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舅的文章 / 大舅的散文

出息

文/湾浅蓝

强表弟比我小两岁，可比我有出息。

有出息的强表弟成了我的学习榜样。老妈教育我：“你看你强表弟多有出息，你比他大，却一点不如他，好意思么？”我羞愧难当的低头不语。

亲戚们当着我面夸强表弟：“强娃儿好有出息，将来一定是个有本事的人。”并有意无意的斜眼瞟我一下，我只有尴尬的把头扭向别处。

大舅总是在人前谦虚说：“我们小强呐……哪有什么出息呀。”可是看他脸上洋溢着喜色，分明就是说有出息的意思，强表弟正是大舅的独生子。大舅说到强表弟时没有提到我什么，看他脸上的表情，好像站在他旁边的不是我而是他的那个小强。

我在心里立下志愿，一定要像强表弟那样，做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大舅一家住在镇子里。强表弟八岁的时候，在大街上的一个摊子旁，有个背着背篼的农村妇女挤了他一下，强表弟抓住背篼一掀，那个妇女连着她的背篼便摔倒在了大街上。

强表弟十二岁的时候，跟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起了冲突，强表弟只一拳，把那个足足高他一头的高年级打出一丈多远。

强表弟十四岁的时候，从学校出走，结识了一帮哥们，一帮人扒火车，打群架，闯遍大半个中国。

我和强表弟的差距越来越大，我知道，今生是不会像强表弟那样有出息了，只有闷着头读书。

我去看望大舅，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大舅，而是我们法院的一项人性化政策，看望犯人家属并多多关心，利于犯人改造。这一年强表弟二十岁，因持刀伤人，被法院判刑十年。

我们谈起了强表弟，大舅长叹一声：“唉，他现在出息大了！”

母亲讲的故事

文/陈培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县一中毕业参加高考，成绩达到了国家普通院校本科分数线，父母、兄弟姐妹都很高兴。我的亲朋世代都是农民，在父母看来，我算是光宗耀祖了。也许是我从小就有“擅自做主”的脾气，也许是我担心家人的反对，其实早已报考了军校。我崇拜军人的气质和英姿，感到能当几年解放军才不枉此生。不久我拿到了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饭时母亲一句话也没说，饭后领我走到院子里，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上个世纪初，外祖父家里有十间蓝砖大瓦房，有地、有马、有木轮大车，在本村算得上一个富户了。外祖父十几岁时和几个大户家的子弟一起上过三年私塾，那时他经常去北平、保定、天津卫做生意，可生意好像总是做不好，常常连本金也收不回来，有人说他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也有人说他是李大钊领导的共产党，后来知道他仅是济贫好善、为人仗义而已。家里的资产越来越少，后来才知道他将挣的钱大部分都捐了。母亲还说，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外祖父让大舅投奔了国民党宋哲元的39军，以后多年没了音讯。多年后知道大舅参加了抗击日寇的长城战役，历时五天，歼敌三千有余，是轰动全国的“喜峰口血战大捷”，大舅和众多民族英烈一起长眠在长城脚下。

1940年的夏天，鬼子来到了外祖父的村，这个村地处三县交界。一天深夜，家里来了两个外乡人，和外祖父嘀咕了一夜，从此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好像是成了地下党，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他还当了村里的伪保长。白天他为鬼子筹粮、修路、修炮楼，好像总是尽职尽责，鬼子把这个村当成“东亚共荣”的模范村。晚上家里经常来八路，二舅常常和县大队的人来取吃、穿、用的。三舅那时十三四岁了，妈妈刚刚十来岁，这时总是到巷子的拐角听远处的动静。祖父也总是将八路军需要的东西提前准备好，这里又是八路军的堡垒村。

1943年，是我外祖父家最不幸的一年，夏天，二舅在随县大队袭击抢粮的日伪军时受伤，当敌人搜到他时，他拉响了身上的一颗手榴弹，与一个鬼子一个伪军同归于尽，牺牲得很壮烈。秋天刚过，外祖父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一天比一天重了起来，请本村的郎中扎针时，坐在圈椅里晕了针，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双眼盯着屋顶，到死没有合上，那年他仅五十三岁。

一九四七年我们这里是冀南解放区，二舅定为革命烈士。十七岁的三舅参加解放军刘邓兵团，挺进了大别山，后转战全国各地，参加大小战役几十次，多次受伤立功。解放后部队上派两名战士专程送到县民政部门，办完移交后共同送到了家里。他失去了一个胳膊，胸部留下了两块弹片，成了由国家终身供养的一等伤残军人。一家四个男丁，两个为国捐躯，一个死不瞑目；仅活着的残废三舅要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有人说这一家满门忠烈。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三舅找人修缮漏雨的房顶时，在梁檩的接口处发现了一块发了黄的白布，还能清晰地看清上面有三行毛笔字，写着外祖父的名字和“身在曹营心在汉”七个字，上面加盖了“中国共产党冀南特委”和“抗日县长ⅹⅹⅹ”的两个方形印章，下面的落款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六日。三舅激动地送到了当时的县委组织部。后来县委还专门来人在村里的全体党员大会上认定了外祖父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是给外祖父亡灵最大的安慰，我想他会微笑地闭上双眼的。

