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载的文章 / 记载的散文

零碎的记忆

文/芳丛漫步

岁月无言，却悄悄记载着光阴的故事；流星飞逝的一瞬，才发现记忆的零碎。--题记

清风拂过岁月的门槛，留下了串串时间的脚印；追随这深深浅浅的痕迹，眼前总会飘忽着模模糊糊的房屋，丝丝缕缕的炊烟，溪流匆匆的小河，忙忙碌碌的身影--这渐远渐近的画面，曾多少次使我魂牵梦绕，多少回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那追随时间跳跃的镜头，不正是我记忆摄下的零碎的故乡风景画吗？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隽永的歌声，呼唤着遥远的记忆。当各种家用电具替代了灶头，油烟机挂在墙壁替代了烟囱。那小村上空升起的袅袅炊烟，在晚风中翩翩起舞，在夕阳的照耀下尽显婀娜多姿--这画面只能永远定格在记忆中。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矮矮的房屋也是一种艺术品，一座座造型古朴、色彩和谐的小屋，古典、优雅，似一幅淡墨的山水田园画。

那低矮的茅屋前面，长着一畦韭菜，一架黄瓜，一树桃李；那栅栏上牵着着的是各种各样的藤，砖缝里长出的是菜，屋檐上挂着的是瓜。屋后，有成片的竹林，有高大的杉木，有挂果的桑树，树下自然少不了成群的鸡鸭。谁家来了客人，摘几个梨子，桃子，衣服上搓搓，或者河边洗洗，就会有滋有味的吃起来；菜都是不用上街买的，自家门前屋后找找，就能摆上桌好多菜，劣质的陶土碗，盛出的不仅仅是原生态的菜肴，更是主人的热情，淳朴的民风。宅居都市的人们，是永远也享受不到那份闲适恬然的野趣的，领略不了那种清新旷远的幽静的。

逢到放电影，孩子们是最忙碌的，要从自家搬凳子到场地占地方。爸妈给个几分钱，就觉得自己富翁似的踏实，买些平时看不到的小玩具，好好地炫耀一下。看电影时，要是有一捧瓜子，一串蚕豆，那可真得美美地享受一晚上了。

挖泥鳅，掏鸟窝，摸河蚌，捉知了，烤地瓜，放牛羊，割猪草，捡柴火，这些事情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幻化成永恒的回忆，变为亘古的化石，深深的记载在时间的字典里。如同浮云，装点着生命曾经的葱绿。

"一水护田将绿绕"那蜿蜒流淌的小河，环抱着村庄，缠绕着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清澈的河水，看得见小鱼儿游玩嬉戏。河面上长着的莲花，真可谓是"移舟水溅差差绿，依槛风摇柄柄香";菱角的长势最好，"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那是随处可见的。护村河的岸边是或高或矮的树木，有些树根被河水冲洗的干干净净，盘曲嶙峋的，镌刻着岁月的沧桑。

多年之后：高层与喧嚣，匆忙与繁华，快节奏的生活气息。

再回首：低矮与幽静，闲适与贫穷，古老的生活方式。

我只能在心里默念：别了，如银的炊烟；别了，好客的村民；别了，我沉醉不知归路的小村庄！

谈古论今 话“烧烤”

文/袁文良

经常因公外出或是旅游的人都会发现，在一些传统菜肴的烹调方法上，南方与北方的称谓有着明显差别。如广东的“烧乳猪”，到了北方却叫“烤乳猪”。而北方的“烧”，到南方的广东等地却被称为“炆”，如北方的“红烧肉”，到了广东就改名为“红炆肉”了。这种截然不同的称谓，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早在西周时期，烤肉在民间十分盛行，但由于古代没有“烤”字，被称为“炙”。《诗经》中对此有多处记载。如《小雅·楚茨》中记载：“执爨躇躇，为俎孔硕，或燔或炙。”这就是说，当贵族们祭祀祖先时，都得恭恭敬敬地做些烤肉作为祭品。《小雅·瓠叶》也记载道：“有兔有斯，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意思是说在宴席上，东道主请宾客们一边饮酒，一边品尝烤兔肉。但如何烤，却没有说明。《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炙”，则介绍了烧乳猪的具体方法：将刚断奶的小猪宰杀洗净，用“祚木穿，缓火遥炙，急转勿住”。此法就是南方人所说的“明炉烧”，也就是将食物叉着举在火上烘熟。

