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人的文章 / 文化人的散文
怀念“文化人”爷爷
文/廖双巧
那年夏天，当我把弟弟考上大学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那略带呆滞、浑浊的眼睛闪出了异彩，好半天才挤出含混不清的几个字：”那……是……秀……才……了！”。
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老年痴呆症，卧床不起。或许是他一直惦记和期盼的是我们家能出个所谓的“读书人”，所以他才如此艰难而幸福地吐出他的喜悦和欣慰。
爷爷的一生坎坷，不到两岁时，父亲就病逝了，他的母亲依靠祖上留下的田地和娘家的帮衬养大他，并终身未改嫁，且供他读十年长学。一表人才、饱读诗书的他因不敢违母命，与大他八岁、一字不识的表姐结婚。婚后几年，妻子（奶奶）就病死，留下年幼的两个儿子，小儿子还不到一岁。因为家里有两小一老，他一直没能找到个合适伴，孤单一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爷爷被文化部门授予“民间艺人”。他一生经历坎坷但阅历丰富。读了私塾，教过私塾、当过乡里的秘书、在企业当过会计；精诗词歌赋，通奇门遁甲；还拉得一手好二胡、会京汉楚，能一人教一个戏班子；识风水、还会说鼓书，是十里八村都尊敬的文化人。
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十里八村的亲戚朋友乡亲，都会请他去作对联、写对联、挽联等。爷爷清高，绝不写古联也不重复自己的旧作，对他来说，几副对联不过是信手拈来而已。改革春风、旧貌新颜、祝福寄语无不尽显其中，求字者不论识字多少，听爷爷读完对联，无不眉开眼笑，连声道谢。那年，我家盖新房子，他对着我家门前群山拱出的独尊山，气势十足的挥笔一联：“门对独尊山水秀，堂开五幅子孙荣”。横批是：百业兴旺。我倔强的伯伯，三十多岁才娶了一个弱智的伯婶，他就在伯伯的门上写了一幅对联：“破窑出好瓦，有良工着手厦屋光辉”（记不全上联），还绘声绘色地给人讲对联的意思，不是贬低他的大儿子，其实是希望伯伯能生出个比他们俩都强的孙子。小孩子打猪草，他跟我们说“猪吃百样草，寸草也得切三分”，那时真的觉得什么事他都可以做成文章，而且颇含生活哲理。
他也曾教过我写春联，不管我握笔如何笨拙、字写得多难看，他都会鼓励我，夸我写得好！读初一时，因为农村中学的条件差，我双手长满了疮，没法做作业，休学半年，这一休我就不想再上学了。那时的他，在外面以帮人家看风水、算命、说鼓书为职业，常常几个月才回一次，在那个文化生活严重缺失的年代，他走到哪都非常受欢迎，他也喜欢别人需要他的日子。当他回来听说我不想上学了，顿时拉下脸不干了，无论如何要我去上学，并承诺我上学的费用由他出，还亲自找到校长，为我返校的事求情，就这样，休学一年多的我又重返校园，跟弟弟一个班。
再后来，他年纪慢慢大了，家人不让他出去，他应邀在家写写诗词文章，常听说他投稿，但很少有发表的。每次看到他一次次失望、难过的神情，现在想来，那应该是自己怀才不遇，满腹经纶却没用武之地的无助失意啊。
高考名落孙山之后，彷徨、无助的我，一次偶然的机会，应聘到镇文化站工作，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他高兴极了！他说文化站工作好啊，以后你就是文化人！
流年似水，岁月荏苒，一晃他离开我二十三个年头了。那个给予我深深的疼爱、对我寄予无比厚望、对文化和土地爱得深沉，却孤苦落寞一生的人，我敬爱的爷爷——你在天堂还好吗？
羊山上的花红
文/璩勇
花红不是花，是可以吃的水果。
花红，我吃了多少年，但是十年前才因为一个意外的插曲，弄明白花红的知识。这里按下不表，单说花红。
花红其实就是柰，读音同奈。苹果的一个品种。《千字文》中所谓“果珍李柰、菜重芥姜”，这里的柰就说的就是花红。
按照中医理论，柰也是一味很好的药。其功能，“主治补各脏腑气不足，和脾。捣成汁服，治暴食引起的饱胀和气壅不通。益心气，耐饥，生津止渴。”
在旬阳的屋脊羊山上，本来在别的地方六、七月已经成熟的花红，现在才是收获的时候。就在离这树花红不远的院落，旬阳的一些文化人在谈论文化。在今天，文化其实也如同花红，能够“治暴食引起的饱胀和气壅不通。益心气”。可以化解戾气、消除浮躁。
我参与到这个交流中。
我觉得旬阳的文化人好比花红。文化人能够在浮躁的社会中沉心静气于文化，是自身通达的表现，又是梳理社会情绪的重要元素。换句话说，文化人给浮躁的社会增加了一份定力。当旬阳文联振臂一呼，几十人的队伍能够风雨无阻整装出发，这是文化人的定力；当旬阳县委统战部把用足文化资源做实统战工作落到具体行动上、实实在在践行文化统战理念时，体现的是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定力。而构元镇的定力在于，他们真正懂文化，没有冒进，去肆意改变羊山的风貌；没有等靠、积极有为抓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抓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整理等文化基础工作。这样形成的合力，促成的一定会是与生态文明理念相融合的结果。
