿了手电筒，对三碗婶说：“不要急，你不要在这里哭，我跟你找去。找不到，我称肉还你。”
奶奶一听父亲要称肉还她家，急得匆忙牵上我，跟在后面，一起去三碗叔家。
三碗叔蹲在门槛外面的屋檐下，抱着手臂，一声不吭，看我们过来，也不站起身来。他显然已经找了一阵子，找不到，在生闷气。三碗叔六岁的孩子，手里端着个用土霉素瓶子做的煤油灯，抽抽泣泣，还在床前桌脚找着。
父亲先在锅台上找，连放灶王爷像的木牌后面都找了。接着又打开碗橱找，在地上找。奶奶用一根木棍，反复地捅着他家的炉灶。三碗婶淌着眼泪跟在后面，既不帮忙，也不说话。小孩牵着她的衣角，亦步亦趋地跟着。
厨房里找完，父亲又到堂屋找，堂屋找了，又在卧房找。他是知道的，我不会偷肉。可是，如果找不到肉，那就是我偷的。
三碗叔还在门口蹲着。他是个老实人，平时看到我，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他在家也一直是被三碗婶呼来喝去，整天只知道干活，很少说话。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父亲、奶奶、三碗婶，都呆呆地站在堂屋的中央。我的心里惊恐万状。看我们不找了，三碗叔的儿子去拉他，说：“爸爸，我要吃肉，我要吃肉。”三碗叔反手一巴掌，打在他的屁股上。他大哭起来。三碗婶冲过去，一把把三碗叔推坐到地上，哭着说：“你还有脸打孩子。”
三碗叔站起身来，重重地给了三碗婶一巴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三碗叔打三碗婶，三碗婶呆住了。三碗叔走到我父亲身边，对父亲说：“哥，你回去，没你们的事。大鱼儿是不会拿我们家的肉的，这个孩子我知道。不要难为孩子，只怕是被猫狗拖走了。”
父亲无言以对，什么也没说，扯着我的手就往家走，我不肯跟他走。我知道，他拖我回家，是要打我。我死命地拉着奶奶的衣服，奶奶用双臂护着我，骂着父亲，让他走，让他不要回家。
父亲走了，奶奶牵着我，慢慢往家走。回家要从三碗叔家左前面的养猪棚门口经过。里面的猪发出一阵阵哄闹声——一家人忙着找肉，连猪都忘了喂。
已经走过棚子门口了，奶奶突然回过头，朝里面走去。三碗婶立即跟了过来。奶奶端了挂在猪栏上的煤油灯，低下身子，朝猪食槽望去。两头猪正用嘴拱着什么。
奶奶把猪赶开，用手从猪食槽里拎起一块东西，凑近灯一看，是肉。
三碗婶一把抢过去，脸上还满是泪呢，立即就笑了。她顾不得粘在肉上的糠和猪食，拎了就往厨房里跑。奶奶说：“恐怕是被猫叼到猪圈里的。还好，肉好好的，一点儿没被吃掉。”
回家之后，我没有吃饭，洗洗就上床睡了。睡梦中，我忽然被奶奶摇醒。奶奶端了一碗米饭，米饭的最上面，摆放着两块大大的肉。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如果哪家有客人来，或是为什么事烧肉了，一定会给左邻右舍送一碗饭，饭上放一块肉，浇些肉汤。
今天，三碗叔家特意多给了一块肉。我知道，那是给我的。我跟奶奶说：“奶奶。我不吃，我要睡。”我翻过身，用被子蒙着头。奶奶走了，我在被子里，默默地流着眼泪。
水果糖
文/潘胜天
周末，爱人在打扫客厅卫生，“八一”节人家送来的喜糖，放在茶几上一个多星期了，小孩过上过下，没有吃的意思，眼看着水果糖快要软化了，爱人唠叨着要大家吃，但没有哪一个理会，只有自己边埋怨边吃。看着爱人埋怨地吃着软化的“水果糖”，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我，陷入了深深的童年印记。
水果糖，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贵州山区农村人来说，概念深入人心，记忆深刻，有多少辛酸的故事与“水果糖”有关，而于我这一概念更是刻铭心田，苦涩交加。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在远离城镇的农村人，童年是在期盼“水果糖”中度过，而赶场与“水果糖”自然有了千丝万缕关联。当时，贵州所有集镇赶场统一在星期天进行，而我家离最近的一个集镇也有40多里山路，交通工具稀缺的那个年代，赶场得花一天工夫，来回按急行军速度也要6个多小时，加上在场上交易时间当然只能早出晚归了。
我家深居大山里半山腰的苗族村寨，门口有一尊大如粮仓的卧石，卧石伴着村里多少儿童在此期盼“水果糖”中成长，爬在滑亮如冰的大卧石上，隐约可见对面大山挂在半崖上的小径。这条小径是我们寨上赶场的必经之路，通过这条小径下到山底，像登步梯样顺势爬上山腰才到家。山与山之间虽然可见，但行走咋个也要1个多时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食物供应紧缺，“水果糖”是那个年代儿童的奢侈品，而只有赶场农村人才能买水果糖给娃娃。
“水果糖”在我的童年里是抹不掉的记忆。我们大山里的乡村赶场，大多数是父亲的事。早晨，父亲在朦胧的火坑边扒拉母亲准备的“赶场饭”。所谓赶场饭，不外乎是苞谷面掺些牛皮菜之类，但是在粮食紧缺的农村，这也是养脚力的了，除非是过年，大米饭是没有的事情。在朦胧中的大清八早，赶场饭之香味让食不果腹的我们几姊妹也匆匆忙忙起了床，哭闹着要吃饭，急着赶场的父亲安慰我们说：别哭，等我去赶场买水果糖给你们。就这句话把童年的我们诓哄住了，开始了一天的期盼。
