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隐士的文章 / 隐士的散文

关于隐士

文/陈仓

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独自从高冠峪登秦岭山，沿途除了漫无边际地欣赏山中风景，无意登山锻炼，只为寻访和尚、道士和隐士，了解他们的境况，聆听他们的见解。中午时分，我在长安户县交界处河边巨石上休息，喝水、吃馍、读书，这期间偶遇一位隐士，他喜欢我手里的一本自印书，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并请他谈谈隐士生活。他谈了自己的身世和隐居生活，也谈了他的隐士朋友，由此，我知悉了隐士的隐情，即清静清高背后不为外人知晓的无奈、悲痛、哀伤，以及司空见惯的俗世苦厄与爱恨情仇。

人类本来是群居动物，但是，某些人无奈或明智地选择隐居。通常，明白人会在人际关系复杂险恶，或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的境况下选择隐居。隐居有多种方式，就环境和生活条件而言，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就隐的方式与境界而言，小隐闭门，不随便见人；中隐闭口，不随便说话；大隐闭心，尽管门户洞开，虽然谈笑风生，但轻易不表露心迹，不暴露行迹，谁也休想抓住他丝毫的把柄。

人类遭逢的精神困境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权利困境，二是情感困境。因为厌恶争权夺利，讨厌争风吃醋，厌弃恶俗龌龊，避免无端纠纷，所以，选择方式、程度和办法各异的隐居。面对精神困境，一般情况下，隐士们有的采取身体出走，弃薄凉于不顾，避而远之，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不在场，没关系。有的采取精神“私奔”，或心灵“出走”，人虽在场，但其角色或立场超然世外，其言行态度置身事外，或心不在焉，或熟视无睹，或无动于衷，不与“厚黑”之辈较劲，或静观待变，耐心等待合适的行动时机。厚黑之辈有时也看似“隐”，其实，那不是抛开利害关系的真隐士，而是怀揣不良动机的潜伏者。

闭心，然后心隐，乃是上上之隐。真正的隐士必须彻底放下各种现实名利，割舍一切烦恼因缘，心平气和地舍弃俗世生活的好与利。如果浪迹洞庭静水，依然心潮澎湃，隐犹未隐。如果处江湖之远，依然思谋庙堂高低，隐如未隐。如果居泉林之下，依然通达“终南捷径”，隐是假隐。相反，在争权夺利的朝堂上去留无意，在追名逐利的市场上进退自如，在眉高眼低的乡野心如止水，那才是真正的隐者。如果能处喧嚣争斗如入无人之境，于纷纷扰扰中立于不败之地，于熙熙攘攘中出其不意地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那才是身心不为外物所役，性情不受身外羁绊，“生于当世不属于它”的大隐高士。所谓：明道容易修行难，想通容易放下难。

栖身菊之下亦是一种幸福

文/15273139105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陶渊明之后，菊更是成为中国隐士的象征，中国的隐逸文化也由此逐渐发展起来，菊作为岁寒三友之一其形象也日益定义为“孤傲，高洁”的满腹才情的隐逸之士，尽管后来菊的意象有所增加，但是它的隐士形象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

我记得最早的隐士应该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宁肯采摘野果也不食他们认为叛乱的周朝的一粟，最令人震惊的是在一妇人说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此之后二人连野果也不吃了，最终饿死。时人多称其忠义，但也有人认为二者很愚蠢，夏亡于纣的残暴，而文王素来仁义，由周代夏更是历史的必然，但伯夷叔齐不这样认为，他们始终把自己当作夏的臣民，认为武王灭夏是乱臣贼子所为，所以当夏灭亡后，他们选择了隐居，他们或许也知道周替夏是必然的，武王更是比纣王要好许多，但他们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就像当时的香港澳门台湾初被殖民者占领是一样激烈的反抗，后来却也慢慢接受了现状，甚至今天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与之有很大关系。伯夷和叔齐的隐居是他们文人气节的体现，因为势单力孤，因为知道明知不可为，所以只能选择这种看似最愚蠢的做法，但是这也恰恰体现了文人的一种质朴，思想的纯净，今天我们来看待他们应该设身处地的站在当时他们的立场来想问题，而不是以今人的思维来强求古人，尊重和理解他们的选择。

自伯夷叔齐后我印象中的隐士就是竹林七贤了，喜欢稽康的不畏强权，率性而为，也喜欢阮籍的狂放不羁，相较于稽康的无所畏惧，率性自然，阮籍明显要有更多的顾虑，表现也相对圆滑，山涛苦于摆脱官场的羁绊，向司马昭推荐了稽康，稽康却愤而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辞之激烈可见其对出仕的厌恶，但也由此惹怒了司马昭，后来有因钟会的陷害最终以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他的一生自由随性，连死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阮籍一直在躲避官场，但迫于司马昭的压力，阮籍第一次出山做官，做的是东平太守。官做得并不久，只有十余天。可在这十余天里，阮籍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简化法令，务除杂缛。之后，将官印高挂衙署大堂上，大摇大摆地再次投幽隐居。而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官令畅达，政通人和的东平。阮籍为官，犹如修剪盆景，一番端详，几剪下去，退后几步，审视几眼，满意了，便转身离开，做得潇洒风流。就连后世自视清高的李太白也禁不住欣赏他的这股潇洒劲，写诗赞道：“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清风。”

