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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斋的文章 / 书斋的散文

2020/03/06好的文章

与书为乐

文/路来森

我这人,喜静而不喜动。

如今,流行“野驴”,朋友也多次相约,并好言相劝道:“你搞写作,应当多出去走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我嘿然一笑,却少有“应约”。

我知道,那种“野驴”,太过匆匆,走马观花,除了“过眼”的风景和一身的疲劳,此外,似乎别无所得。

于是,周末、节假日,我更多的时候,是情愿“待”在家中,与书为乐。

存书几千册,几排大书架把个书斋挤得满满的,逼仄而又温馨;我的书斋,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景点”,一个有深度,有厚度的“景点”,足可供我了望,观瞻。说是“读书”,未免“冠冕堂皇”,有些“高”了自己。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望”书。走进书房,房门一闭,便隔绝了与外面的一切。感觉这种“隔绝”,真好。隔绝的,不仅仅是尘世的人、事,更是一些浮躁和诱惑。

书斋内,只有书和我,只有我与书。泡一杯茶,坐下来,并不急于展书就读,总是一边啜茶,一边“望”书——环视室内书架上一排排的书。这于我,已然成为一种习惯;我喜欢这种习惯,这种习惯让我安静,也让我浮想联翩,并在联想中生发一份自得的满足。我觉得,每一本书,都是一张朋友的面孔,尽管,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但,我们在对望中,相看两不厌。不言,不语,却是,书知我,我知书;每次目光落在一本读过的书上,书中的故事,就会在头脑中再次流淌起来;书中的人物就会在头脑中活跃起来;那些经典的语言,便也如轻弹的音符,跳跃、飞翔成一朵朵灿烂的花儿。我们在“对望”中,作着心灵的交流。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本书也是一面镜子,它能直接透视你的心灵深处,照见你灵魂的高尚,或者卑微,于是,你就会禁不住对一本书,肃然起敬。

敬重一本书,是每一个读书人生命的本质所在。敬重,是一种人生品位。

读书,可能有好多目的,好多方法。我于书斋内读书,取一个“闲”字。不一定是所谓的“闲散”的书,关键是一份闲散的心情,一种“随心所欲”;自己喜欢什么,就读什么。最好的读书方法,就是“闲读”。因为,这可以保持一份心灵的自由;读书,也是需要一份“自由”的心情的。只因,自由中,最能存一份闲适和安静,最能寻得一份生命的灵动和本真。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感受,似乎是最重要的。感受翻阅纸页的那份快感,感受书中的内容,感受空气中流淌的融融的书香,感受心灵与书契合的那种审美愉悦。懂得享受这个读书“感受”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件人生乐事。

读累了,就停下来,默想一会儿。默想,是一个“消化、滋润”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亦是有一份难可言传的美感;而且,这种美感,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或者,站立窗前,向外了望一下。视野中,是辽阔,是喧嚣;是周边,是宁静,是书香,此种对比,也能让人产生一种“与书为乐”的幸福感:外面的世界,人人都有;书中的世界,也许只有你拥有。

说“往来无白丁”,未免过大;不过,我的书斋中,能进入的,却也都是“雅人”,至少是读书人,不俗。人不能多,两三人而已。一张小桌,围桌而坐,烹茶煮茗,把话闲聊,聊的都是“书人书事”。不聊官场,不聊金钱,不聊股票,不聊女人……一聊这些,就“俗”了,就对不起我书斋内的那一本本书,对不起一位读书人的本心。

有“书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轻声浅语中,温文尔雅地谈论、交流读书的事情,更是乐中之乐。

望书,拣书,翻书,读书,谈书……我在家,与书为乐。书中,自有无限风光,自生无限风光。

下书斋

文/邱树彬

下书斋,是港西乡文化及教育的发源地,老辈人认为,它始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土生土长港西人,如果不知道下书斋,那可能是九零后。

港西,自宋末元初,已有佘、邱二姓氏在此定居。至下书斋开始办学,中间有六百多年,历经多个朝代,港西的文化教育,却几乎一片空白,似乎没有出过秀才、举人,更不用说进士了。