傍晚，为了赶场糖的念想，我们寨上的小伙伴都会不约而同爬在门口的卧石上，或蹲或躺，眼睛遥望对面悬在半岩中的小径，带着美好的希望，专注扫视赶场归来的人影，三三两两，太远分不清男女，分不清老少，等到鸡已进窝、鸟已进巢的时辰，在等待中随着各家父亲的回家，小伙伴越来越少。往往是天黑尽时我父亲才归家，我们满怀喜悦巴望父亲从荷包里掏出“水果糖”来，但大多数是带着气愤的口气说：卖糖的不见了，没买得糖，等了一天的希望成了泡影，只有父亲抱在胸口上大手抚摸脑壳的安慰，又在期待下一次的赶场，希望父亲在赶场时“卖糖的”千万不要消失。
期待中也有实现的时候，那是卖猪仔的赶场天。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资本主义”尾巴全割了，“投机倒把”全拉去斗争，物资交流匮乏，大山里的农村唯一能到市场交易的物资就只有猪仔了，猪仔好像不列入“资本主义尾巴”，所以整个寨子家家户户都养有母猪，母猪成了当时农村的半个家当，更是一年中油盐柴米的寄托。所以，不管哪家抬猪仔去卖，小伙伴都一同爬在门口大卧石上共同等待幸福的来临。
猪仔卖完后，父亲们都会买上十几颗“水果糖”犒劳小孩。山区农家，与邻为善，再穷仍旧和睦相处，不管是哪家小孩，见者有份，人手一颗。因为小孩为猪割猪菜、煮猪潲之类的劳动，确实也做了些贡献，当然也有父母对小孩的念想。
抬猪仔赶场，“卖糖的”一般都会在，等待一天的小伙伴们，每个都分得一颗水果糖。水果糖分到手后，大家都舍不得吃，捏在手里，相互张望，想法是不能自己的先吃，先吃当然先完。在等待中总得有按捺不住舌尖诱惑的，小心翼翼剥开糖纸，悻悻地舔了一下，于是小伙伴们效仿起来，迫不及待纷纷剥开糖纸，怯怯地吮吸着。含在嘴里，急急地咂上几口后，立即又吐出来，放在糖纸上，望着别的小伙伴，又含在嘴里，如不小心囫囵吞进肚里，后悔得捶胸顿足，这种情况发生后，就只能巴望别的小伙伴嘴里的水果糖了，这时假如有友好一点的小朋友，会吐出含在嘴里的水果糖，一个咂一口。吃水果糖，准确说是含吮，含到透明的水果糖化完后，小嘴巴巴咂着粘过糖的食指和拇指，吮吸不舍，就离水果糖纸都不放过，伸出舌头去舔舐，生怕甜味流失。当年吮吸水果糖的那种享受，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无法用语言表达，那种甜，让人舒心，让人幸福。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市场逐渐放开，市场交易频繁起来，“赶场”这个商品交易场所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由唯一的星期天变成了“转转场”，天天都有场赶了，而水果糖更是丰富得不得了，村里寨里都有水果糖卖了，与赶场似乎无关，几代人常用的善意谎言“卖糖的死了”慢慢从口语中淡忘。生在物资丰富的现代儿童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我们记忆里的水果糖味道，也不知道赶场与水果糖的关系。
随着国家惠民政策的不断深入，农村交通发生了质的变化，山区里的道路四通八达，水泥路、沥青路通村达寨，“流动超市”售货车走村串寨吆喝，日常用品在家门口触手可及，水果糖味不及天然水果，营养更无法与天然水果比较，与儿童食品渐行渐远。
爱人唠叨的停止，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我从苦涩的回忆中回到了现实，现在的“赶场”与过去的“赶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水果糖”渐渐退出人们视线的同时，“赶场”也随之淡化。作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我们，进入了中老年岁月，在分享“水果糖”般改革开放成果的幸福日子同时，我们诚心地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让普普通通的“水果糖”不要再变成儿童的奢望食品，让为赶场而起早摸黑的日子永不复返。
小画书
文/王唯唯
说起小画书，今天的孩子们即便知道，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有写不完的作业，有学不完的名目繁多的“副科”，即便有了一点点可怜的空余时间，他们也会沉迷于电子游戏，相比之下，小画书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微弱了。然而，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小画书是我们童年时代的重要精神食粮和最爱，是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我的父亲曾在一家大学宣传部工作。父亲没有什么爱好，就是特别爱买书和看书。每月12号是父亲发工资的日子，也是我们兄妹三个最期盼的日子，因为这天下班，父亲不会急于回家，而是上新华书店购书。父亲每次购书，总不忘给我们兄妹三个一人买一本小画书。母亲对父亲如此“大手大脚”浪费钱很有意见，父亲总是笑笑，说别心疼那几个钱，多看书对孩子们有好处。
父亲说得一点没错，那小画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不仅吸引了我童稚的眼界，也带给我无穷无尽的快乐时光。简洁素净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情节，至今我还念念不忘。给我印象最深的几本小画书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刘胡兰》《烈火金刚》《杨家将》《岳飞传》等等。