大舅的尸骨已无法找回，灵魂应该回归故里。根据乡亲的建议和家人的心愿，三舅召集乡亲和近亲一百多人，择了一个吉日，在棺材里放进了刻上大舅名字的“蓝砖”，认认真真地为大舅举行了葬礼。

瓶子里的土蜂

文/陈志宏

又见土蜂，记忆瞬间恢复过来，心头飘掠温暖的色彩……

回到故乡的春光里，满目流青溢翠，满耳鸟鸣虫嘶，淤在心头的烦恼像水中涟漪那样，渐大渐散渐无形，空余一水的柔静。一头扎在久违而又熟悉的泥土气息里，我又看见它娇小动人的倩影，轻扇薄透的双翼，嗡嗡嘤嘤，像一行行发表在乡村四月的抒情小诗。

土蜂，又见土蜂！

蜜蜂有毒刺，会叮人，好多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我对蜜蜂的好感，却早就萌发。每年紫云英花盛、油菜花开的时节，大舅就会运来一车蜂子，驻扎在村后小山坡，方方正正的蜂箱一字儿排开，乌黑油亮的帐篷像蘑菇一样卧在青草最绿处。摇新蜜的时候，大舅喊我去尝鲜，就那么一小滴，那个甜劲，从喉咙到胃像是被温柔地割了一刀。儿时买一颗糖都很奢侈，滴滴的蜂蜜甜透了那时粗糙的生活，甜润了整个童年。

爱蜜及蜂。我喜欢那些飞舞的小精灵，没事就跑去后山大舅的蜂场，穿行在万蜂间，听沸腾的蜂鸣。春光里，蜂群海啸一般飞舞，惊起一记记闷雷。上学路上，看见蜜蜂在花间采蜜，心想这定是大舅蜂场飞来的小精灵吧。大舅说过，蜜蜂能在方圆十几公里的花域自由飞行，语文课本也有介绍小蜜蜂跳8字舞来导引同伴去采蜜。喜欢之余，不由地对它肃然起敬。

与家养蜂不一样，土蜂像一粒粒黑黄的闪电，划出一道道明媚的光。家养蜂虽说也不能抓一只来把玩，但近观也无妨，土蜂则不同，警惕性高，一有人靠近，就嗡嗡飞远。

小孩子的脾性不可捉摸，喜欢什么东西，就恨不得立刻握在手上，那心思像山泉一样透明——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实施占有，归己才心安。因为喜欢，所以渴望，我想拥有它，向大舅提要求，均被拒绝。理由千条万条，归拢起来就一样：蜜蜂会蜇人的。又不是没被蜂子蜇过，是疼得要命，可哪个孩子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只好自己想办法。我用那弥漫着喜爱的目光，搜寻与家养蜂外形无异的土蜂，以爱的名义囚蜂。用捕蝉的方法吧，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味道，不合适；直接用双手去合住它，又怕将它拍死，更不行。飞游的蜂，拿它没办法，只好转移目标，去找土蜂巢。土蜂栖息在墙缝里，那里有它温暖的巢穴。墙内是人家，墙缝是蜂家，人与蜂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家人，偏偏出了我这么个愣小子，硬要去犯犯它们，抓它来把玩。

捡来几个用过的青霉素小药瓶，去除瓶口的铝封，拔掉塑料瓶盖，我要将它变成土蜂的新家。手握小小的玻璃瓶，目光像红外线扫描仪一样，在春风里搜寻土蜂的踪影。青砖墙用石灰做粘合剂，几乎找不到缝儿，而土坯墙，缝隙像地上的蚂蚁那么多，要找土蜂，就得找到土坯墙。站在墙根下，看一只只的土蜂飞来飞去，迟迟不归家，干着急。见有土蜂飞进缝隙中的家，我便将瓶口套住那个缝，来个瓮中捉鳖。可捉住一只土蜂，着实不易，不过，只要有足够耐心，总会有一些土蜂撞进我的瓶口，被我擒获，然后，用一小块碎布包住瓶口，再找细线扎口，搞定！瓶中心爱的土蜂，就成了我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的资本。

见我囚蜂玩，陆续有人跟样，也抓土蜂，养在玻璃瓶里。村里有一个野小子，没选择用布包口，而是将原有的塑料瓶盖原样盖回去，隔了一夜，可怜的土蜂就闷死在透明的玻璃瓶里。见到那一幕，我伤心良久。囚蜂，从此就淡出了我的童年。

又见土蜂，记忆瞬间恢复过来，心头飘掠温暖的色彩。今天的它们是幸运的。整个村庄没有几个小朋友——多数被父母安插到城里读书去了——只有几个留守孩子，偶尔有外面的孩子来，已然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对土蜂喜欢至极。现在的孩子，生活在自然中，却本能地与大自然保持着生分的距离。

剪一段满含歉疚与欣喜的春光，赠予我儿时的土蜂。今天的你知不知道——你一直飞翔在我的梦里，飞游在我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