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裁缝的文章 / 裁缝的散文

老裁缝

文/刈谷一

老裁缝，叫金信安，住高升门。

要说他老，从气色上，看不出他有多老，今年整八十。这老头租住在一个临街的天井院里，最讲派头，每天都戴礼帽，着礼服，拎着茶缸街街道道里走上一遭，乐乐呵呵与人打招呼。只为挣得一句话：金师傅，您老，这身体好哇！他便得意地弹一弹衣服，格外地满足。

其实，他在意的是这身衣服。他，这一弹，就是裁缝的派头。

我打小对裁缝还是有些好感的，他靠一针一线打扮人，谁个不喜欢。七十年代的人，都记得知道，一到冬月间，娃儿们都掰开眼盼着家里人到集市上，扯块新布做件新衣。要是大人们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搪塞，娃子们就一百个不愿意，多数是撅着个嘴。

高升门，在谭家街西首，过去是巡司衙门的地儿。这谭家街，三四十年代是个富人街。金堡楼、银堡楼，都在这条街上。按老百姓的话说“富人街，只有富人家才换得起季，穷苦人只有干着急”。常言道：裁缝是有钱人的亲戚，不假。高升门，自然是裁缝的云集地。走到高升门巷子口，你总会发现，这巷口，总出其不意地站着一个裁缝摊。男的操熨斗，在铺案上，隔着一条湿毛巾，呼哧呼哧地熨着衣服，案子上便升腾起一股股白烟。女的低着头扒拉着衣物，脚踩缝纫机，嘟嘟嘟地扎着衣裳。

可这老金的铺子，却躲在巷子的最里边。他也不出摊，把铺案摆在街面上，方便主顾。而是扒了个窗户作个门儿，就做起了生意。我觉得，这金信安不靠谱，不是个做生意的材料子，是把自己装起来，象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事实上，就是这样。我去见老金，他的裁缝铺挂着几件新作的冬衣，地板上置一布艺沙发，还像个样子。可卧室的墙壁，光秃秃的，塌褥，薄溜溜的，相当冷清。

面对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我问：金师傅，你是咋投了这行当呢？金信安答：投师傅呗。

原来，这金信安，是南阳英庄人氏。父叫金朝品，同村里有好友，叫熊光举。两人自幼苦读，想考一秀才，求取功名。民国年间，这汉江上的老河口镇，南船北马，人声鼎沸。随着时势变换，这熊光举便流落于此，开“熊富盛”裁缝铺为生。不料想，这谭家街、太平街、东启街，真是淘金的地儿。金朝品便央请好友留犬子信安为徒，寻口饭吃。

要说，这金信安，十五岁投裁缝铺，也真下血本。一九五O年，全国解放，人民翻身得解放。做得起衣服的人多了，到“熊富盛”裁缝铺做成衣的人排起长队，摆起龙门阵。做一件中山装，从量体裁衣到缝纫，需两三天。这小信安，手脚不使闲，要忙深更半夜。十二点后，还要到街头去站岗，清查流串分子。搞得自己白天打瞌睡，挨了师傅不少戒尺。老金说，什么锻练人？从八月十五到大年三十，天天熬夜，没歇息过。尺子“量”得真不少，自己长了记性，自然也长了手艺。

这老金的手艺不是吹的。一般人做衣服，要做纸样子的，好把握尺寸。有时，就是依葫芦画瓢。做出的衣服，就是抬不开腿迈不开步，胳膊像被一根绳子牵着。可这金老头贼眼骨碌碌一瞅，袖长肩宽掐腰，了然于胸。动手下裁，不差毫厘。遇上瘦子，衣收一寸；碰上胖妇，展宽一指。他的眼光，深得家庭主妇的欢心。