虽说父亲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买三本小画书，比起左右邻居家的孩子要好得多，但我还是觉着不过瘾。学校门口有一小画书摊，估计有七八十本小画书。那会儿只要口袋有钱，我就跑到小画书摊去看书。摆摊的是位老奶奶，个头不高，满头白发。她总是笑嘻嘻地一边接过分币，一边把我选中的小人书递过来。我拿到了书，就会坐在靠墙的条凳上，一页一页，专心地看。有时候看完了好几本，还想再看，却发现口袋没钱了，但只要和老奶奶说一声下次补上，她也会笑呵呵地答应。
一本好看的小画书，不仅文字引人入胜，更要有形象生动的画作魂。合上它，那些精美的图画即便是过了很久，也依然能够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成为美的享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名画家为小画书画画是很常见的事。如刘继卣的《鸡毛信》、王叔晖的《杨门女将》、墨浪的《满江红》等连环画画家，都为小画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创作，集中了刘锡永、赵三岛、陈光镒、徐正平、刘旦宅、程十发等三十几位连环画高手和国画家，中国画大师贺天健先生还为每一册书写书名，每一册连环画上一方鲜红的形态各异的印章，皆出自篆刻家都如冰先生之手，正因如此，使得1957年版的60册《三国演义》连环画，成为无法逾越的丰碑之作。时至今日，《三国演义》已然成为收藏家手中的“稀世珍品”。
渐渐地，我们家的小画书越来越多，同学们都跑到我家借书看。那时候天天都在讲学雷锋做好事，我就想到在家门口也办个小画书摊，不收费，满足同学们看书的需要。我把这事和父亲一说，父亲不仅同意，而且又买回十多本小画书。小学三年级那年的暑假，我们家的小画书摊开张了。一大早，我和奶奶搬出凉床，弟弟和妹妹搬板凳和小竹椅，接着从家里把那只装着小画书和《儿童时代》杂志以及《中国少年报》的大木箱子拉出来，分类整整齐齐摆放在凉床上。一个暑假，我们家的小画书摊几乎天天“爆满”。
那时不仅小孩子爱看小画书，大人也爱看，就连伟人也爱看。1997年1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通讯《伟人也看小人书》。说在1960年前后，毛泽东曾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人书《三国演义》放在写字台上，不时翻阅。有一天，卫士请他吃饭，他正靠在床上看这套小人书。卫士问：“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毛泽东回答道：“小人书不简单呐，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于是，他给卫士讲赤壁大战、夷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不仅如此，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去年有人给他一套小人书，是说《东周列国志》故事的，从此看小人书就“上瘾”了，一看就看了几百本。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如今真正意义上的“小画书”在书店里几乎看不到了，“小画书摊”也退出社会几十年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小画书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带给我们的是说不完的欢乐和喜悦，向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面向社会、面向世界的窗口，尽管物质生活很清苦，但因有了小画书，童年的我们在精神上是很愉悦的。虽然还不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对小画书的喜爱，完全来自我渴望了解世界的一种本能，对知识、对社会渴求了解的一种单纯的本能。
父亲结
文/静思语
不记得从何时起，我们之间的对白永远都是从四目对视开始的，然后再在空气的凝固中结束。而其中理所当然的省去了‘爸’这个称呼，可能是因为那个字与我的喉咙长久脱轨，导致再无法正常运作。
爸，在您的眼中，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特别不懂礼貌的孩子，不与您打招呼，不懂得主动聊天。可是，爸，自从妈不告而别后，您便把我送给姑姑抚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因为我不乖，还是怎样，您就依然绝然的把我送走，而我就只能选择接受离开，离开我最熟悉的环境，离开我最好的玩伴。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生命中的前十年就在此刻几乎全都化成零。所以，那时的我，谈不上恨你，只是不再接近你，从此在心底与您画上一道深深的沟。
