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赛的文章 / 比赛的散文

就这样快乐着

文/夏之辉豆

每年的“三八”节，公司的女职工们都会聚在一起欢度自己的节日。今年举办跳八字绳、踢毽球、抛绣球等趣味比赛活动。

女工们完成手头的工作，按时来到公司篮球场的活动场地。她们大都穿着工作服，没有任何的修饰和装扮，因为有比赛，也大都换了运动鞋。她们很随意地站在那里，打趣逗乐，不时爆发出开怀的大笑。活动开始，以部门为单位分成各个小队。比赛中，仍是嘻嘻哈哈，为一个精彩的接球鼓掌喝彩，也会为一个失误大呼小叫，但绝不会因为跳坏绳而懊恼不已，也不会因为谁输掉了球而指责对方，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我在一边不时地拍照，把她们的快乐统统收在我的镜头里。

我看到穿裙子的仓库保管员阿梅了，她是女工当中唯一一年四季穿裙子的。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她的右脚有点跛，她总是穿及踝的长裙盖住她细弱弯曲的腿。她正在抛绣球，球从她头顶划过一道红色的弧线向后面落去，她的腰也随着向后弯了一个优美的弧度，黑色的裙摆微微摆动着。她每抛一个球而后面的同伴又接球成功，围观的女工们都会鼓掌叫好。她和同伴配合默契，竟然十个球全进。灿烂的笑挂在阿梅的脸上。

操场另一边跳绳的是玲，玲有一双修长的腿，姣好的面庞，我常常觉得她有台湾明星林志玲的妩媚。一身肥大的工作服难掩她曼妙的身材，不施粉黛的脸庞上总是含着微笑。但是我听跟她住邻居的同事说，玲的丈夫偏执多疑，性格暴躁，常常以爱的名字无端对玲发火。玲生气又好笑，却能对他包容，每次只是静静地等待暴风雨过后的和风细雨。

玲跳完绳，平日里微黄的肤色变得红润，倒是愈加美丽了。

我又看到一个胖胖的身影，她的同伴叫她妮妮。她应该也有三十好几了，仍然长着一张红苹果样的娃娃脸，肥胖的腰身使得工作服都显得有点窄小。有人说胖人会唱歌，这话不假，妮妮的歌声我是听过的。去职工浴池洗澡，见她总是一边洗一边喃喃吟唱，不走调不跑音，声音细腻甜美，她的笑声也格外响亮。

远远望去，洒满阳光的操场上的女子们，像一大片盛开的花朵，形态各异，芳香不同。

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吧，也许故事不那么完美，但是又有什么要紧呢？生活原本该像这参与就有奖的趣味比赛，不必把得失看的过重。愁眉苦脸过日子，不如让快乐把岁月填满。就这样简单地快乐着，挺好。

生活中最难的是战胜自己

文/章四娥

佩奇·皮特是美国马塞尔大学传播学系的教授。

5岁时皮特便失去了97%的视力。虽然将近失明，但他拒绝进入残疾人学校，并争取到了公立学校的就读机会。他参加垒球队时，担任第一垒，凭着垒球在草上呼啸的声音设法捕捉低球；他踢美式足球时，担任二线拦截；他就读大学和研究院时，经常请同学念书给他听；当他成为大学教授后，又赢得了优秀教授的美誉。

一天，一名冒失的学生问皮特教授，什么是最糟糕的伤残：失明还是失聪？缺手还是缺腿？抑或其他？当时，场中立时弥漫着一片凝滞且不祥的肃穆。之后，皮特严肃地说：“这些都不是。了无生气、不负责任、欠缺渴求，才是真正的伤残。”

有一个澳大利亚老人在数千英亩的草原上，养了2000多只羊。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马匹和四轮车。为了不让羊群遭受损失，每次得知暴风雨要来时，他只好徒步跑到草原上聚拢羊群。

在广袤的大草原上，要想把如此庞大的羊群聚拢起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聚拢一次羊群往往需要两三天。累了就休息一下，就这样跑跑停停，反正他每次都能成功地把羊群聚拢到一起。

后来，他听说本国每年都要举行一场从悉尼到墨尔本的长跑，全程875公里，是世界上赛程最长、耗时最多的马拉松比赛。通常，参加这种比赛的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世界顶尖级选手，年龄一般不会超过30岁。

1983年，时年61岁的他获悉了比赛时间，便报了名。当人们得知他已年过花甲时，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都劝他还是不要参加比赛了。但老人无论如何也要去试试身手。

比赛开始后，身着工装裤，脚蹬胶鞋的他迈着小碎步，与150名世界级顶尖选手展开了角逐。不用说，他很快便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尽管如此，他仍然夜以继日，不紧不慢地奔跑着。

累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又继续赶路。就这样，他与第一集团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到了最后一晚，他超越了所有竞争对手，成了“领头羊”。

最终，他以5天15小时04分的成绩取得了冠军，比此前的世界记录整整提前了7个小时。这个老人就是后来被载入《吉尼斯名人大全》的克里夫·杨迈。

一生中，无数外在因素的存在总是让我们感觉困难重重，继而产生畏难情绪，里足不前。其实，最大的阻碍是你自己。只要增强自信心，你就会不怕困难，只有挑战自我，你才能战胜自己。

