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补丁的文章 / 补丁的散文
给那些病了的时光打上补丁
文/王雨翔
奶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曹素卿，读起来很有味道。
我看过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黑白的但却很有韵味。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美丽的女子呢，爸爸无不自豪地说。奶奶曾经是一个电影院的放映员，那个时候的电影是用胶片放映的，奶奶会用废弃的胶片叠各种各样的玩意，会用顺手拈来的野草编一个小动物，缝衣服织毛衣什么的更不在话下。
奶奶心灵手巧。
奶奶老了。她突然的身体不舒服了，今天住院。
今天的天气很冷，清冷。晚上我去看住院的奶奶。走过天桥，看见一个老人缩在地上摆摊。路灯的光只是无言地照着，不管城市入夜后的霓虹闪烁和车水马龙。
医院很安静。“住院部”三个亮着的黄色旧字斑驳暗淡，只是晕出一点光。住院部的长廊里面明亮，沉默而温暖。里面有一种甜的发酵的气味充斥着，像面包的味道。
我看到病房里面的奶奶安静地躺着。她在打营养液，头微微地歪在枕头上，那只被针扎着的手上面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手上的皮肤显得异常的白而薄，上面有茧子，有褐色的斑，我清楚那是岁月的烙印。
她默默地用深陷的眼看着正在说话的人。奶奶的耳朵从我记事起就很不好，对她说话时需要大声地重复好几遍她才能听得清楚。她看着在身边小声交谈的亲人，时而用眼睛瞄一眼电视剧。看着看着就眯缝起了眼睛，要睡着了似的，可是眼珠子又一转，似乎努力支撑着自己睁开眼睛，不要睡觉。
姑妈说，平常都是早起的奶奶今天睡到很晚，迷迷瞪瞪地醒不来，瞌睡多，精神状态不如以前了。
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很慌。说不上来的慌。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已经去世的爷爷。爷爷那时候躺在病床上，呼吸困难的时候，喉咙里的痰嘶啦嘶拉地响。他的脸上、身上被插上许多管子，想说话而又说不出来，我和爸爸走到病床前去唤他，他应不出声，只是眼角流下一滴泪。
这时候电视剧完了，播放着片尾曲。奶奶看着电视就开始笑。我们也不知道她看不看得懂那电视剧。
走之前我对奶奶说，明天再来看你，我要回家了。
奶奶没有听到，她睁一睁眼睛，把头往我这边挪了一挪。
我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我说奶奶再见。奶奶用力地点点头表示她听到了，嘴里也应着，她说早点回去吧，天都黑了。
回家的路上，经过天桥，那老人依旧守在自己的地摊前。逆光看去，只留给我一个蜷缩着的落寞的侧影。
爷爷会拉小提琴。爷爷在旧居内留了一把陈旧的小提琴。一天，父亲去找到了这把小提琴，拿回来擦一擦琴盒厚厚的灰，里面安静躺着的小提琴依旧有着优雅的轮廓和颜色，只是那把弓上的弓毛已经断得不剩几根了。可是父亲想要用它拉一曲，父亲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怀念，就又重新去买了一把弓，只是当他将小提琴架在肩膀上，才拉了没几下的时候，小提琴上的一根弦却啪地断掉了。
父亲只得无奈地放下了小提琴，用手指去拨了几下弦，小提琴便发出几个袅袅而短的音。
小提琴从此被收回琴盒内。黑色的古朴而庄重的琴盒。小提琴从此在里面静静地沉思，静静地怀想。
补丁
文/陈绍平
孩子的短袖破了一个小口子，我说拿到裁缝铺补补接着穿吧。我心想：老爸这一代人都是穿着补丁的衣服走过来的，从童年到少年，其中的滋味苦涩而又温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谁都知道那个时候的生活艰苦，家庭贫穷，兄弟姐妹多，父母为了把一个个孩子拉扯大，省吃俭用，一分钱巴不得扳成两分钱用，家庭生活的拮据，父母勤俭持家的习惯，都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都坐在油灯下为我们缝补着衣服。小孩子调皮，白天到山坡上放牛啊，割草啊，身上穿的往往被尖刺挂破了；有时还和小伙伴们在沙坡上翻滚，看谁滚得快，滚得远，一天下来，衣裤可就遭了殃，更不用说哪天和伙伴“打架”，把衣服撕破了……往往这个时候，母亲抱怨了我们几句后，趁着夜晚，一针一针，把破了的衣裤缝好。有时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母亲还在油灯下补衣服。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沧桑的脸，那也许是漫长的冬夜里，小山村里最动人的图案。