寄宿在姑姑家的日子，让我感受到些许的温暖，让我开始向小伙伴们靠拢。有时我也会与他们玩的很high,可是每每看到邻居家的小孩与她爸爸勾勒出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时，彼时，我一定逃离了这个幸福的让人掉眼泪的场景，不知怎么的，我就会从心底开始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莫名的自卑感，我总觉得是我做错了事，您才会……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您新组建的家人及孩子，当他们在您的身边撒着娇，甜蜜的叫着老爸时，我忽然间仿佛全懂了，原来您送我离开不是因为我犯了错，而是您不愿带上一个拖油瓶去组建您的新家庭。在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甚至，还是个累赘。就在此刻，我知道自己不该再如原来那样笑着走上去与您闲聊，更不该再去亲切的喊您‘爸’了。
爸，您知道吗？其实，一直以来，我都特想叫您一声爸爸，特想跟你坐下来好好的聊会天，可是就
不知怎的，我总是话到嘴边又被活生生吞了回去，却总在看到您时，只会恩，啊的回应着您说的话，
您不在时总用余光搜寻着您的身影。
父亲结，一直以来，都是我解不开的死结……
熬羊头
文/陈荣安
冬至晚上熬羊头，俗称“熬冬”，是冀中平原的民俗。它的寓意在于熬过一年中最长的冬夜，迎接阳气回升的头一天。
“冬至熬羊头，五谷大丰收”说的是只要在冬至节的晚上熬羊头吃，来年就会五谷丰登，吃喝不愁。
“喝了羊头汤，养个好儿郎”这是指冬至喝了羊头汤怀孕后，可以生个健康壮实的男孩子。
熬冬的准备工作在冬至节前两天就开始了。
在这个时候，养了羊的农家会把最肥的羊宰掉；而有羊群的生产队，也会宰杀几只羊，把发暖的羊肉按照人头分给社员。至于若干个羊头，队长一般是不会分配给社员的，他要用来进行一年一度的熬冬。
我们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叫吉利，当时他三十多岁。把羊肉分完后，他就提上两三个羊头到辈分最大、年岁最长的八爷家，一进门就叫道：“八爷！我把羊头提来了。明天晚上大家来你家熬冬哇！”
冬至节那天晚饭后，那些受到队长邀请的各生产小组组长、农业技术员和种田的老把式，便来到八爷家。八奶奶早已经把羊头汤熬好了，把羊头连汤带水舀到一个大瓷盆里，端到屋内的炕桌上。
七八个人脱掉棉靴，围着炕桌而坐。桌上羊头飘香，屁股底下是暖烘烘的热炕头，大家边喝羊头汤边聊着今年的收成情况，议论着明年开春的生产打算。实际上，这熬冬是一个聚贤会，是为明年的生产早做谋划。
受队长邀请参加熬冬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家则在自己家熬冬，或邻里互相邀请，聚在一起熬过一年中最漫长寒冷的冬夜。
有一年，我家没有喂羊，当然也就没有羊可杀。冬至的前一天，父亲要到七里外的镇子上赶集买个羊头回来熬冬，正巧遇到邻居六叔，他拦住父亲说：“别去了。我表哥今早儿送来了一个羊头、两个羊蹄子和几块蒸熟的羊血，够我们两家熬冬的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早早就把菜馅调好了，把做皮儿的面也和好了。因为，冬至晚饭要吃“冻耳朵”，也就是饺子。母亲让父亲和我把这些都搬到六叔家去打伙，母亲和六婶开始捏“冻耳朵”，父亲和六叔开始用开水烫羊头、羊蹄子，我和六婶的女儿小荷姐则开始炒麻子，两家人在一起忙碌着，充满欢声笑语。
吃了“冻耳朵”，六叔和父亲用土坯在屋内砌起了一个简易灶，在灶上安上了一口半大铁锅，把羊头和羊蹄子放到里面，加入茴香、花椒、葱段、姜片和盐，添上水，六婶和母亲开始烧锅。父亲回家拿来自己的高粱烧酒，六叔拿出自家酿的米酒。
很快的，羊肉的香膻气充满了土坯屋子，整个屋子变得热气腾腾，暖和起来。两家人围灶而坐，小荷姐给每个人舀上一碗羊汤，六叔则用一把锋利的小尖刀，把羊头和羊蹄子上的肉剔下来让大家品尝。大家喝羊汤、品羊肉、吃炒麻子，念叨着以后的日子，只觉浑身发暖，脊梁上都潮呼呼的，一直到夜深才散。
让我好好陪陪您
文/夏雪飞
父亲生病了，医生说是肾衰竭，需要透析了，这个结果让我难以接受，背着家人哭了好几次，害怕父亲突然离去。
这之后，父亲开始透析，每周三次，下午半天，每次都是我中午下班回家接送父亲去医院。虽然睡不成午觉，但是能多陪陪父亲，很值得。
有一次，我把父亲送到医院，父亲让我回去休息，他自己去办透析手续。父亲下车后，我从后视镜里看到父亲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神情特别落寞。我突然有些心酸，把车停好，向父亲走去。父亲惊讶道：“你怎么又回来了？”言语中带着惊喜。我说：“爸，我离上班时间还早，陪您待一会儿。”于是，我挽着父亲的胳膊走进透析室的等待区，陪着父亲称体重，量血压，父亲在我旁边站着，像个孩子一样，等着我跟医生汇报情况。等手续办好了，父亲说，你回去上班吧，我进病房了。我点点头，看着父亲朝透析室走去，步履蹒跚，他的背也驼了，头发早就白了。我又一次心酸得想流泪，曾经伟岸的父亲，现在却为了生命，为了活下去，遭受着这么大的罪。