那么，古代的“炙”何时称为“烧”的呢？至今仍未考究清楚，但在宋代已经普遍称为“烧”了。这一点从苏东坡的诗中可以得到佐证：“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诗中所说的“烧猪”不是小猪而是大猪，要吊封在土炉内烧，也就是南方人所说的“暗炉烧”。这种方法与“明炉烧”的原理相同，都是食物直接受热至熟，只是炉具有所区别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推出了新的烧法。倪瓒在《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一书中记载，人们在烧肉时，“洗猪净，以葱、椒及蜜少许，盐酒擦之，锅内竹棒搁起，用冰一盏，酒一盏，盖锅用湿纸封缝，干则以水润之。用大草把一个，住火以等候锅盖冷，开盖，翻肉再盖，以湿纸仍似前封缝，再烧草把一个，候锅盖冷即熟。”书中还记载说，人们烧鹅时，“用烧肉法，亦以盐、椒、葱、酒多擦腹内，外用酒、蜜涂之，入锅内，余如前法，但入锅先腹向上，后翻以腹向下。”清朝顾仲在《养小录》一书中对这种烧法做了进一步描述，名曰“烧鹅”。很显然，这一浇法的原理是以水传热至熟，与“炉烧”截然不同，民间称为“锅烧”。后来，烧的方法又有所创新，宋诩在《宋氏养生部》中记载：“炕羊，二制。一用土堑甃高直灶，下留方门，将坚薪炽火燔使通红，置铁锅一口于底，实以湿土，刮肥稚全体羊计二十斤者，去内脏，遍涂以盐……以铁钩贯其脊，倒悬灶中，乘铁梁间，覆以大锅，通调水泥，仅封一宿，候熟。另一以两锅相合，架羊于其中，蜜涂其口，炕熟，制尤简而便也。”这里的前一种方法无疑是“暗炉烧”，而后一种方法既不是“炉烧”，也不属“锅烧”，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烧”的方法发展到这一步，使人们有些不知所措了。于是乎，民间便有了对这种“烧”法重新命名的呼声，以便于烹调技艺的交流。正是在这个重新命名的问题上，南北之间出现了分歧。北方各地把原来用明火直接烘熟食物的“炉烧”称为“烤”，把“锅烧”及其余统称为“烧”；而南方则把原来的“炉烧”称为“烧”，把后来的方法称为“炆”。这也就是南烧北烤差异的由来。

不过，现如今，“烧烤”已成为一个词组，彼此不分了。一些大中城市及一些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专门的烧烤店或烧烤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兴趣，人们都可以随时享受到烧烤的口福。

漫话春联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北宋王安石脍炙人口的《元日》诗。诗中描绘了春风融融，春日曈曈，千家万户喜迎春节而竞相燃放鞭炮节日气氛。旧时，家人团聚，喜饮屠苏酒，将门板上的旧桃符换成新桃符。到了宋代，桃符已经由纸张代替桃木板，称之为“春联”了。

有资料记载，春联起源于桃符。桃木具有辟邪之效的说法很悠久，《庄子》描述：“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小小的桃枝赋予了神奇的功效。南北朝人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说：“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家家户户门上的桃枝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桃板。最初在桃符上写神荼和郁垒的名字或者描绘画像，悬挂于门首，起到祈福避祸之功效。后来在上面写上一些吉祥的话语。

公元964年除夕，后蜀皇帝孟昶命令一位学士在自己寝室门上的桃符板上题字，学士不敢怠慢，不一刻便题写完毕，孟昶阅览，不满意，于是亲自下笔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一句式工整、吉祥喜庆的诗句，孟昶的这一笔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最规范的对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之后，桃符上除了辟邪之语外，还可以写上迎春纳余的吉祥祝福。

北宋《岁时杂记》记载早期对联有两种形式：一种在桃符上左书神荼、右书郁垒，一种书写其他的祝福语。宋人吴自牧在所着《梦梁录》中说，除夕之夜要“钉桃符，贴春牌，”这种桃木板春牌越来越受欢迎。到了明代，一般被纸制品代替，名“春贴”，以别于桃符，春联成为一种独立的迎春风俗样式。据后人记载，春联成为百姓喜闻乐见、代代延续下来应归功于明代皇帝朱元璋。明代文人陈云瞻曾记载：“春联的设立始自明太祖，在都城金陵，除夕前不要忘了传旨，无论公卿还是百姓，门口一定要贴春联。”朱元璋还亲自微服私访，检查落实情况。他还亲自撰写，赐给近臣，如给学士陶安的对联：“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倒也对仗工整，平仄谐和。春联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开始流行于世。

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和艺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种类繁复，如门心、横批、框对、斗斤、春条等等，门心贴在门板上方中心部位，横批贴在门楣上的横木中间，框对则用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春条有很多种，如“开门见山”“抬头见喜”等等不一而足。千家万户在小年后张贴，新春气息浓郁明显，如清代民俗名着《燕京岁时记》曾描述：“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或用朱笺，或用红纸。”那时候，贴对联已经深入千家万户，成为百姓迎新辞旧不可或缺的民俗了。

春联自诞生后，从中国深厚的诗歌沃土中汲取新鲜的营养，像一只独放光彩的奇葩代代相传，保持着自己的鲜明民族特色。它最显着的特色就是两两相对，新春气息浓郁，展现自己对春节到来的美好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