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表的文章 / 发表的散文

星光灿烂的日子

文/佟杰功

我喜欢宁静的夜色，喜欢柔柔的月光，更喜欢天穹闪烁的繁星。那一颗颗明亮的星啊，让我想起千尺井下的矿灯，想起乌金滚滚的场景，想起那些无私奉献的矿工。那迷人的“星海”啊，美丽着我的梦境，灿烂着我的诗句，牵引着我的眼眸，走进了我的记忆，让我无羽而翔的思绪，在流逝的岁月里纵横穿越。

那一年我刚刚二十岁，来到矿山当上了一名采煤工。那时我对矿山还一无所知，第一天下井，竟然忘了打开头上的矿灯。班长老庞知道我害怕，于是便拉紧我的手笑着提醒，还一遍又一遍地讲他刚下井时闹的笑话，让我紧张的心境慢慢平复下来。

我的师傅姓赵，知道我胆小，每次干活时都让我藏在他的身后，并嘱咐我：“干活时，要注意头顶，身子贴靠‘上帮’，最重要的是要手疾眼快。”有一次，我认为没啥事儿，冲到了前边，师傅却一把将我拉到身后，只见他用镐尖儿向顶板上的檐子一碰，半吨重的檐子便“轰”的一声掉了下来，我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以后，下井时间长了，在隆隆的炮声和粗犷的笑声里，我从胆小鬼渐渐成了能够熟练打眼、放炮、给大棚的黑脸汉子。我的青葱岁月从此有了最美丽的记忆。

离开矿山许多年后，闲暇之余写了许多“作品”，然而那些却不接地气没有灵魂，只注重堆砌华丽辞藻的叙述，导致屡投屡败，“大作”总是如泥牛入海。

后来，经过长久的反思和积淀，我改变了写作途径，把创作的重点放到我所熟悉的矿工身上。我的第一首小诗《升井》在《抚顺矿工报》上发表，其后《抚顺晚报》发表了《我的矿工朋友》，《辽沈晚报》《晚晴报》也陆续发表了我写的散文。

再后来，井下一线采煤的矿工经历，成了我写作的源泉和动力，《抚顺矿工报》成了我的福地，我在上面陆续发表了《想念老庞》《冒顶的那一刻》《梦回矿山》《黑哥们儿》等描写矿工的散文和诗歌。

我以矿工为题材创作了《于成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大木匠》《彩虹十字路口》等小小说，受到许多矿工朋友的认可。

感谢美丽的矿山，感谢那些星光灿烂的日子，更感谢那些脸黑心热的矿工兄弟，他们诚实如煤的品格，让我肃然起敬；他们粗犷爽朗的笑声，给了我无尽的灵感；他们平凡而动人的事迹，传递着煤海的“好声音”，让我不敢也不能停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他们引吭高歌。

《词典》记忆

文/侯满玉

这是一本普普通通的《现代汉语词典》，但却不是在书店里买来的。它的来历，对我来说有着极不平常的意义。打开《词典》，扉页上用蓝色墨水写着的“奖给侯满玉同志”的字迹隐约可见，已经褪色的“82.12”的落款处，有两枚清晰可鉴的红印章。看着它沧桑的面孔，我的思绪陷入了遥远的回忆。

小时候与玩伴玩耍，意外从丈把高的麦秸垛上摔下来，大脑受损，从此，我愚钝不敏，上学时数理化各科成绩一般般，唯独语文是我的强项，写作文是我的最爱。初中毕业回到村里，下工之后，劳动之余，我未放弃书本，坚持学习，秉笔写作，最早“发表”的文章是在公社油印的《夏收战报》上。上高中时，我开始写小说，曾经利用两个周五的作文课时，写了一篇四千余字的小说，被选送县教育局举办的中学生文学作品展展出。到县城工作以后，开始给县广播站写稿，大部分是新闻通讯稿，也有故事、小说、散文。