透析了一个月后，父亲吃饭也香了，他说，还是现在的医疗条件好，要是过去，我早就去找阎王爷报到了。父亲面带微笑，我却非常难过。我开始每天给父亲打电话聊天，周末回家给父亲按摩，并和母亲一起做顿可口的饭菜。我还教会了父亲用微信视频，每天晚上都和父亲视频，问他吃了什么饭，这一天干了些什么，听父亲和我说一会儿话，我才能心安。父亲越来越依赖我，我也越来越牵挂父亲。
今生父女一场，只要父亲在就是我的福分，我只想要他好好活着。
解放
文/月夜※独狼
父亲逃回到家中不到三个月，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包头通电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了，同年开展了“起义地区解放区化”的运动，各地成立了村政权，废除保甲制度，取消自保自卫，建立民兵组织。
1950年是父亲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父亲当过兵，受过军事训练，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因此在“起义地区解放区化”中，被认命为村长，下辖东西半梁，东梁，西南房、正南房、元山子等村庄，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镇的区域，
父亲每天都很是忙碌，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去那个村，建立民兵组织，建立农会组织。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带着民兵到各个村庄清查田产，引导工作队进村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做好剿匪工作，发动群众提供“敌、特、匪、霸”等线索，当时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内蒙古的匪患，由来已久，自清末以来，将近五十多年，粉墨登场的各路官僚政府都没有心思认真治理，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匪患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再加上国民党统治的垮台，流窜到绥远省的国民党军、警、特等，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匪帮，啸山聚林，打家劫舍的有之，破坏新生政权的有之，他们到处抢劫财物，杀害军民，围攻基层政权，为了顺利完成土地改革，自1950年开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以此为契机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当时的形势很是严峻，四爹算是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做为工作队的成员，到各地去组建村级政权，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斗争。
那是1950年的秋后，四爹随工作队去了厂罕营子，随工作队进驻的有一个班的保卫部队（公安部队），他们白天与乡亲们在劳动中宣传政策，晚上分别到群众家做工作。这天晚上，当工作队开完会后，刚刚休息，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空的宁静，随着，叭叭的枪声连续不断，四爹他们工作队迅速爬起来跑出屋外，看到战士们有的爬在屋顶上，有的将枪架在墙上向外射击，工作队被土匪包围了，吱吱的流弹从头顶上飞过，工作队队长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一名老战士，他让新参加工作的队员爬在屋里的角落里不要乱动，防止流弹，自已带着一部分老队员，配合着解放军坚守待援。整整打了一夜，土匪没有攻入工作组驻地，在天亮时逃窜了，四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战斗场面，很是害怕，从此后，四爹夜晚睡觉都警觉，稍有声响，就会醒来。
随着土改的进行，有钱的人开始将财产转移，父亲每天带着民兵清财产、查浮财，起赃物。
元山子村的张贵林因参加八路军，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被日本人在红旗庙杀害后，家里的主事人就由张贵林的二嫂支撑起来，他的二嫂很厉害，人们称“二寡妇”。张贵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下，大青山的主力挺进东北，张贵林以家中孤儿寡母为由，留了下来，1947年，国民党全面进攻时期，张贵林被李三珠自卫团抓获后投降，成为自卫团的团附，解放后作为叛徒枪毙，二寡妇是全村最有钱的一家地主，自然要清查他家的土地和财产，二寡妇是一个桀骜不逊的女人，她将自己家的财产稍稍地转移到了他儿子张福生的岳父家，父亲带着民兵到了五号村，张福生的岳父看到父亲带着民兵来到他家，就知道事情败露了，就将东西交了出来，整整三大箱子，父亲第一次见到旗袍就是这次，还有裘皮衣，银元，元宝等等，父亲算是开了眼。
