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代的文章 / 三代的散文
我家三代都当兵
“我家三代都当兵，红军八路解放军；两代牺牲一代残，一心一意为人民。”这是我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写的一首打油诗。我是1939年农历正月初十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市长滩镇柳门口村小毛家湾大山里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
我们家在大革命时期是地下党的交通站，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京（山）钟（祥）荆（门）中心县委办公所在地，现已列为市级文物单位，李先念、陈少敏、程子华、毛凯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到过我家检查和指导南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工作。谢威、彭刚、李金锡、唐田、龙飞等革命老同志都常住我家。我父亲在对日作战中缴获的一把日本战刀，我作为革命传家宝一直珍藏在身边。这也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铁证。
祖父毛永高生于1888年腊月二十八，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红军，带着他的大儿子毛作仁跟随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后又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和他的大儿子一同牺牲在长征路上；我的父亲毛作文，生于1913年腊月二十八，1931年我奶奶又把他送去参加红军游击队，曾任京钟县三音乡游击队长、区中队长，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八路军、新四军连长、副营长等职，1942年腊月二十六率部队在钟祥南山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
父亲牺牲后，部队首长看到当时的环境恶劣，我母亲是一双小脚，我又年幼，跟随部队作战已十分困难，就决定送我和母亲离开部队回到我的出生地——湖北钟祥长滩新河乡一个山村里，一方面躲避战乱，一方面艰难度日，等待革命的胜利。后来新四军五师突围后，白色恐怖加剧，为了逃命，母亲带着我四处讨米要饭，直到大军南下解放，我和母亲才结束了流浪的苦难生活，真正地翻身得解放。
解放后，人民政府给我和母亲发放抚恤金，并免费送我上学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革命工作。为了巩固和平，为了人民永远得到安宁，我的母亲又毅然勉励我到部队去锻炼、去战斗，继承革命先烈未完成的革命事业。1962年2月，我不幸在一次野营战备执勤中负伤，虽然经过近八个月的治疗，仍未全部康复，成了伤残军人，转业到湖北省公安机关工作，离开了难舍难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1965年元月，我来到了大别山革命老区——黄冈，工作了36年直到2000年退休。
现在，我已77岁，儿孙满堂，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为此，我每年都将儿孙们带回老家的烈士陵园扫墓，不断地教育儿孙们牢记历史，不忘党恩，努力工作和学习，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继承先烈革命遗志，缅怀先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三代情
文/王国梁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就入党了，当时觉得荣耀极了。那时打电话还不方便，我就写了一封激情澎湃的信给父亲。直到现在，父亲还保留着那封信说，写得像演讲词一样豪迈，充满激情。
比我的信还有激情的，是父亲的回信。父亲在信中说：“咱家光荣啊！三代都有党员！你爷爷！我！现在你也是党员了！党员就得有个党员样……”父亲的信里是一连串的感叹号，因为父亲不大懂标点符号的用法，只觉得感叹号是最能表达激动心情的。
我爷爷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入的党。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当队长，非常认真负责，从来都是把队里事放在第一位，奶奶总说他傻。爷爷经常说，党员就得啥事都做在前面，如果总想着自己，那还叫啥党员？有一次，生产队刚收了麦子，晚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爷爷急了，赶忙组织人去给麦子盖塑料布。他把自家能盖的东西都拿出来，冲进了雨里。村民们一起努力，终于把麦子盖好。爷爷怕刮风再把盖好的塑料布吹开，就披着雨衣守着打麦场里的麦子。他在屋檐下站了半夜，直到雨停了才回家。类似的事，爷爷做的太多太多。他说，那些英雄党员为了老百姓，牺牲生命都不怕，我干这点小事算啥？爷爷赢得了村里人的信任和尊敬，很满足。他一辈子对党充满感情，所以也影响了父亲。
父亲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入的党，他努力了多年，写过几次入党申请，才最终通过，所以无比珍惜。入了党以后，父亲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后来，父亲还担任村里的村长。父亲很有号召力，那些年他找项目，找资金，想尽办法带领村民致富，大家都听他的。他和大家一起种西瓜，种桃树，还张罗着带人去外地学农业技术。那些年，我们那个单调闭塞的小村活了起来，不仅田里多了很多经济作物，还与外界多了联系，村里的马路也修起来。如今，村里人还总佩服地说，老王是个能人！多年里，父亲一直是我的偶像。
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入的党。记得刚上班时，我仅仅是个小职员，所以工作一度很消极。有时候，在村里下乡，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我还总是有情绪。后来，是父亲的一番教导和鼓励，让我改变了态度。父亲说，你把老百姓当回事，他们才会把你当回事，况且你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应该更了解他们。我重新面对自己的工作，把老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工作越来越顺手了。没多久，我也入了党，那是父亲最骄傲的事。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我入党的事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庆贺。有父亲的鼓励，我对工作丝毫没有懈怠过。
我家的三代党员，都默默地履行着共产党员的职责，也让奉献精神代代相传。
藏书不过三代
文/问远
双休日，和老翟去隍庙逛旧书摊。人真多，来往相擦，前后相接，转身亦难。来往者，皆为旧书而来，选喜欢的自己读，找本老书读而藏之。
左翻右拣，找到本喜欢的，却是字帖《赵孟頫书福楼观记》，淡绿封面，黄色点缀，宋体书名，二十多页，黑底白字，潇洒舒畅，看着极爽。是1991年的书，价格1.20元。那时，我读高中，记得一支蜡烛0.15元，现在，蜡烛都1元多了。翻看，连个折痕都没有，全品。喊老板来，喊价5元，这价格尚算公道。
老翟说，不知是哪个书法家的藏品。可惜，没有题签，没有印章，只是一本完好无缺的书而已。从他家到我家，这本书才是活的，才有价值。而图书馆的一些书，落满灰尘，几十年无人问津，早已成死书。
藏书是读书人的习惯。这其实是种癖好。晚明时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又言，藏书不过三世。癖好如同吸食毒品，久之上瘾，看见喜欢的书，总要买上。书多了，烦恼随之。一忧，无处可放；二忧，书的最后出路。
门口经常看到收废报纸旧书者，笑声殷勤，吆喝声也带着文气。“收书了？有旧书没。”有点像秘密接头。不像收旧家具电器者，骑自行车，满大街吆喝，唯恐他人不知。旧书贩的生意总是不错，而且意外惊喜不断。文学院一老教授去世，半辈子藏书，一夕之间，风流云散。当年的毕业证、与名人往来的书信均流落到网上拍卖。
有人想把书留给儿子，其实，留了个难题。不要，是父亲遗产；要，搬运则颇为费事。且，儿子未必真的喜欢你的藏书。万一儿子学理科，父亲学文科，藏书就只能一卖了之了。
藏书不过三代。张岱家族三辈人积攒藏书三万余卷。张岱祖父去世，家中藏书被子孙折腾一空，算算刚刚三代。那时，书价不低，可不像现在，价同白菜洋芋，大家族藏书尚且落如此结局。如今书便宜，网上下载，更是举手之劳，得来容易，就难以珍惜。人逝书散，在所难免！
有书，还是要抓紧读！老人说，吃上的才是自己的，学到手的知识才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