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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插秧的文章 / 插秧的散文

2020/03/08好的文章

插秧

文/秦钦儿

侯怀忠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村口时,父亲已经候在村头那棵老樟树下了,踮着脚,手搭凉棚朝村口张望。父亲显然也看到了他,朝他挥手。侯怀忠加紧了步子。

父亲接过他的大旅行包,掼到自己肩上。在省城上学时,一到暑假,父亲的一纸家书跟着也到了——催他回去割谷插秧。他想留在京城打份临工,以减轻父亲的负担,但他奈何不了父亲。父亲是个严厉得说一不二的人。有一回,他忍不住咕哝了一句:“我们同学帮人家推销化妆品,一个月赚的钱抵得上这几亩田一年的收成。”父亲火了,“怕吃苦,给我滚回去!”就这样,大学四年,每个暑假他都不远千里从北京赶回鄂西北的老家,顶着烈日帮父亲插秧。

这是父亲第三次来电话催他了。他每个月能从设计院领到三千多元薪水,他总是按月寄三分之一给乡下的父亲。按理说,父亲一人花销早够了,可父亲仍每年种两季水稻,六月三伏天一到,就催儿子回来插秧,雷打不动。头几年,侯怀忠还能回来晃一趟,后来渐渐就以工作忙为由不肯回了。他不明白,以他副院长的身份,脱了赤脚下到田里插秧,被下属们知道,不知要怎么笑话?父亲也真是!老糊涂了?当初苦苦撑着让他念大学,为的就是儿子有朝一日能跳出“农门”,如今他跳了出来,父亲又一个劲儿将他往回拽!

一晃十年,他一步一个坎地爬到这个位子,其间饱浸的一个农家子弟的汗水。这得益于父亲的教诲——父亲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庄稼人,就该吃得了苦,晒得了太阳,插得了秧,秋后才有丰收的指望。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儿子吃得了苦,却经受不住甜头的诱惑。甜头摆在鼻子底下,搁在嘴边,吃下去不费吹灰之力,谁不想张嘴?一张嘴,这甜头就变成了饵,里头有钩呢。侯怀忠便是一不小心吞下了这带钩的饵,套上了线,脱不了身,赶上中央的反腐倡廉行动,全国上下都在检举揭发贪腐行为,作为副院长的他,没能幸免,被牵扯进一桩受贿案件,隔离审查了,一时声名狼藉。

这次再不是衣锦还乡了,侯怀忠被免了职,在省城的熟人圈里混不下去了。他在电话里轻描淡写地对父亲说了他的处境,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他能想象父亲的神情,但父亲并没多问什么,甚至连他预想的一声叹息也没有,父亲似乎想到了什么,然后果断地说:“你回来一趟吧,越快越好!”

侯怀忠就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踏进了自家院子,路上有邻居同他打招呼,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应着。他走到院子中间,又折回去,轻轻掩上院门,然后从屋里搬了把竹椅递到父亲跟前,等父亲开口。父亲没坐,从鸡笼上抓起一把撕成细条条的干笋叶,说,走,到屋后帮我扯秧苗去!

爷儿俩好久没有这样肩并着肩、臀挨着臀地在田里干活了。侯怀忠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手把手教他扯秧,顺着秧苗根须生长的方向就势一拔,再用细笋叶条捆扎起来。他人小,学不会,就使蛮劲拽,拽断不少秧苗。他只顾着回忆,一不小心,又拽断了一把。父亲侧过头,说,根须粘牢泥土,秧苗才能成活,断了根,再壮的秧苗也活不了,活了也结不出饱满的稻子,跟稗草有啥两样。

侯怀忠明白父亲话里的意思,可他计划不了自己的下一步,人生就像爬坡,爬得越高,摔得越重,越没勇气再爬,旁边有许多人在围观哩。他对父亲说他不打算再进城了。父亲反问他:“庄稼遭了虫子,庄稼汉就不再管它了么?土地还在那儿,总不能荒了一季,就撂了四季吧?”

“可这跟种庄稼不一样啊!”

“有啥不一样?插秧!”父亲头也不抬,一手抓秧苗,一手往泥里栽,秧苗被夏日的微风吹得像波浪一样,泛出一层层的绿。

“省城我是呆不下去了,我还是回吧!”侯怀忠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已经插了半截子秧田,将他身后也插成了油绿的一片,他被迎风招展的秧苗圈了起来,困在了原地。

“插秧,”父亲命令道,“村里明天公开竞选书记、村长,你也到台上去说两句,我给你拉票。”

“万一要是,乡亲们知道……”

父亲打断他的话,重复了一遍:“万一啥?插秧!”

