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

每次回老家，都要经过翟店镇的北舍村，北舍村东有一条南北向新修的大约一公里的公路，公路宽阔笔直，开车走在上面很舒服。前几天又回老家，走在这条路上，正在享受其舒服时，远远看到路旁坐着一个人，走近才看到那个人面熟。打开记忆的闸门，忽然想起那人是我大哥四十五年前的高中同学，北舍人，叫王德良。

其实我大哥在贾村念高中时，北舍的同学不至他一个，都已记不起来了，只有对王德良记得清楚，那是因为有个让我难以忘怀的故事。

大哥那人聪明、爱玩，为人又活络。高中时，北舍的同学总是在星期天喜欢来我村找他玩，尽管我们和北舍相距五华里路。当时我记得应该有三、四人是常来的，其中有王德良，玩的肚子饿了，就一口一个婶子，找我母亲要吃的，尽管当时粮食紧张，母亲还是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待他们。过去的高中时间短，两年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那时也不兴高考，于是高中毕业他们多留在本村务农，因为高中生很少，稍微机灵点就能被村干部叫去听差、打杂，也不少记工分，机灵个一年半载的，还能在村上当个民兵连长或团委书记什么的。王德良就是这么当上民兵连长的，那时我大哥已到晋城参加工作当了工人，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也就过年才能回来家一趟。

秋收之后，天已不是很热，北舍村唱戏，是屯留县的麟山剧团，那时候农村最大的文化阵地是学校，最好的文化娱乐就是看戏。每每那个村唱戏，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想去看一场，看一场回来就能和村里人交流一个星期，谁谁唱的好，谁谁唱的差，谁谁扮相就比那个剧团的谁谁好，有滋有味，津津乐道。

我母亲也爱看戏，听说北舍唱戏，自然也要叫几个一茬茬人看晚上的戏。下午下了工就去占座位，座位是唱戏村里提供的，也就是把直径为三十至四十公分的杨树杀回来，让村里的木匠用大锯锯成五、六公分厚的板子，每隔两米在板子下面垂直钉一50公分高的木墩子，固定好，一排排尽量整齐地固定在戏台的前面，作为看戏人的座位，这样的座位一排也就坐五六十人，一般是十多排，依村里人多少不等。稍大点的村唱戏都是这样，没有座位，别的村会笑话的。这种座位谁占上谁算，因争占座位生气甚至打架是唱戏时经常发生的事情，唱戏的第二天下午，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村里的经常在一起劳动能说得来的人）收了工，安置好各自的孩子就早早去占座位。8点开演的戏，下午6点就开始占座位，有的爱看戏的老人下午5点多看完一场就不走，接着占座位看晚上的戏。

母亲她们占的座位尽管不是很好，但能占上也算幸运，她们嘻嘻哈哈沉浸在欢乐中，不知不觉快到8点，这时人越聚越多，能占上座位的也就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多是站在座位的周边等着观看，还有的人骑在墙头上，有的站在附近的高台上，有的甚至骑在周围的树上。现场密密麻麻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有说笑的，有叫人的，有打口哨的。王德良作为民兵连长，带领着一些民兵维持秩序。大队利用民兵维持秩序主要是防止拥挤、生气、打架、小偷小摸，当王德良看到我母亲她们时，便挤到跟前，跟我母亲说：婶子，你来瞧戏啊？母亲一看是儿子的同学，“啊，是德良啊。”德良说：“婶子，你和那位婶子先出来一下，给两个老人让个座，我一会给你们重找座位。”因为人多，我母亲也没看到两位老人在哪里，又是善良的农村妇女，一听说给老人让座，立刻叫起身边一位一同来的妇女，给人家让。结果从德良身后挤进两个比母亲年龄还轻的妇女挤过来坐在我母亲的位置上，田德良还招呼我母亲：“婶子你们先等等，我去给你们找座位”。不等我母亲回话，便钻入人群不见踪影。当母亲她们返回问那个妇女老人在那里时，她俩说这是北舍村的座位，王德良是民兵连长，是德良给她们找的座。我母亲她们这个气啊。眼看戏就开演了，和母亲相跟的婶子还说：还当民兵连长呢，什么风格。我母亲也不好意思告诉她这是我儿子的同学。就这样她们只能站着看了，好在台上的上党戏很吸引人，不一会，她们就被戏里的剧情所感染，仔细品味上党戏那高亢激越率真的唱腔魅力。母亲她们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利用在地里干农活的时候给北舍村的妇女们讲了（我们村和北舍村的土地紧紧挨着），这事一传两传就传到王德良的耳朵里，迫于压力王德良还到我们村找我母亲道歉，我母亲当时就原谅了他，后来听说北舍村支部开会还就这事批评了王德良，说这是给村里抹黑，王德良也作了检讨。过去村风正，民风顺，党支部战斗力强，老百姓也见不得不正之风。

过春节，大哥回来了，听了母亲的叙说，非找王德良揍他一顿不可。母亲说：“算了，这事过去就过去了，再说，德良也来赔礼道歉了。”读过几天私塾的父亲过来打趣：台上的戏是假的，看后却能让人回味悠长，多好啊，那唱的是真好听，那表演是真功夫，对观众是真感情。台下的戏是真的，用得着的时候就是一口一个婶子，用不着的时候就让你让座，好再他已认识了错误，得能饶人且饶人吧。

当我回到老家见到父母，把王德良这个四十多年前的故事提起时，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露出了淡然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