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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贺年片的文章 / 贺年片的散文

2020/03/06好的文章

贺年片

文/苏新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阎良区武屯乡中心小学上学。彼时,同学之间流行互送贺卡,不过当时叫“贺年片”,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正面是明星照或风景画,背面印制有填邮编的小框、写祝福语的横线,上可书寥寥几语,大多是程式化的“祝学友某某:新春大吉、万事如意、学习进步”之类。虽说上面也写有邮编、地址,但往往送卡人就兼任了邮递员,连邮资都省了。倒是听同学“八卦”过有通过邮局送的,说是某早熟男对某女有“好感”,当面送感觉不好意思,不过“贺年片”末尾署名是姓名的拼音缩写,让收卡人颇费心思地猜测一回。

其实,当年送“贺年片”的目的一般都很单纯,纯粹是同学之间友情的一种表达。如果非要说有目的性的话,那就是学习差一些的同学想要在考试时得到学习好的同学的“照顾”。因此,当年还算聪明的我自然而然就成了收“贺年片”的大户了——也就是十来张的样子,一是自己考试时能“照顾”的范围毕竟有限,二是不是所有同学都能买得起“贺年片”的,尽管当时一包10张装的普通的“贺年片”也就是一块钱。

因家境贫寒,当时我就是买不起“贺年片”的人之一,所以多年就没有给同学回赠过。但有一回例外,1993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春节期间经过软磨硬泡,终于扣下了一笔在当时看来的确是数额不小的压岁钱,在校门外的货郎担上买了一些人家处理的“贺年片”,遂整个寒假都欣欣然,心里头盘算着要给哪位同学送、祝福语该如何写。

转眼间,开学的时间到了,我早早报完名后,就在校园内踅摸,把写好的“贺年片”一张张送出去。大多数同学都能当面装进书包里,只有一名曾为同桌的同学使我颇受“打击”——我在花坛旁无意中捡到了他扔掉的我送的“贺年片”,那字斟句酌的祝福语上已落下了无数脚印。可能家境优越的他觉得我的“贺年片”送晚了,没有珍藏的必要吧。其实,那时即使像我这样细心之人,尚不能把同学们送的“贺年片”保留较长时间,何况他那样大大咧咧惯了的人呢。

我唯一长时间保留的一张“贺年片”来自四年级时的同桌。现在只能记起正面是“小虎队”的合影,至于写的什么,已无印象。从学校拿回家后,就把这张“贺年片”镶在了镜框中,遂得以保留至少五六年时间。上初二那年暑假,该同桌不慎在清河落水身亡。睹物思人,每当拿起镜子,看到那张“贺年片”,总会想起送卡人的一些旧事。

贺年片趣史

文/黄建如

临近岁末,一张张色彩缤纷、图案精美的贺年片,带着美好的祝愿从四面八方飞进千家万户,成为传递亲情、友情的使者,让人在寒冬感受到一股股别样的温暖。

贺年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载,贺年片起源于西汉,因汉无纸,故竹木削成条刺,写上姓名、籍贯和身份,用于拜会他人时互通名姓,故叫“名刺”或“名谒”。东汉时以纸代木,叫“名纸”。到了隋朝叫“贺年帖”,用梅花签纸裁成二寸宽、三寸长的长方形卡签,上端写受片人名字,下端署贺者姓名,中间写“恭贺新禧”等字样。

从宋朝开始,贺年片日渐风靡。南宋周密在《癸亥杂识》中云:“节序多贺之礼,门投帖,也有帖到人不到者,不能亲至者,再以束刺签名于之。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相传宋代画家李嵩作的《岁朝图》,就是描绘新年之际主人在院内迎客饮酒,童子接帖迎候景象的。到了明代,赠“贺年片”之风更为盛行。明代文征明《元日书事效刘村》诗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诗中描绘的即为新年互赠贺年片的情景。清朝康熙年间,又流行红色硬纸的贺年片了,因为红色有喜庆、吉祥之意,清人称之为“红单”。如果不亲自送去而派人送去的,称作“飞帖”,有些阔绰人家将拜年贴子放在小木匣中送去,又称“拜匣”,以示庄重。

欧美的贺年片叫做“圣诞咭”,起源于英国。相传女王维多利亚和太子阿尔拔在伦敦蕴莎堡举办庆祝圣诞节盛会,发出写有贺词的柬帖,邀请王族儿童进宫过节,据说这种圣诞卡为西方最早的贺年片。1843年,英国艺术家约翰·霍斯利设计印制了一千多张圣诞咭,在伦敦街头出售,贺年卡在欧美逐渐流行起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贺年片的式样不断翻新,内容更加新颖,印制更为精美,由已往的“恭贺新禧”之类的祝词,发展为名胜古迹、花鸟虫鱼、戏曲杂技等多种题材,图案也出现了绘画、摄影、木刻、剪纸等,美不胜收,甚至还出现了立体画贺年卡、音乐贺年卡、计时贺年卡、声光电贺年卡,打开它,一段一幅精美的图案、轻快的音乐或一句深情的祝福,从贺卡里缓缓地流淌出来,令人无不感到亲情和友情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