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的文章 / 西南的散文
阿蓬江考
文/何泽禄
阿蓬江全长262.7公里，流经渝鄂两地利川、咸丰、黔江、酉阳的18个乡镇街道，从湖北利川市毛坝镇源头开始，自东北向西南奔流而来，在重庆市酉阳自治县龚滩镇注入乌江，为乌江重要支流。她一路穿洞穴，过峡谷，围平湖，溅险滩，九曲回肠，海纳百川，风光旖旎，幽甲桂林，生态画廊，天下独绝，有“岸转涪江，倒流三千八百里”之赞。
阿蓬江在咸丰县境内叫唐崖河，其上游又叫龙潭河，是境内第一大河流，长85.9公里，流经黄金洞乡、清坪乡、唐崖（尖山）镇、朝阳寺镇，流域面积1964平方公里，在唐崖镇两河口纳境内最大支流南河后，一路向西南，在朝阳寺镇凉桥村三组马家坝进入黔江区，始称阿蓬江。唐崖土司城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阳寺水电站是阿蓬江梯级开发最上游的水电站。
阿蓬江是黔江境内第一大河流，在阿蓬江流经的县级行政区划中里程最长、乡镇（街道）最多，自舟白街道县坝社区三组马家坝入境至阿蓬江镇麒麟村五组大坝子出境（其中，在阿蓬江镇细水码头至大坝子长12.4公里，以江心为界，黔江、酉阳各属一半），由东北向西南纵贯中部舟白街道、正阳街道、邻鄂镇、蓬东乡、冯家街道、濯水镇、阿蓬江镇，全长90公里，流域面积约1583平方公里，占全区幅员面积的66％，有段溪河、黔江河（七十八溪）、袁溪河、蒲花河、细沙河、太极河、金溪河、南溪河、深溪河、马喇河等10条支流，水能理论蕴藏量10.74万千瓦，可开发量2.39万千瓦，兴建了舟白、渔滩、箱子岩、黎水、深溪河、细沙河等水电站，孕育了石城故县、水寨、河口场、濯水古镇、草圭堂和官渡峡、神龟峡、蒲化暗河等历史遗存、自然景观，被黔江人民亲切地称为“母亲河”。
在历史上，阿蓬江在舟白至冯家一段曾名太平水、东小溪、唐崖河、蓬水、阿蓬水、蓬江，冯家桥南到两河口称为濯河，进入神龟峡后叫南溪。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载：阿蓬水，“一名太平水，自清江县西南流经此一里，又南入洪杜县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六）也有相近记述：“阿蓬水，在黔江县北一里，一名太平水。”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一统志》载：“蓬江去县一百八十里，源出穿禁山林箐，溪洞极险，不可行舟，南流思江酉阳溪。”在地方史志上，将阿蓬江表述为“蓬江”。
清乾隆初黔江县令郑愈《志稿》载：“黔水发源于牂牁夜郎，上经湖广之永顺、散毛、唐崖诸土司而达黔江。其入境之初，为峡口河，为百节洞，山高水险，舟楫不通。度三十里经县坝，即石城旧址。” “特立于中者为水寨之山，黔江环绕其下，鲶鱼泉、黄鳝坝、鲤鱼池诸水皆归宿焉。”
清乾隆年间，酉阳知州邵陆在《酉阳州志》（卷三）记述：“阿蓬水，县东南，自恩施县流入。又由西南入彭水界。《寰宇记》：一名太平水，自清江县西南入，又南入洪杜县界。《元一统志》：蓬江去县一百八十里，源出穿禁山，林箐溪洞极险，不可行舟，南流思江酉阳溪。又三十里至酉阳鱼滩，与七十八溪合流。又六十里至南溪。又五十里至龚滩，达彭水入涪州大江。”
清乾隆年间，纪昀主修的《四库全书》（卷二十三）载：“有东小溪源出恩施县大唐崖司峡口，西南四十里至洞口乡，又三十里至酉阳鱼滩与七十八溪合流，又六十里至南溪，又五十里至龚溪达彭水县入江，又合七十八溪转西南流六十里经酉阳司界达彭水。”把阿蓬江记为“东小溪”。