我说，感谢旬阳文联邀请，给我一个就近观察旬阳文化生态状况的机会。
没有名家大家参与的这次文化活动注定不会载入史册。如同座谈会场地外那树花红，貌不惊人，普通朴素。但在今天，他们效用意义重大，能够“治暴食引起的饱胀和气壅不通。益心气”。可以化解戾气、消除浮躁。
文化人的心灵家园
文/周颖
书房，是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之一。书房不但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读书抚琴的处所，还助力他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房本身就是一个具备艺术体验、阅读写作与图书收藏等多元功能的空间。
名士们的书房必有另番情趣。最知名的当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这间因千古名篇《陋室铭》而流芳百世的书房，见证了刘禹锡等名士们的生活美学。刘禹锡是一个官运不太好的人，在60岁之前，他做过的最大的官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刺史。因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成了他的精神家园。
既是“陋室”，当然不求气派奢华，也不求满壁藏书，不必有“丝竹”声这种奢侈品，更不能堆满案牍公文，变成一间要务繁忙的办公室，但一定要具备“亭台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自然朴实，要有“鸿儒”们的雅集，从而满足名士们清新淡雅的精神需要。这种因各种“陋室”而孕育出的名士之美，从魏晋的“竹林七贤”到刘禹锡，再到八大山人、郑板桥，一直延续至今。
两宋以降，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兴盛，及至明清两朝，器物之美到达顶峰。各类文房雅物、金石碑版，竞相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最爱，书斋应运而生。
与简朴的“陋室”不同，书斋一定要繁复讲究。当然，这还不算。文房四宝自不必说，当时文人还要求书斋必备植物，得有一只大水缸养鱼，还必须要弹琴奏乐，甚至常备金樽檀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昆腔。有条件的，还需陈列一些金石碑、名家字画等古玩艺术品，经常邀请朋友来鉴赏分享。并且，书斋里的家具一定是紫檀或是黄花梨木料，瓷器必定是哥窑，一切都有讲究。
明清书斋，见证了中式生活美学的极致：繁复之美。文人们不但践行、推崇这种繁复之美，而且还将其理论化。
无论是陋室还是书斋，它们最大的差异，是在生活美学上的审美情趣不同，要说藏书，其实都不能算规模宏大，多半收藏一些经史子集的常备书或是少量私刻、坊刻的善本。因为印刷技术有限，古代中国大部分私人书房都不可能有巨量藏书。
但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真正对得起“汗牛充栋”这个词的书房。那就是兴起于明清时期江南的藏书楼。它们以动辄几十万卷的藏书量再加上与之相辅相成的园林、水法及木质建筑的藏书楼，共同反映了中式生活美学中的另外一端：极致之美。
最著名的代表，当属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其主楼是一栋“面阔六间的两层硬山顶”“坐北向南，左右砖登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的楼阁，并且“凿一池于楼下”，其风景“曲岸弯环，水漾涟漪，堂之影、亭之影、山之影、树之影，皆沉浮波中”。这种奢华的园林景观与几十万卷藏书交相呼应，可谓极致之美的典范。
有清一代，江南藏书楼数不胜数，除了宁波天一阁之外，还有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彝尊的“抱曝亭”以及晚清陆心源创办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乾隆帝曾称这类藏书楼之多令他“指不胜屈”。这也是当时江南经济繁盛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