自1979年开始，每年我都被评为模范通讯员，参加一年一度的总结表彰大会。1982年我获得模范通讯员一等奖，除了奖状、笔记本和自来水钢笔以外，还有一册工具书，即《现代汉语词典》。我十分珍惜，给它精心地包了封皮，以便保护起来长久使用。笔记本早已写满文字，钢笔已经用坏了，唯有它伴随我30多年，至今还在使用。

几十年来，这本工具书功莫大焉，帮我搬掉了“拦路虎”，提高了写作能力，相继在市地省乃至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曾被几家报社聘为特约记者和通讯员，所发表的作品，曾经获得过各类新闻奖和评论奖。也有选编成书籍公开发行的。最使我欣慰的是，它帮我跻身于地市级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作协会员。

巴河水，赤子情

文/梅玉荣

最早接触到闻一多的名字，是在中学课本上。从《最后的演讲》一文中，我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英勇无畏的民主战士，而且是我们湖北浠水的老乡，这让我倍感亲切与自豪。

我读着他的诗《一句话》，感到一种难以抑制、喷薄而出的爱国激情：“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我读着他的《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满怀愤怒、掷地有声的诗句，是他给当时丑恶的世界甩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就是闻一多，一个心怀祖国、满腔赤诚的诗人。他说过：“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是平民之子，出生于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巍巍大别山给了他伟岸的胸怀，滔滔巴河水给了他澎湃的诗情。

时代赋予闻一多浩荡的心胸，他的履历是这样丰富而蓬勃：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着的《冬夜草儿评论》，发表了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闻体”横空出世，从五年前的“气势恢弘，感情狂放”到现在的“外整内腴，典丽繁富”，他的诗歌实现了质的飞跃……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闻一多，是一个充满朝气和生活热情的学子，有浓烈民族主义情结的诗人。浪漫奔放的气质、内涵深厚的素养，融合成他敏感、热忱、不羁的性格，因此留下很多趣事与佳话。

在留美之前，闻一多在新婚之日，迎亲的花轿快进家门时，竟然仍端坐书房，身穿一袭旧长袍，看书入迷，害得家人忙不迭地向宾客们解释：“他不能看书，一看书就醉。”他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当时很多学生热衷于闹学潮，经常用各种方式发泄对教授的不满，闻一多讲课言语间常夹杂“呵呵”之声，于是有学生写打油诗嘲弄：“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对此，他仍是呵呵一笑。更有甚者，在黑板上画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注“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询问同往观画的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很绅士地答道：“任你选择。”两人同声大笑。他重回清华任教期间，常在讲课前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学生微笑道：“哪位吸？”学生也笑了，然后擦火柴点燃一支，用极舒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确实，如果不是特殊的时代，闻一多或许会成为一个谢安、嵇康式的名士，在奔涌的历史长河中，独得一份清闲与孤傲的风景。

然而，命运使闻一多成为一个风浪中的斗士。1937年，抗战爆发，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激荡的风云际会里，一些在清华园和新大陆受过良好训练的知识分子，懂得民主和自由的精义，因而对当时政权极为失望，甚至转为憎恶，闻一多也是其中一员。正是血淋淋的现实迫使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向：从一位大致平静安定的学者，转化为慷慨激昂的民主斗士；从兢兢于研究的“何妨一下楼主人”，转变成视死如归的“追逐幻光的烈士”！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闻一多把热情投向政治，甚至经常发出一些激烈的言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趁机迅速控制了昆明，并大肆迫害民主进步人士。1946年7月，政治迫害达到最高潮。7月11日，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于回家途中。四天后，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发表了震古慑今的“最后的演讲”，结果在几个小时后被两名宪兵狙击，永远地倒在了血泊里，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是多么大无畏的宣言，这是多么坦荡豪迈的精神！

闻一多先生，您是黄冈的赤子，湖北的骄傲，中华的脊梁！悠悠巴河之水，至今仍流淌着您的一腔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