清嘉庆年间，白常明主修的《四川通志》（卷二十一）对前面的史料进行了一次归纳：“阿蓬水，在（黔江）县东南，自湖北恩施县界流入，又西南经州西北界入黔江。《寰宇记》：一名太平水，东北自施州清江县界来，西南流经黔江县北一里，又南入洪杜县界。《元统志》：蓬江去县一百八十里，源出穿禁山，林箐溪洞极险，不可行舟，南流合施州江。《旧志》：今曰东小溪，在县东五里，源出施州卫大唐崖司峡口，西南流七十里至酉阳鱼潍，与七十八溪合流，又六十里经酉阳司北，为南溪，去司六十里。又六十里至龚滩，达彭水县界，入黔江（按：舆图，此水源出湖北恩施县西南金峒、龙谭诸土司界，曰麻地坝河，南经唐岩士司界曰唐岩河。自黔江县东北入境，西南至州北界有北河，自湖北漫水司界汇诸水西流合焉，此下又谓之南溪河，西南至龚滩入黔江，即旧《志》所谓施州江也）。”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金堂孝廉陈一津在其所编着的《蜀水考·分疏》表述：“蓬江，一名阿蓬江。”首次使用“阿蓬江”之名。同治三年（1864），酉阳州廪生冉崇文在《酉阳直隶州总志》中载入他的《（阿蓬水）考》，首次将“阿蓬江”名正式载入地方志：“唐崖河、阿蓬水、太平水、东小溪，皆一水也。因记载者地名互异，疑窦生焉。金堂孝廉陈一津《蜀水考补注》云：蓬江一名阿蓬江，有二源，一源出湖北咸丰县金刚山，入黔江县界为东小溪；一源出湖北施南府忠峒司，入界为南溪。又西合东小溪为蓬江，又西南至龚滩为涪陵江。以此说合《旧志》观之，忠峒之水至合东小溪后，乃为阿蓬江，经酉阳州境，乃为南溪。《寰宇记》之清江县，即今湖北恩施县地，隋开皇时所置，可一一无惑也。惟《元统志》之穿禁山，未详所在，或即金刚山之异名。今《县志》又另立东小溪条云：下流入彭水。节去《旧志》至龚滩字，尤为疏漏。以上诸水，合言之，只阿蓬江耳。就水之来源言，曰唐崖河，曰太平水。流三十里，曰舟白渡。再二十里峡，曰官渡河，曰鱼滩。再六十里，曰濯河坝渡口，县南金溪水入焉。至州地两河口，有东北来凤、大旺诸水来汇（即今细沙河），入于峡。其下曰大河坝，谓之南溪河，以达龚滩。”《酉阳直隶州总志》（卷一）还转载《四川通志》的记述：“《江源考》：唐崖河出金刚山西北山。东南流折，西南有南河，合马河自西来会，有大田水自东来会。又南受东来之马家山水。又西南有梅子关水自西北来会。又南有金山崖水自西来会，又南入南溪河。”
1938年，黔江县绘制的165000：1行政区划图，首次将“阿蓬江”标注入地图。
阿蓬江在酉阳境内长76.4公里，流经双泉乡、苍岭镇、浪坪乡、庙溪乡、两罾乡、龚滩镇，在龚滩镇古镇铁围城注入乌江，是酉阳境内第三大河流，建有中型水电站——大河口水电站。
迎着母校的朝阳
文/但远军
孩子参加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试，我开车送她到我母校西南大学去参考。她本在四川大学学历史，因为爱好文学和影视，临近毕业，她毅然放弃就业，决定到我的母校继续深造。
我是1980年夏天考入母校历史系的，那时候母校还不叫西南大学，叫西南师范学院，后升格为西南师范大学，至于叫西南大学，那又是10年前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之后的事情。
我有十个同学留校，他们现在要么做了博导、硕导，要么走上领导岗位，成为部门和行业主管。大学毕业后，我常回母校，但都不住在校园里，这一次，我和孩子在干训中心住下了。我对孩子说：“别紧张，能考上努力考上，不能考上也没啥大不了的。你文凭不低，找个饭碗已经不难。条条道路通罗马，真的爱好文学和影视，能考上研究生，多学点专业知识，固然好，不能考上，相信也未必是坏事。你老爸和你一样，大学学的历史，如今不是文学的路走得上好吗？”
闺女的男朋友是她中学同学，考上重庆大学，明年也毕业了，上周落实了工作单位，没就业压力了，于是来陪闺女参考。孩子长大了，我把她交到了另一个男人手中，我希望他们学会生活，学会彼此呵护与照顾，因此，他俩参考的参考，陪考的陪考，我只管出门在校园里蹓达、闲逛，四处看看不曾遗忘的校园景色！
我特地到了桃园三舍。3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刚满17岁的孩子。穿着一双旧布鞋、扛着一个打着补丁的帆布包，从长寿偏远的穷山村，赶车到县城，然后再乘长途客车到重庆牛角沱车站，转车至北碚。那一来，举目无亲，在校园里度过了4年寒窗苦读的时光。真是寒窗苦读呀！当时国家刚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百废待新，学校条件极其艰苦。像教室和宿舍吧，夏天没有风扇，空调就更不用说，热得受不了；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又冷得受不了！