文/张永峰

若让一块田地闲置,不久便会长满野草。

好久没打理博客了,田地如此,想必我的博客也是如此的吧。我似乎看见草了:野蒿草,野茅草,羊羔草,狗尾草,几乎什么样的草都有,我的博客几乎成百草园了。

田地除草,过去靠的是手和脚,现在用除草剂伺候。除草剂也是五花八门,瓶装的、袋装的、国产的、进口的,应有尽有。

小时候,最害怕“双抢”和蚂蟥,最讨厌插秧和拔草。因多家共养一头耕牛,“双抢”伊始,各家在一起拈阄子耕田。稻子先黄的想拈头阄,稻子后黄的想拈中阄,但没有人想拈末阄。“双抢”,顾名思义,抢收抢种,大家总想赶在立秋前收种完毕。每逢拈阄子,母亲总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她说小孩子的手气好,到时候会捻个拈阄子。

我的老家属典型的丘陵地带,田埂弯得像条蛇,插秧时随弯就弯。第一行秧是没有人愿意插的,因为插第一行秧的人的插秧速度要远比后面的人快,否则,后来居上,一不小心就会把你关进鸟笼。邻村人插秧则喜欢在田里拉根绳,这样插起来秧行直,好看,但不见得稻子长得就非常的好,倒是插的秧都基本一样多,大家在各自的天地里各行其是。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草便是草。人们说田里的草影响了稻子,地里的草干扰了庄稼,果园里的草碍事,花园里的草讨厌!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去对付草。

因为草的矮小,注定了草默默无闻的一生。很欣赏那首老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办公楼前有一块野草坪。

那些人工种植的草似乎难以承受大自然的恩惠,不用多久就会变得参差不齐,倒是那些伴随着泥土一齐生长的野草却生活得有滋有味,有的甚至开出花来。我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些草,可妻子总是嫌草碍事,每每手持镰刀斩草,所幸没有除根。可时隔不久,那些惨遭妻子蹂躏过的小草却又呈现出勃勃生机。

它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像这样的野草,几乎是遍布天涯海角的,尽管人们一直认为它们是卑微的,甚至卑微得连生存的机会随时都会被剥夺。然而,正是因为它们时时刻刻生活在险境中,所以它们选择了宽容选择了坚强,哪怕身处石头的缝隙或者水泥的夹缝。尽管自己是个野草但也要开出个像样的野花,不为别的,只为这片曾经温暖过自己的阳光和土地。

其实,每一种草都会开花,每一种花都是一种草!

种谷记

文/钱再伦

在我的记忆中,种谷子是很繁杂的事儿。老家那地方地势比较高,水源不是很好。惊蛰过后,只要一下雨,村民们便披蓑戴笠下地了。男人扶犁翻地,女人、孩子铲田坎并用棒槌将其捶的光滑平整,以防渗漏。一块田要翻来覆去地犁三四次才装得住水。插秧之前还要上田坎,即用钉耙抓泥糊田埂,目的是堵住被蝼蚁之类的家伙钻出的孔洞。上好田坎,还要挑牛粪撒在田中,再犁转并用耙抹平整,最后才插秧。从第一块田插到最后一块田,要将近一个月,于是第二轮活——薅秧、割田坎又开始了。父亲的要求比较高,每一块田都至少要薅两次秧、割两次田坎。我学生时代的暑假基本上是跟随他在稻田里度过的。所以,我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理解极为深刻。

我们租的田大小一共四块,离浇灌渠50米至100米不等。事前,堂哥就承诺帮我育秧苗和犁田,我们只要将田坎上的灌木、杂草砍掉清除就行了。

插秧的前一天,堂哥才把他的犁田机突突地开去,翻田、打耙,整个过程花了他3个小时。我叫了两位亲戚帮忙插秧,一上午就干完了。20天后,堂哥指着小半袋复合肥说,去撒点吧,这道活路过后就收谷子了。我说不薅秧、割田坎了么?他说,现在哪个还在干那些哟,都是打除草剂。有一种除草剂很厉害,打了以后泥里的草根都要烂掉。现在的田坎之所以很容易垮塌,就是这个原因。

我看了那一弯田,田埂的确垮了不少,再加之心中有了“连泥里的草根都要烂掉,能对秧苗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吗”的疑虑,并没依从堂哥。亩把田,一个双休日薅一次秧或者割一次田坎都是很轻松的。不过,我比当年的父亲懈怠了许多,秧只薅一回,田坎也只割了一次。

谷子本来成熟得比较早,但9月中下旬的两个双休日都在下雨,所以挞谷的事一推就推到了国庆节。谷子挞完并非就完事了,要将其晒干装进仓里才行。三家就一块百余平方米的水泥地。我们家那二十余袋谷子,第一天只晒了半晌,可以暂时存放,但不能进仓。第二天天刚亮,堂弟就把他家的谷子晒上了。好的是,太阳一点儿都没有软劲,一天就把他家的晒好了。第三天,按理说怎么也该晒堂哥的了。可他说,还是晒你们的吧,晒干了放进仓里你们好放心。我毕竟是住在这里的,想哪天晒就哪天晒。我们只好照办。然而,老天爷太吝啬了,只晴了4天,便缠缠绵绵地下起雨来。堂哥的谷子只进仓了一半,还有二十多袋堆放在屋檐等太阳,这一等就等了两星期。堂哥是大伯的大儿子,成年后离开老家到这里照顾外公外婆,最后竟然把5个弟妹也带到这里并助其成家成业。一晃30年了,他仍然保持质朴、宽厚、直爽的秉性,真是难得啊。

一千五百多斤干谷子,打成米不会少于一千斤。三口之家,孩子读高中住校,怎么也吃不完啊。干脆让亲朋们也分享一下我们收获的快乐吧!我们一共送出去150斤新米。更值得一提的是,去年9月中旬和今年5月初,我两次到医院体检,转氨酶、胆固醇、尿酸、血脂均持续降低,有的指标已趋于正常。看来,种瓜果种谷子的活儿我得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