还有一次，父亲来到半梁查浮财，半梁住着他从小耍大的二叔，父亲就去他二叔家去了一趟，他让民兵们先去那家地主家，等他来到地主家时，发现民兵已经将那家人绑了起来，但没有找到浮财（钱和物），父亲很生气，他觉得不能绑人家，就命令民兵赶快松了绑，结果那个地主感觉父亲人很好，就将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大元宝交了出来，母亲说那个元宝很大，有两三斤的样子。事后，父亲感觉到那两个民兵绑了地主，真的绑对了，如果不绑，只做他的工作，可能他不会将他父亲传给他的元宝交出来。
爷爷家就住在二柜的场面西侧，场面的北侧就是二柜的大院，今天的群众大会就在二柜的大院内举行。
天空没有云，深秋的天空是那样的湛蓝，那样的纯洁，没有一点尘埃，空旷而深远，太阳挂在纯如碧水的天空上，发出橙红色的光芒，照射在二柜那一排排整齐土窑的玻璃上，反射在人们的脸上，也反射在背阴的墙面上，尽管还是早晨，人们已经来到了二柜大院中，每个人的脸上挂上了笑容，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聚在一起，谈论着分田的话题，等待着工作组的到来。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父亲陪着工作组戴队长和小田走了进来，站在了二柜大院的土窑前，父亲将乡亲们集中在一起，然后宣布开会，戴队长讲述了土改的政策和纪律，对财产的分配作了一点说明，小田就元山子村土改中，土地分配的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对元山子土地丈量的结果进行了公布，父亲就起浮财结果和分配方案进行了说明，最后进行了举手表决，乡亲们一致同意各种方案和措施，会议一直进行到中午时分才结束了。
这次群众大会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那些没有田的佃户，将会有自己的土地，再也不会看别人的脸色种田，那些没有耕畜的农民，将会分到属于自己的耕畜，安心地经营自己的三五亩土地，那些没有自己房屋的人，将会分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立锥之地。那个群众会不开心，那个群众会不感谢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府。
群众大会结束后，二寡妇坐在场面上，披头散发地哭泣着，叫骂着：骡马大会开完了，奶奶的田产分完了，分了奶奶的田，绝子断户在眼前，分了奶奶的财，坏心坏肺坏脑袋。就这样，二寡妇在作死的道路上努力的嚎啕着。
太阳染红了”脑包山“的边缘，几片白云穿上了霓虹般的衣裳，蓝蓝的天空映衬着向南飞过的大雁，咕咕的叫声，穿透了寥廓高原飞向远方，深秋的早晨，霜花拥抱着灰黄的草尘，在微风吹拂中闪烁着淡淡光华，没有回场的庄稼，一码码整齐的伸向远方，炊烟在鸡鸣中冉冉升起，在淡蓝色微风的吹动下徘徊在村庄的上空，达达的马蹄声唤醒了的路边的鸟儿，三个五个从路旁飞起，飞落在远处的草丛，洞边吃草的旱獭，人立而站，滚动着双眼，警觉地看着远方，三匹飞奔的的马儿，卷动着路上地尘土，如春天滚动的龙卷风，鼻孔中呼出的气流在清冷的空气中形成的白雾，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三个骑马人右手抓着辔嚼，双腿紧夹着马腹，身体前倾着，左手挥舞着带有红缨的马鞭，白茬皮袄被跨着的大枪背带紧紧的裹在身上，枪刺在日光中闪着刺眼的寒光，山羊皮帽子的两耳落满了呼出热气形成的白霜，被风吹着的脸如秋天的海棠，眉毛和胡须上粘出了一片片的冰霜。
父亲骑在了最前面的马上，不停地挥舞着左手的马鞭，小红马在父亲的吆喝中，打着响鼻喘着粗气，急虎虎地冲向路的远方，后边两个民兵紧随其后。
父亲要去东梁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品的捐赠和送行活动，半个时辰后，他们三人来到了东梁，父亲让人将马喂好，就在村民代表的陪同下，来到了梁军的院子里，慰问品捐赠就在这里进行，在院子的靠近窑洞的中央，摆着一个紫红色的桌子，父亲和村民代表坐在桌子后，许多村民站立在离桌子大约一丈多远的地方，每个村民脚下，放着各自的慰问品，在院子外，停放着已经套好马的大车。
过了一会，村民代表宣布捐赠大会开始，父亲做了讲话，大意是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打倒了地主，推翻了“三座大山”，当家作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但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 在国内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互相勾结，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府，在国外，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着我国的主权和安全，为了新生人民政权，我们决不能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决不允许那些国内外的敌人破坏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要一手抓镇压反革命运动，巩固人民政权，一手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父亲讲完话以后，捐赠活动开始，由于五零年土改完成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分到了属于自己的财产，大大激发了人民对共产党的领导，对人民政府从内心拥护，再加上今年丰收，捐赠活动非常涌跃，很快就将外边的三套马车装满，有粮食，羊皮和羊毛等。父亲将运送慰问品到区里的事安排给村民代表后，就匆匆忙忙骑着马和两个民兵离开了东梁。
