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正与反
我搬进中国作协的华威北里宿舍楼已经十八年。刚搬来时，楼西侧有一块高墙围起的超过一万平方米的杂草丛生的空地，因占有了消防通道，并时有老人被车撞倒，我们这帮文人，包括邵燕祥、肖复兴、杨匡满等知名作家，除曾撰文在报刊上呼吁，也还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希望居住环境能得以改善。齐心合力奋斗了十五年，直到三年前才有了结果，这块归属区教委的1984年的征地，当初是建中小学校的预留用地，因无生源，就搁置下来。有关部门试图在此改建商品房，但上级迟迟不予批准，一拖竟是近三十年。最后，街道办事处发出安民告示，这块空地仍由区教委兴建用于教育的低层办公楼，一年内完工，即交付使用。未料工期又一拖再拖，终于在去年夏天完工，拆除围墙，公开亮相。此大楼虽未挂牌，但立在大楼东南角的一块长方形巨石上，镂刻着一行金色的大字，告示公众，这里是区“教育研究中心” 。
为表明该教育研究中心的宗旨，就在楼碑旁依次立了方形、圆形和葫芦形三块石碑，每块碑上镂刻了两个阴文的红色篆字。方形和圆形的石碑上的字分别是“研究”和“服务” ，但葫芦形石碑上的篆刻却难以识别，不知为何字。每到傍晚时分，我喜欢出门散步。以前散步总是上街，如今就围着这教育研究中心的大楼溜达了。几乎每天都遇有也在此溜达的小区居民问我：“你认得那东边一块石碑上刻的是什么字吗？ ”我说，我对篆体字没有研究，一时还没有琢磨出这两个是什么字。有一点可以断定，这两个字刻反了。但工程完工之后，这么大的错，区教委在验收时是应该发现并立即返工改正的……
有次我在散步时遇到了匡满兄，结果未等我向他请教，他却先问我看出那两个反刻的篆字来没有？我俩站在葫芦形石碑前讨论了许久，也未敢判定。于是，我就用手机把那两个反刻的篆字拍摄下来，心想，待有机会去求助于篆刻家吧！没想到日前在一次新春雅聚时与邵燕祥先生聊起此事时，他说那两个反刻的篆字是“指导” ，令我茅塞顿开。我之所以没能辨认出来，一是因为那“指”字左上角的“匕” ，被刻成似“刀” ；二是“导”的繁体本“導” ，为道字下加一寸字，结果将道字的“走之”刻在右半边，成了整个字的偏旁，走之旁的左半边是“首”字下一个“寸”字，我就不知其为何字了。随即我回家查了《中国书法大字典》 ，证实这两个篆字的写法源自《说文解字》 ，燕祥先生说的一点儿没错。当天傍晚，我又去那里散步时，当又有同小区的居民向我询问这两个字时，我就把准确答案告诉了他们。他们纷纷议论：为什么明明刻反了，这石碑刻成少说也有大半年时间了，为什么不重刻改正呢？有一个老者调侃：“嗨，你们难道没听说错版的人民币比正版的人民币更值钱吗？这反刻的石碑说不定将来就成文物啦！ ”听到他这句不经意的玩笑，蓦然间，反倒使我想起了一块具有很高文物价值的碑文反刻的石碑来——
那是2012年6月，常州的一位名叫汪一方的读者，写信给我说：“这段时候，我对江苏留存的六朝石刻颇感兴趣。先去了丹阳，经过辗转探问，终得将分别散落于田野间的十一处六朝石刻访遍。既惊叹其雄健雅逸、生机勃发，也为其日晒雨淋、自生自灭的保存状态而忧心不已。不知您是否曾实地考察过？如您没有去过，秋天回来时，我可做个导游，陪您寻访。 ”齐梁两朝皇帝虽建都于建康（南京） ，但死后都葬于故乡兰陵（武进） 。随区域划分的变迁，本在武进（现属常州）界内的十余处齐梁皇帝的陵墓早就划归丹阳了。其实，汪一方信中提到的十一处石刻，最近的一处，距离我老家仅十余公里而已。于是，我在秋天回乡时，就乘坐汪一方驾驶的小车，随他去丹阳观赏那十一处六朝石刻了。
从我家出发，仅半个来小时，就顺利抵达陵口镇。陵口镇建在大运河上，系萧梁河之入口，夹河东西，各立有一尊较为完好的石麒麟。看过陵口的两尊石麒麟之后，接下来看的是齐明帝萧鸾兴安陵和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兴安陵仅存一尊石麒麟，而建陵除石麒麟外，尚有两块神道碑相对矗立，甚为壮观。汪一方说，在丹阳的十余座齐梁陵墓遗址中，唯有建陵还存有神道碑，因此尤为珍贵。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两块左右相向的神道碑，上各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字，左为正文顺读，而右为反文逆读。说到此，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 ，翻到第72、 73对开页，指给我看：“瞧这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碑， 72页上是全貌图，为反文逆读，而73页上是局部图，却变成正文顺读了。显然是编辑没到过现场，把此图印反了。 ”
我接过一看，见此书作者是朱偰，立即对汪一方说：“这本书的再版，和我还有点关系呢！ ”汪一方会意地说：“我知道，你认识作者的女儿朱元春， 2004年写过一篇《从修复南京‘明城墙’想到朱偰先生》 ，文中提到过他的好多本重要著作。这本《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是2006年由中华书局再版的。幸亏有这本书，要不我们哪能在田野里寻找到这么多六朝石刻呀！ ”