站在桃园三舍楼下，向当年住过的501房间眺望，往事依稀，泪眼迷蒙！
教学楼还在，只是经过维修和装饰，跟记忆中的模样有了一些出入。从教学楼到食堂和图书馆，要经过文学院的雨僧楼，一代文人吴宓的塑像立在那里。我默默地在塑像前站了很久，并用手机拍了两张照片。
大校门是我读书时常去的地方，那儿的山茶花和黄葛兰是我的最爱。大学4年，只要天不下雨，吃过晚饭，没有一天我不去那儿散步。山茶花还在，但没以前多了，好像移除了不少！那棵黄葛兰树越发高大粗壮了，仔细端详，应有脸盆般粗壮。深秋时节已经过去，花朵儿谢过了，馥郁的馨香没有了，但凝视着它，依然情深深、意蒙蒙，百般感慨。几年前写《风雨人生》三部曲，在那里面，我好几次写到夏小雪在那棵树下流连的情景。书中人物，幻化罢了，但那情景在我记忆里确曾是有过的！
澡堂子就在我投宿的干训中心不远处，除了风吹雨打显得陈旧外，跟以前没啥差别。看样子，应是母校刻意保留的，不翻新，不拆除，留那么一个去处，留下岁月一段时光的剪影！
我在校园里闲游了很久。择铺，夜里睡不好，大清早提前醒来了。漫步在校园林荫道上，迎着初升的朝阳，重温年轻时求学的旧梦，心海里不时涌起波澜，翻卷起浪花。如果荏苒的时光可以回流，我在想，我还会不会像当年那样理头苦读、无怨无悔；我还会不会那么傻傻的，省下吃饭吃肉的钱，大老远地跑北碚街上书店里去买两本文学书？
从大校门处返回干训中心途中，路过游泳馆，又是一番感慨。那儿曾经是学校的电影院，入校那阵，正迎来中国电影佳片叠出的好时光，像《戴手铐的旅客》、《甜蜜的事业》、《少林寺》、《基督山伯爵》、《简爱》都是在学校电影院里观看的。那些影像，留给了年轻的我们澎湃的激情和萌动的青春！
离开母校整整31年了。31年，母校康健，而我已渐老！
家传
文/若星
1944年，在川西坝子沱江岸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面容清癯、身材瘦削的农家少年打点着行装，从寡母手中接过几张“单薄”的盘缠，准备踏上自己的南行求学之旅。此次南行，少年的心中，定是怀着读书救国的理想，向往着掩卷之后仍余韵袅袅的本土作家艾芜《南行记》中那绮丽的边陲风光。
从成都，到昆明，少年的旅程，是扒在绿色的邮车顶上，在绿色的山峦间穿行，一路向西南。车过贵阳花溪，少年下车打尖，去吃一碗米汤粉，微薄的盘缠被扒手悉数偷走。出黔入滇的崎岖山道上，天上突降瓢泼大雨，少年的行囊被淋得透湿，打开一看，黄草纸上用毛笔誊写工整的备考笔记字迹一片模糊。欲哭无泪，少年狠下决心，来日的考场上，将只能凭着昔日的基础与记忆；若铩羽折戟，便只能学着艾芜，远走滇缅，浪迹天涯。
当这位衣衫褴褛、行李破旧的少年，在考试被录取后，步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样简陋破败的校门时，仍然仿若身处梦境般的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
多年之后，少年才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一步跨越，在他的人生之旅中，产生了多么久远与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座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外形简陋的大学，却有着一颗如同金子般闪光的魂灵。