今天是公判二寡妇的日子，周边几个村的村民都被集中到元山子村，参加公审大会，从早晨开始，周边几个村的村民就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元山子村，周边村民都互相认识，即使不认识也只要说起长辈或亲戚，都可能知道，因此这些人来到村里有的到亲戚家坐坐，有的到朋友家坐坐，有的干脆就来到会场，二寡妇土改前的住处，谈论着今天的公审大会。
二寡妇她们张家这家人，说起来对元山子村也是有贡献的，早年从山西来到内蒙，开荒种田，后来山西到内蒙的人，多少也受到他们家的庇护，初到内蒙，人生地不熟，租用他家的牲畜和田地，青黄不接时，借用他家的粮食，虽然比较苛刻，还是有帮助的，他家开办私塾，办油坊也为村民办了一些好事，只是张二柜有些霸道，得罪了不少人，但张二柜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人死罪消，他家也算不上什么恶霸，如果后来二寡妇自己不作死，她也不会死。
自从张贵林结婚后，日本人杀害了张家爷三人后，张家的事权就落到了强势的二媳妇手中，人们私下里就称她为二寡妇，二寡妇管理着张家一大家的所有产业，自她管理以来，家业兴旺，家里雇佣了许多做事的人，有些人就成了她的打手，从此二寡妇做事高调，许多佃户和周围邻居没少受到她的谩骂和欺辱。解放后，张贵林被枪毙后，土改开始，没收地主家的财产，将地主家的土地分配给没田或少田的农民，二寡妇多有抵触，不仅不配合土改，还变本加厉地污辱群众大会为“骡马大会”，公然在大街上辱骂分了她家财产的村民。五零年十月，中央下达了“双十批示”，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那些恶霸、特务、土匪和反动会道门的首要分子都属于被镇压的对象，二寡妇反对土改，污蔑党的政策，污辱群众，当属恶霸反革命对待，在1951年的夏秋之季被逮捕。
吃过早饭之后，村民们集中在二柜大院中，在二柜的高窑的前掌面上，挂着“坚决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的红色巨幅标语，在窑窗前摆着三张横桌，后边放着三条板凳，黑压压一院的群众站立在离桌子有两丈远的院内，面对着桌子，桌子后坐着公安部队的领导和5区的领导，在桌子的两侧，分别站立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大院门口的两侧也站立着两名拿着枪的战士，在村子后边的梁上，也有几个战士在那里徘徊，
随着公判大会的进行，二寡妇五花大绑被两名公安战士挟持在会场前台，低着头面对着群众，散乱的长发垂在身前，遮挡了有点浮肿发白的的半个脸上，公安部队的领导宣读了二寡妇的罪行和判决死刑的命令，然后开始了诉苦大会。
诉苦大会将整个公判会推向了高潮，有的人走到二寡妇的面前诉说着那些过往的旧事，有的人用指头点着二寡妇哭诉着租用的田地被她剥削的经过，有的人朝着二寡妇吐着口水，公安战士挡都挡不住，有一个女人跑到二寡妇的面前，乘战士没有注意，抓到了二寡妇的头发，狠狠地撕了下来，一缕头发在二寡妇撕心裂肺的叫声中，随风飘落，鲜红鲜红的血映衬着那苍白的脸庞，太阳有点发白，刺的人睁不开眼，看到鲜血的几个女人，突然跑了上来，撕扯着二寡妇，公安领导和战士只得上前阻止，不许她们攻击。
公判大会随着控诉二寡妇罪行后，但迟迟不能宣布结束，因为执行枪毙需要村长签字，父亲去东梁还没有回来，只得派人在回村的路上等待。
父亲和两个民兵从东梁出后出，向沿着元山子的路一直疾驰，快到中午时，回到了元山子村口，听到有人高喊：杜村长回来了，杜村长回来了，一声声地传了回去，等到父亲进入会场，才知道公判已经结束，就等着自己签字了。父亲在公判书上签上了自己一生中最有份量、对别人具有生杀予夺的名字。二寡妇被枪毙在脑包山的羊路上，曾经有几名被国军击伤的土匪就在那条路上，被活活饿死。母亲回到家中还哆嗦着，老是想着那张被鲜血染红的脸和那束飞扬的头发，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起来时，总是说有些人太黑心，大约就是人性之恶的意思吧。父亲的签字，也给家里带来了一些不安，曾经在台湾的委员长叫嚣光复大陆时，有人捎话给父亲，等国军回归时，要拿掉他的脑袋，父亲是否害怕过，我没有发现，但小时候的我非常害怕，睡觉时总是看着大门的门栓。
不尽旅途
文/徐志频
今年春节，陪母亲去北海过年。这是她今生第一次出省，头一回看海，更是母子俩的今生初旅。
去年是母亲身体状态最好的一年。困扰她多年的关节疼痛，基本消失了；反复数十年的胃病，不见再犯了。趁她身体尚健、妻子陪孩子在澳大利亚留学，我刚好可以全心陪她。
自父亲一年前病逝，我切实体验到子女与父母一场，是当下，是现在，不是等待与将来。