阮籍的第二次出仕相比第一次心甘情愿了不少。他主动提出要担任北军的步骑校尉。原来，他打听到北军营房有名厨师极善酿酒，并且还存有一窖陈年佳酿。阮籍嗜酒如命，于是堂而皇之地成了酒窑的主人。上任之后阮籍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管过。醇香的酒窖流进内腹后，他又寻山隐居去了。

这就是阮籍短暂而传奇的官史。既洒脱又对现实有一定的妥协，所以他得以寿终正寝，而不是像稽康那样早逝，无法比较他们谁更好，但是我想说他们都是努力追梦的人，隐居或许迫不得已但那种恬淡安谧的隐居生活同样也是他们所向往的，这就是他们的幸福。

使菊成为隐士的象征，隐逸文化大为发展的文人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做了82天的彭泽县令后毅然辞官，浑身散发着属于菊的清高，孤傲，和气节，为此有人欣赏赞同，也有人无法理解持否定态度，今人更是作了一篇《莫逃菊之下》来讥讽否定他，但是我想说一种选择，一种生活，不要用今人的思想来苛求古人，设想假若陶渊明不隐居，做个汲汲于官场权力的政客，还会有我们今天所景仰的那个高风亮节的文人吗？还会有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优美诗句吗？世间事，有得必有失，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自然追求也不尽相同，何必强求呢！

有人说物质越充裕，人的幸福感就越低。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社会，人们周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幸福似乎变得遥不可及，心灵更是充斥着各色喧嚣，这个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一个“菊之下”可供心灵休憩的地方啊，可惜这似乎成了一种奢望，红尘中的人想要跳脱方外，这多可笑啊，可是毕竟意识到自己心灵的真正需要了，怕就怕有的人嘴里呼喊着“莫逃菊之下”心里却早就逃到菊之下去了，可是现今这样心口不一的人还不少。

身处红尘却能从方外看红尘是有大智慧的人，敢于追求“菊之下”的人更是智慧与勇敢兼并的人，栖身“菊之下”，让自由的灵魂高飞，看得更高，更远，让自己的心灵容纳天地！

初进南山

文/杨小兵

十年前，朋友利铭邀请我、军朝、百平和小英登净业寺，时值盛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休闲式登山，第一个长坡就让我们汗流浃背。大家走走歇歇，小英也不计较男士们脱掉湿透的衬衫。上到寺院，时值周三，游人很少。我们摸索着进到旧草庐旁的一处禅房，一位北京的居士在此小住，他泡功夫茶给我们喝。那一次，我才发现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让人羡慕。

三年后，我在汉唐书店的三楼，看到中文版的《空谷幽兰》，写的就是当代很多修佛炼道的隐士在终南山里的生活。我很快把书读了两遍，在纸上列出比尔·波特走过的路线，和张剑峰商量，希望能有机会也去拜访这些隐士。后来不久，我们就和宋艳刚老师一起，开始了每个周末进山的寻隐之旅，而且坚持了好几年。

前天一大早，剑峰给我发短信，说比尔·波特当晚在师大有个讲座，邀请我参加。见到拄着拐杖、背着行囊的比尔·波特时，我一点也不吃惊。他还是报刊书籍上的老样子，大胡子，脖子上系着一条红手巾，可以随时解下来擦汗。反倒是剑峰成了山民，脸庞黝黑，留起了胡须，穿着宽松的中式服装，神闲气定。他现在在西翠花结庐，过起了隐士的生活。

比尔·波特是美国人。他说他最初不爱中文，因为有哥大的奖学金，才接触到佛道经典。后来住到台湾佛光山静修，娶了当地一位研究庄子的女子为妻。因为他的翻译，寒山在美国很有名。

1989年他来终南山寻访隐士，出租车把他拉到沣峪口，司机告诉他，就从这里上山。那时山上几乎碰不到人，偶尔能碰到采药的农夫。隐士给他最大的印象是微笑、是快乐。因为他们放弃了很多。以前山里清苦是没办法，隐士身边就一本书，现在有好几本，还有电、有手机。

有人问，终南山里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位修行者是谁？他说是圆照。他曾请教她佛教修行的本质，两个月后，他收到圆照法师寄给他的四个字：“慈、悲、喜、舍”。比尔·波特说，美国人修行，是独处修己；中国人修行，是为了利他。

比尔·波特现在和家人住在西雅图的山村，笑称自己是中间的隐士。他崇拜陶渊明，他说李白写的送人哭了、喝酒醉了的诗也很好。但他更喜欢寒山的诗，写修行。他说，中国人看得起修行人，在终南山不会被赶走。

这次比尔·波特来西安住了两周。今年71岁的他再登嘉午台，配合成都一家公司给他拍纪录片。他说，我爬够了，以后不爬了，山都留给你们了。他觉得自己的书使得终南山里清修的人们受到了打扰。

其实，不怪比尔·波特，是时代变了。人们一窝蜂似的拥向南山的每一个峪，是因为大家在赶了袁家村沙沙河的热闹后，发现登山健身比吃农家乐更有意义。也有人想和隐士一样，进山小住，体味玉兰花瓣落到石头上的清静。有意思的是，利铭也把家安在了沣峪口。朋友戴总现在每周六都带着母亲登山，甚至把旅行躺椅撑到山顶，孝敬老娘。

临别，比尔·波特给我留言：“山中有人，人中有心。”就像佛光山星云法师说的话：“不要看我的字，要看我的心。”养贤曾送我一幅书法，是袁枚的诗：“雨过山洗容，云来山入梦，云雨自往来，青山原不动。”

我想，进山修行，难道是要把自己的心修到和山一样平静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