这位少年就是家父。在中国教育史的长河中，存在于抗战年月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是一朵异常璀璨的美丽浪花，一道旖旎瑰丽的风景。她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绝死拼搏中据守边陲的惊鸿一瞥。一个人暨一个民族在濒临绝境时被激发出的惊天力量，与抗日军民在前线的殊死战斗相同，在西南联大的存在中亦得到了印证。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家父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届学生，在昆明未及一年便随校复员回京。然而，烽火连天岁月中那边陲的回忆，已深深地烙在了老人的心上。在他的眼睛尚可清晰视物时，他常常摩挲着一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指点着上面的一个个名字告诉家人，哪位哪位同学在校期间便从军奔赴滇缅战区，哪位哪位同学战死疆场……
每当回忆起这些早年的情景，我的心情，便如同流淌在高黎贡山下的伊洛瓦底江般，奔腾不已。
上个世纪40年代末，位于北平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教室里，默默地坐进了一个操浓重四川口音，身穿灰竹布长衫的青年。他是辗转从边陲崇山峻岭中的西南联大随校复员到京的。他的学长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突尼斯大使与对外友协副会长的谢邦定，成为新华社资深记者与国际部副主任的王纬；而他的学友中，则有后来成为中国哲学界名家的张岂之与汤一介。北大的校园中群贤毕至，名流云集，任继愈、季羡林、汤用彤、冯至、张岱年、贺麟，如璀璨的群星，闪耀在这位青年的眼前。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醇厚的学术甘露，浸淫于其中，忘乎所以。
当时北大的学生食堂，按伙食标准的高低不同，分为两个“膳团”——“白面膳团”和“杂粮膳团”。家境贫寒的家父，从西南联大到北大，一直是“杂粮膳团”的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外交界、新闻界与学术界名人的许多同学，都曾不同程度地接济过他。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更替，周末的“牙祭”，则从昆明那飘满黄叶街头的羊肉拐骨汤，而演变为早春北京胡同里的热馄饨了。
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曾在冬日里的昆明街头，寻访着西南联大的旧址，追慕着那远远流逝的时光；我在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刻、罗庸手书，享有“三绝碑”美誉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前，泪流满面。
今年盛夏，在巍峨的泰山脚下，在松柏蔽日、碑刻林立的岱庙园林中，我惊喜地与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基金会第二届理事长潘际銮院士邂逅。潘院士是于1944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与家父同年。潘院士曾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南昌大学校长，是新中国焊接技术发展的奠基人、开拓者。在岱庙的松荫下，我向尊敬的潘院士讲述了家父从成都到昆明的历程，由北京而西安的经历，述说了十多年来家父卧病在床，在我悉心照顾下度过晚年的情况。潘院士说：“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而你，则将其传承了下来。潘院士还说，西南联大校友的子女，也就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欢迎你加入西南联大的校友会。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今天，从家父到我，西南联大的精神，总让我们心生温暖，我想所谓的家传，便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