这手艺，也被英庄村一个叫魏德华的姑娘看中了。哭着喊着要嫁给他。老金说，我没房子？姑娘说，嫁。老金说，我不拿一分钱工资，吃食堂？姑娘说，吃。老金说，给你安排不了工作？姑娘说，我居家。缠得没法，两人的被卷一合，算是成了一家人。街道居委会的大妈说，金二胖，好福气，捡了个漂亮媳妇。这话，传到光棍汉耳朵，醋意十足：河南娃儿，话都说不伸腿，跟娘儿们混到一起，有啥出息？

不是光棍汉说，单看金师傅这派头，要人有人，要貌有貌，可就是从裁缝铺，到合作社，再到服装厂，干了一辈子，没挣下一砖一木。一辈子窝居在这天井院，说这事，谁都不信。我说，金师傅，你缺过钱嘛？老金说，去厂里借过，发了工资再还。这时，裁缝铺的一位中年女人搭腔说：我师傅，人好得很。我打量一下这个女人，一副手脚麻利、待人诚恳的样子。女人继续说：金师傅，在铺子里，早就不做衣服了。我下岗后，他把铺子转给我。不收一分钱房租。

我一惊诧。这老头，租着别人的房子，转给徒弟，还不要房租？用襄阳方言说，说点别的吧。一打听，老金头真是这脾气，看似温文弱弱，实则是一个硬骨头，一辈子就是这样。八O年那会，知青返城，有一位从上海返乡右派的子女安排在金师傅的车间，有人就是风言风语。这金二胖拎着茶缸站在车间大骂：小龙，没犯法。就是犯了法，也有国家，与你们何干？一顿骂去，鸦雀无声。我佩服这老头的倔。他说，我们裁缝铺的蓝师傅，是川军，日本人打老河口，他舍了命的干，你说他是历史反革命？木器社的李师傅，是傅作义起义的队伍，你抓他去劳改？国家都认定的事，不要盲从嘛。

金信安说，右派的子女，到我家去吃饭。原来，这老裁缝与世有争的。他争的是，人性向善这个理儿。

老城裁缝铺

文/李夏

往年间，合肥城里名头稍响的裁缝铺有两家，就分布在后大街东段和中段。它们都是前店后坊式的，一家叫“大成”，一家叫“刘汇川”。“大成”的老板姓葛，“刘汇川”就是店主的名字。

“大成”的店名和作坊靠近县桥，“刘汇川”则在偏西一点，和一家澡堂子挨着。这两家裁缝铺都有两三家的门面，十来个伙计。顾客登门，接料、量尺寸等都在门面房里，裁剪、缝纫等，均在后面的作坊里进行。你一定从影视作品中看见过裁缝师傅的形象：头戴一顶瓜皮帽，老花镜挂在鼻梁上，一条软尺挂在脖子上，披下来。他手脚麻利地围着顾客前后转，尺寸都默记在心，待尺寸全都量好，再一一记录下来，定然分毫不差。如若还有点空隙时间，他则拿起粉饼，在衣料上画道道，供裁剪时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合肥的缝纫业以“大成”和“刘汇川”为基础，再吸附一些零星的小裁缝铺，成立了人民服装厂，厂址就在老城区。当然，这儿仅仅是厂部和加工车间，更多的门点则分布在全市的东南西北，角角落落。我曾经跟一位当过厂长的陆老先生聊天，他说那时候门点多达三四十家，从北郊的双岗，到南郊的省军区，四面八方都有，真正是“网点”化。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家住在白水坝，离我家最近的服装厂门市部在双岗。那时提倡勤俭节约，人们收入也不丰厚，穿衣服方面是“新老大，旧老二，补补连连是老三”。我家兄弟姊妹四人，我排行老大，因此在穿衣上讨了一些便宜，逢年过节，或是个头长高了，家长会扯上几尺布（当时凭票供应，好像一个人一年仅供七尺），领着我到双岗的裁缝铺（习惯称谓）里去做新衣。我从小怕见生人，跟着大人忸怩着进了店门，待裁缝师傅拿着皮尺，上上下下替我量尺寸时，会窘出一头汗来。不过我那时十分惊异于裁缝师傅的本事，他耳朵上夹着一根圆珠笔，手拿一条皮尺，三下两下，便替我量好了尺寸。然后，在纸头上一一记下；那纸头下垫有印蓝纸，撕下下面的一张给顾客，便是取衣单；而上面的那张则是加工单。