我1959年到南京上大学后，课余曾读过朱偰先生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 ，但并不知他在担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时为保护南京的古城墙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更不知他后来流落到南京图书馆，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了。直到2002年6月，在出席北京的一次会议期间，朱元春来向我“请教”时，才知道她父亲丰厚的遗作至今未得整理出版的机会。朱元春与我素不相识，她是从与会代表名册上看到我是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就找上门来诉说她的苦衷： “父亲留下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的手稿，我想在退休之后把它们整理出版。 ”会后，从朱元春副教授提供给我的一大摞资料中，方知她的父亲朱偰博学多才，从德国柏林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聘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年仅25岁就当起了教授和系主任。他除了出版好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论文外，还有《行云流水》 《汗漫集》 《匡庐记游》 《入蜀记》等文学作品问世。更令人钦佩的是，他自1932年起，在授课之余对南京及周边的名胜古迹进行考察研究，亲自摄影、测量，写成了《金陵古迹图考》 《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和《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 ，出版后在学界赢得了很高声誉。虽说她当时给我提供了许多关于她父亲的珍贵资料，并希望我写一点评介她父亲的文章，但我迟迟未动笔。直到2004年9月初，见报上有一条消息称“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将斥资十六亿六千万元，用三年时间修复距今六百余年的‘明城墙’ ，最终达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历史文化遗产的标准” ，才有感而发，写了那篇题为《从修复南京“明城墙”想到朱偰先生》的随笔。拙文在11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第二天，连我还尚未读到样报，就接到了两个出版界同行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是向我打听朱元春的电话号码，表示要与她联系，洽谈朱偰旧著的再版事宜。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不久，朱元春就打电话告诉我，捷足先登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与她签订合同，于2005年5月，将朱偰的《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北京宫阙图说》三部旧著合成《昔日京华》出版。随后便是中华书局，于2006年8月同时推出了朱偰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 《金陵古迹图考》 《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 。在中华书局编辑部为这三本为写的《出版说明》中，都提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新首都南京，致使南京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为了给后人留一点记忆，更为了督促政府保护文物，朱偰先生用了三年时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 《金陵古迹图考》 《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三书” 。
为了弄清中华书局版《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碑照片反置的缘由，我特意到朱元春家去查看她手头的1936年商务版《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复印件。朱元春告诉我，她父亲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著作，家里已荡然无存。这个《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初版本，是她从上海图书馆复印而来。复印件证实，初版时这张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碑照片没有反置，其底片也还在。
该正刻的“指導”刻反了，本是反刻的“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却印成了正刻。在这字的正与反背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得以传承和弘扬，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