感恩母校

文/石楠

我的母校安徽省太湖中学为迎接建校110周年，拟编辑出版《太中娇子》画册，弘杨太中校友骄人的成就，激励更多的太中学子奋发向上，建功立业，也为进一步加强母校和校友的联系。编者要我为画册写序，我欣然应允。这并非我的文字有多好，也非自认是为序的当然人选，而是母校于我恩重于山，有话想说。

我的老家在太湖县李杜村笔架山下一个小山村，距县城四十多华里。我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年月，我祖辈世代农民，没有一个识字的。由于贫穷，又因为是女孩，少小时无缘上学，十三岁才有机会在村里的扫盲夜校识得些字，十五周岁时在乡村老师的帮助下，得以插班义仓小学五年级，有幸在十七周岁那年考进了太湖中学初中一年级。这是同龄人上大学的年岁。我非常珍爱这个上学机会，靠国家给的丙等助学金，发奋读书。我永远不忘在求学的那些艰难日子里，恩师们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教几何代数的朱丝纶先生常给我出些高难度的习题，磨砺我数学能力；教我们汉语语法的龙笑云先生，也常给我出些课本以外的古汉语语法分析作业，谓之给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大”学生开小灶。我的班主任邢家模先生为给我争取助学金，说了“助学金就是要给那些想读书、奋发读书又上不起学的学生，比如我们班上的石纯男（我的曾用名）”而险被打成右派。我们的女生指导员陈宁生先生，对我们女生管教非常严厉，晚上九点熄灯铃一响，她就出现在女生宿舍门口，她轻咳一声，叽喳喳的宿舍立即鸦雀无声，而对我深夜还在厕所路灯下偷偷看书却网开一面。有一回，被她碰上了，我吓得浑身打颤，想着这下可糟了。她却没有骂我，而是将我带到她房里，让我坐到她备课的小桌前，冲了碗红糖水要我喝，对我说，看你冻成这样，以后要开夜车就来我这里。说完打开她的衣箱，找出一件她四十年代上大学时穿的半短袖花布夹衣，不经意地对我说，我看你穿还合适。就帮我穿上。就是这件旧夹衣，伴我度过了初中三年的寒冬。衣袖未及地方，至今留着冻疮的疤记。在饥饿之年，粮食比什么都金贵，我回家途经母校探望师长们，我的班主任邢家模先生爱生如子，诚心诚意要留我吃饭，我见他从床底下的纸盒里小心翼翼拿出一只很小的玻璃瓶说，没有什么给你吃的，还有几滴麻油，就都浇在了从食堂打回来给我吃的牛皮菜上。当时我的眼泪就要滚下来了。

母校总是和一个人的青春、梦想、眷恋紧紧连在一起的。我最难忘怀的是那次作文比赛。那是1956年的下半年，我刚从初一升到初二的时候，学校举办全校学生参加的作文比赛。班主任汪鹤龄先生在班上告诉我们，说这次作文比赛题材自选，体裁自定，字数不限，不分年级，不分高中还是初中，按同一标准评定优劣，优秀作品将以专刊形式刊登在学校的壁报上。我写了一篇约三千字的小说《娟姑》。取材于生活，那是我很小时候听说的事，我石姓一姑娘，我母亲称她毛姑，她与一个“广佬”相爱，家里却要把她嫁给幼时父母为她订的娃娃亲，她就跟那人逃了，被父母从半路抓了回来，打得遍体鳞伤，悬梁自尽了。我带着幼稚的哀伤和愤怒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很不成熟，却得到了老师们的称赞和好评，他们把它刊在壁报首期的头条。虽然没有奖金，没有公布名次，可这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它极大地鼓舞了我，给了我自信，让我萌生了当作家的梦想。影响了我长长的一生。我后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一些影响，与这次作文比赛有着血脉相联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次作文比赛，没有这样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后来我能不能成长为一个作家，那就很难说了。它让我有了自信，让我知道了自己有些文学悟性，有了梦想和追求的目标。我永远感激母校，永远感激这次作文比赛，

尽管我们的校友陆陆续续地走出了太中的校门，像无数的金豆子，在祖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发芽生根，茁壮生长，不管我们离开母校多少年，母校仍然牵挂着我们，关注我们取得哪怕一点点进步和成就。就我而言，每有着作出版，新书首发签售，母校都派员参加，校长还亲自带队到安庆新华书店买我的书，学校图书馆藏有我的全部着作。母校于我们，就像一棵葱笼繁茂浓荫如盖的百年大树，我们就是曾在这棵树上栖息长大的鸟儿，我们饱吸了母体的乳汁，学会了飞，一批批地飞离她的羽翼。不管我们飞落何处哪方，母校的绿荫都会延伸而去，每一个学子都能感到母校那份关爱的温暖。我们和母校永远血脉相连！我们的荣就是母校的荣，不管身居何位何职，都要记住我们曾出自光荣的母校！

感恩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