后来上了中学，读朱德同志的《回忆我的母亲》一文：“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我才明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母亲抚养孩子的不易。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
而现在的孩子们呢，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也不懂得其中的道理，他们的生活里是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德克士”、“乡村基”、“特长班”……毕竟时代进步了，国家富强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可我还是坚守：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美好的事物一定要珍惜。
如今，当我们西装革履、思想却千疮百孔的时候，格外想念补丁。
十八块补丁
文/刘乙苏
公交车上，一位妙龄女郎的大衣格外引人瞩目。我悄悄数着，足足有二十多个破洞。这让我想起自己也在这个年龄时穿的一件打了十八块补丁的蓝色上衣。
我在家排行老四，家境不好，一直都穿自家织的粗布衣，或者穿母亲用姐姐哥哥们穿剩再改小的衣服。
上初中那年，母亲第一次到离村两公里的营头供销社，为我买回三米蓝色单卡哔叽布料，四角九分钱一尺。为省下八角钱的裁缝加工费，巧手的母亲整整用了三天时间，晚上也不曾休息，自己裁剪，自己一针一针倒勾针为我缝制了一套标准的学生制服，穿在身上板正，得体，扛肩下摆棱角分明，看上去与裁缝铺做的没什么两样，甚至密密匝匝的小针脚比裁缝做的还要精细，直溜。我喜不自胜，爱不释手，晚上睡觉都要小心地叠平整放在凳子上，唯恐有了褶皱。从来不懂修饰的我，每日穿在身上，总会在方桌上放着的穿衣镜前左顾右盼。它是我出门在外唯一一身能穿得出门的外衣。
这身衣服我整整穿了四年，一天都不曾离开地穿了四年！每个星期天要洗衣服已成惯例，从不改变。冬天晚上洗，我跟奶奶睡，将脚叉在用坯和泥垒成的煤火台两边，两手撑开湿衣服去烤，得烤多半夜。特别是夏天，我总要等到正午毒辣辣的太阳吐着火舌时才洗衣服。农村的沙石房顶炙热，烫手，我就将洗好的制服平铺在房顶上，像烙饼似的来回翻转。我一边使劲地摇着蒲扇，一边时不时把衣服挪着地方，尽管如此，只一会儿功夫便也汗流浃背了。大约半个时辰，衣服刚刚半干，我就麻利地脱下夹袄换上那身心爱的制服。之后，我曾戏谑地称之为“烙衣服”。
由于四年里一身衣服穿到底，再好的衣服也沉不住气了，更何况布料质地差，洗得勤，自然破损厉害，以致于每次洗时都不敢用手搓，只是轻轻揉一揉。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得不在多处破损的地方打上补丁，特别是上衣，四个布兜，每天掏进掏出，几乎每个角都有补丁。
说起打补丁，我是最拿手的。
那身学生制服也的确穿得太久了，常年风吹日晒，已全成白色。布兜，袖口，下摆，肩部到处都是破洞，要打那么多补丁实在太扎眼了。因此，每次衣服有了破洞，我就会从母亲的针线筐里，从旧布堆里找出与我的制服颜色相配的旧布料做补丁。我先把衣服平摊在桌子上，非常细心地将补丁按平，再用长针脚在补丁四周固定，一针一针密密缝严实，然后在茶缸里倒上滚开水来回烫平，表面上看不到一个针脚，穿在身上若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有补丁。邻居家的大福婶常夸我手巧。那件曾打了十八块补丁的学生制服一直陪我到高中毕业。
那身补丁摞补丁的制服实在不能再穿了，母亲执意要拆了它做鞋底的铺陈，可我不舍，舍不下四年里与我朝夕相伴的学生服，舍不下我平生第一次穿的单卡哔叽，舍不下那一针一针用倒勾针穿起的母爱。
自小的艰苦环境，养成了一生的节俭习惯，即使几十年工作在外有了丰厚的条件，也没奢侈过。现在回想起来，隐隐觉出遗憾，起码在乡镇，在机关时应该懂得修饰自己的。
白驹穿隙过，岁月不饶人。当皱纹交错，老事横秋的我终于明白“人要衣裳马要鞍”，服饰不仅仅是对时代的展示，也是通过穿着打扮认识自己的感觉时；当我意识到，自然大方，亮丽时髦的穿戴会使一个人显得特精神、特气质、特风度、特有品味时；当我体味到干净、利索、得体的服饰可以将舒适和情调感染给对方，是对他人的尊重，是一种美的享受时，我终于也学会到大商场挑几件称心的衣服。
可我仍忘不了那件打了十八块补丁的学生制服，因为它是时代的印痕，是母爱的记忆。我也非常赞赏公交车上那位时尚女孩儿，她们这代人遇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太平盛世，应该热烈，潇洒，生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