长沙开往南宁的高铁，行程六个多小时，到酒店住下，已是晚上八点多，电视正直播鼠年春晚。
我问母亲，住得习惯么？
母亲说，这家酒店好客气，很舒服，什么都有，发明酒店的人好聪明。
我怔了一下，这不过是一间普通旅馆。常年在外出差讲课，住惯了各种档次宾馆的我，忘了母亲以前并没有住过酒店。
正月初一，画风突转，媒体开始说疫情。我隐约感到，这将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
坐上南宁开往北海的巴士，母亲一直戴着医用口罩。她还不放心，在医用口罩外面，又加戴一个一次性防护口罩。
车到北海景区正门时，疫情防护开始升级，大门禁止游客出入。
母亲说，我就想看一眼海，工作人员却并不通融。
失望之际，突然发现前面海滩有三三两两的人。原来海滨护栏的侧门，并未关闭。
潮声起伏，海面幽平。母亲跟在我身后，踩着松软的沙滩，第一次看到了海。徜徉在水岸相接处，她好奇地在沙滩上弯腰捡着小贝壳，细心地用纸包起来，放进口袋。她说，下次不会来了，捡回家做个纪念。
初二这天，上午阳光拂面，晒出春天的气息。母亲开心，因为这是她67岁生日，她说，这个生日兆头好。
没曾料到，自助游使吃生日饭这件简单不过的事情，成了无处寻觅的难题。母亲肠胃消化不好，平时只能吃米饭、面包、粥食之类。但所开门店，满眼皆是一些适合年轻人的甜食、饮品、烧烤、油炸食物。我陪母亲找了两条街，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仍没有找到一家适合她的饭店。最后，我去超市买来两袋干面包，二十多块钱，又去一家烤鸡店，点了一只烧鸡。
烤鸡店里有免费提供的白开水，母亲用白开水就面包，把这顿生日饭吃得津津有味。
母亲说：有面包吃已经很好了，我们这代人，年轻时想吃没得吃，现在有吃了不敢吃。
这句话有点耳熟。2018年春节，我陪父亲去云南养病，当地朋友讲义气，每顿饭都帮我提前订好，顿顿有一大盘父亲爱吃的牛肉或羊肉。但是对着一大桌美食，他怅然说，年轻时想吃没得吃，现在有吃了，想吃吃不进。
2016年春节里，我趁回老家的机会，去了母亲的出生地。据说，此地数百年前，原本荒郊野岭，渺无人烟。母亲 家陈氏先祖，带妻儿到此寻地安家。赤手空拳的他，看中了杂树生花下的这口水井，便落户在井边。此井源源不绝，又经常冒出各种鱼来，碰上灾年荒月，村人只能吃野菜、红薯渣填肚子，便靠捞鱼来补充营养。
陈氏先祖开辟繁衍数百年，家族后代数千人，五湖四海，人丁兴旺，蔚然大族。
小时候去舅舅家走亲戚，经常碰上有班子在唱戏，它成了我如今对家族社会最深的记忆。
那天，我站在老屋门口，看着这些不变的建筑，突然感到无边寂寥：属于上代人的故事，随着上代人的老去、故去，渐至了无痕迹。
从父亲去世之后，我明白了古人说的“住世”含义。人只能活在时间里，或者七八十年，或者上百年，前后两头，是无边的空旷，无尽的寂寥。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生命根植于泥土，植物将光藏在身体里，变成叶果；人吸收叶果，……生命在无尽的寂寥中无尽绵延。
所谓父子一场，所谓母子一场，是顺旅与逆旅的次第展开，像岁岁泥土凭借光能流动、传递，像一趟不见始末的无尽旅途。
行走的燕子
文/李吟
王燕没想到妈妈会有病。她陪妈妈去请假，妈妈站在领导面前，眼泪汪汪，说她患病了，还呻吟了几声。领导一脸严肃地说：“明天我们要去审计一家单位，缺了你怎么办？”妈妈是审计师。
妈妈的泪水刷地出来了，把一张检查单放在领导办公桌上，说她患的是传染病。
领导身子一颤，连检查单都不敢看了：“好吧，我另外安排人。你好好治病吧。”
王燕心里大恸，扶住妈妈走出领导的办公室：“妈，你有病怎么不告诉我？你早晨还说要送我去广州。”
妈妈抹抹脸：“我这病，会好的。”
“我有腿，有脑袋，能自己上学，你去医院治病吧。”
妈妈说：“你从来没离开过爸妈。再说了，我和你爸还得去学校找领导联络一下感情。”
王燕考上重点本科，要去广州上学。爷爷、奶奶和父母把上学这事作为当前的大事要事来抓。爸爸决定了八月二十八提前上学去，可以好好游玩几天。
回到家，王燕见父亲从卧室出来，额上贴着膏药。她大惊，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苦笑着说，是奶奶用拐杖打的。王燕问奶奶怎么打人呢？
父亲说：“你奶奶去南门湾请算命先生求吉日，说明天出行不吉利。我说相信迷信干啥？你奶奶火了，一拐杖扫过来，砸在我额头上。”
王燕大喊：“算命先生说的是狗屁，三百六十天，天天都是吉日！”
父亲一笑：“可你奶奶相信那狗屁。”父亲递给王燕一张纸条，“上面是算命先生写的，说三天后才是好日子。”
王燕抓过纸，嚓嚓几下撕碎：“你去找算命先生算算我妈
的病几时能痊愈吧。”
父亲一怔：“***妈得了什么病？”
王燕一惊：“你还不知道？传染病！”
父亲哦了一声，走出屋去。
吃饭时间，王燕坐上桌，见妈妈吃得正香，不像生着病，就问妈妈服药没有。妈妈诡秘一笑，说她的病快好了。
王燕一双大眼瞪得溜圆：“妈妈，你装病？检查单是哪来的？”
妈妈说，这个简单，王燕姑姑开的。姑姑是医院副院长。
王燕搁下饭碗，掰着指头，嘴里念念有词，“神算”起来：“明早四点四十四分，我若出发去学校，今后肯定是栋梁之才。”
妈妈噗嗤一声：“吹牛吧？”
第二天四点四十四分，王燕轻轻打开房门，将一张纸贴在门上，然后拎着旅行箱走出了家门。纸上画着一只燕子，燕子没有展翅飞，在地上行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