清末及民国初期,要正规上学必须到三饶琴峰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有足够经济支持,而且必须天资聪颖才能入读。乡里究竟有几人去琴峰书院读书?只有邱创蟹一人时常被提起。

下书斋原来只叫书斋,是一座独立庭院,单层砖木,瓦檐结构,内有三大一小四间房连一大天井。据老辈人回忆,书斋建成后曾命名“观澜学校”,一段时间后,因没有教师愿意留下来长期执教而停办。后来,族长不辞劳苦、涉水渡舟、翻山越岭到县城恳请邱氏宗亲帮忙物色教师,书斋终于迎来了来自三饶里秀楼的邱鼎元先生。据说老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负责,深受欢迎。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书斋读书,学生多了,鼎元先生又邀请三饶宗亲邱捷先生共同任教,直至新中国成立。解放后,乡里教师由县政府安排,有余锡彭、余侯良、巫坚定、施汉城、吴时得等多位老师。学生多了,班级也多,书斋容纳不下,便将大祠堂(邱氏宗祠)也改为教室,人称“顶书斋”。书斋就被更名为“下书斋”,一直保留下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多位高级知识分子来乡里任教,当中有张志刚、余应强、詹泰然、余德佑、杨耀浩等。他们有的是被错划为“右派”才来港西,这些人学识渊博,学富五车,可以说,他们的不幸,却是港西乡教育的万幸。他们被分配这里后,并不消极颓废,而是积极向上与本地的老师齐心协力,因材施教,将他们渊博的知识无私传授给学子。当时还办夜校,利用农闲为村民扫盲。正是有他们的共同努力,奠下坚实的教学基础,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才能在八十年起收获了硕大的教育成果。涌现了乡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第一:第一个大学生,第一硕士,第一博士,第一个留学生……

后来建了新学校,面积较大,有独立围墙,有操场,教室宽敞明亮,通风透气,条件与下书斋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因为我没有在新学校念过书,因此对其感情远不如破旧的下书斋。

没读过一天书,只懂讨海的爷爷,离海上岸后,不甘愿待在家里养老,于是便在下书斋门口摆零食摊。由于销售对象主要是学生,课间忙碌一阵后就闲下来。上课铃响后,爷爷带着我,拿小凳子摆在教室门口轻轻地坐下,默不作声地听老师讲课。我们一老一少,可以算是下书斋的编外旁听生,爷爷拿出铅笔,一笔一画在香烟壳上学写字。

如今,每当我路过下书斋,浮现在眼前的,除了爷爷和他的零食摊外,杨老师那笑容可亲、慈祥和蔼的容貌也若隐若现。

历史也给杨老师开了个政治玩笑,阴差阳错却成为上苍送给港西的大礼。杨老师知识渊博,学贯古今,擅诗词,精书画,工对联,熟礼乐,懂灯谜,识方剂……

新学校建成后,下书斋一部分用来办村幼儿园,一部分给杨老师居住。下书斋虽然简陋,但杨老师家却日日高朋满座,或是与杨老师商议工作,或是向他请教知识,或是索求墨宝,开方剂更不在话下。无论谁来,杨老师都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常常当来访者都走光,已是黄昏,这时,他才去菜园浇菜,带月荷锄归,老师种菜并不是与陶渊明一样体验园田生活,而是为了补贴家用。他除微薄工资外,其他一切所忙,没有一文钱收入。

今天走过下书斋,所看到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老巷道旁个别危房已拆掉,只剩断壁;宫前的古榕历经数百年,依然茂盛浓郁;宫旁的破牛棚废厕池已变成简易健身广场;原村前的田园已成为住宅区,新楼房鳞次栉比;碾米厂和录像厅的原址上几栋楼房正同在施工。走了一圈,回到下埕,站在残垣断壁的三房厅前,有股说不出的滋味,有点苦涩,有点辛辣。

忆昔思今,感慨万千,家乡紧跟时代步伐,变化日新月异,村民居住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家乡一直在发展,在进步,下书斋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起作用不容否认,其历史地位不能抹煞。

我将永远记住下书斋,怀念下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