若收到绸缎、呢绒一类的高档面料，老师傅往往会剪下一小块，附在单子上，供验货用。听老辈讲，“厉害”的裁缝师傅还有着“看人裁衣”的绝招。

如今，在都市里，裁缝铺几近绝迹，只有在背街小巷、角角落落，零零星星地有那么几家。然而大多不做成衣的活了，仅仅轧个裤脚锁个边的做些零碎活。到裁缝铺做衣服，仅仅是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情景了。

权伯权妈

文/李冰

1953年到1986年，权伯伯一家和我家在莲湖区青年路一起居住30余载。

我儿时常去他家玩。权居国伯伯是位勤劳的老裁缝，总是站在案前忙活。

权伯伯原籍河南，14岁投师学裁缝，18岁时河南大旱饥荒，来到了西安，一住70年，干裁缝一生。权妈谢桂兰两岁丧母，跟着父亲从河南逃难到西安，在大华纱厂当工人，直到和权伯伯结婚后，给权伯伯当助手。

1956年公私合营，青年路的三家裁缝合成一个缝纫组。权伯伯把缝纫机搬到了斜对面的杨叔叔家。再后来扩大到十几家裁缝成立缝纫社，权伯伯的缝纫机又搬到缝纫社。到最后成立了西安童装厂，权伯伯和权妈妈双双进厂。权伯伯1971年退休后，先后给东大街人民服装店和福康服装店培训裁缝十余年，80岁回到家中也闲不下来，巷子全是熟人，有人送活，有求必应。

1968年12月28日，西安市初、高中毕业生乘着大卡车或者火车，奔向农村，集体插队。这些知青里就包括权伯伯和权妈妈的两个孩子。而权伯伯他们只有两个孩子。10天后的1969年1月7日，我被大卡车送到了白水县插队。我放心不下患肺气肿的母亲。后来我得知，我走后权妈妈三天两头到我家陪我的母亲。上世纪70年代零星招工刚有风声，权妈妈听到，第一时间告诉我母亲。

那时我母亲每到冬季卧床不起，成天床头放着便盆。人们都住的平房，也没有客厅，来客很不方便，连坐的地方都困难，很尴尬。我来了客人就领到权妈妈家中。权妈妈替我招待，把来客也当女儿，亲热得很，做的家常饭十分可口。

权伯伯业余给人做衣。上世纪70年代初，我大哥要去哈尔滨学习，那里特冷，我母亲让把她的皮大衣改一下给大哥穿。时间很紧，权伯伯白天上班，晚上加工改成。我当晚去他家拿回改好的皮大衣。比起困难时期，上世纪70年代老百姓还是比较讲究生活质量，小孩子已经时兴买衣服穿了，但是西安市只有两家儿童服装店，一个是钟楼东大街口的，一个是火车站附近解放路西边的。每年春节前和六一儿童节前，这两家儿童服装店人满为患。那时权伯伯、权妈妈都在童装厂上班，二老工作很累，但他们遇上春节前和儿童节前，工休日就不得休息了。居民们给娃买不上衣服，就买料子送来，请求权伯伯给做。权伯伯为了不让人失望，加班加点甚至熬夜给赶制，总要孩子们按时高高兴兴穿上新衣。

我从来没见过权伯伯闲坐，除过在案前忙活，就是到水站提水、生火。他一生给人做衣服无数，而他们两位老人穿的却是褪色的旧衣服。两人都长寿，权伯伯终年90岁，权妈妈寿至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