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趣味的文章 / 趣味的散文

鲁迅的生活趣味

文/东黎

鲁迅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一块硬骨头，一副冷峻凛严的面孔像一张不会动的铁板，目光也总像一把利剑，张口说出的话，笔下的文章总带着一股寒气。其实，生活中真实的鲁迅并不完全是这样。从下面一个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那么有趣，那么可爱。

有一次鲁迅的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周建人）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了笑说：“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了。”鲁迅年轻时并不是很帅，他对自己却信心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鲁迅时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词，竟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一次夜深人静，鲁迅正专心写作，外面的猫却不停地叫，屡屡打断他的思路。鲁迅随即拿起手边五十支装的铁皮香烟罐，将一棵棵香烟对着可恶的猫一一发射。那时鲁迅已年过50，却可爱得像个小孩子。

大家知道，标点符号虽不起眼，在文章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当年的出版界对标点符号不重视，在支付稿费时，往往把它从字数中扣除，不给稿费。一次，鲁迅应约为某出版社撰写书稿，书稿里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编辑看后，以难以断句为由，去信要求鲁迅加上标点符号。鲁迅回复道：“既要作者加标点符号分出段落、章节，可见标点还是必不可少的。既然如此，标点也得算字数。”那家出版社没办法，只好采纳鲁迅的意见，标点符号也折算字数支付稿费了。

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次鲁迅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鲁迅没有把奖章作为自我炫耀的标牌，却懂得实惠，跑到鼓楼街把它卖了，买回一大串红辣椒。每每读书至夜深人静、天寒人困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进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现在看来，此事除了有趣之外，也生出几分感动。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曾到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不认识鲁迅，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定没几个钱，理发时就一点也不认真。对此，鲁迅不仅不生气，反而在理发后极随意地掏出一大把钱给理发师，远远超出了应付的钱。理发师大喜，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又去理发，理发师立即拿出全部看家本领，仔仔细细地给鲁迅理发。不料理毕，鲁迅并没有再显豪爽，而是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问道：“先生，您上回那样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笑了笑，说：“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理发师听了大窘。

山中避雨

文/丰子恺

前天同两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下雨。我们仓皇奔走，看见前方有一小庙，庙门口是三家村，其中有一家店是小茶店而带卖香烟的。我们趋之如归。茶店虽小，茶也要一角钱一壶。但在这时候，即使两角钱一壶，我们也不嫌贵了。

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阴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然而两个女孩子不解这种趣味，她们坐在这小茶店里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闷万状。我无法把我所体验的境界为她们说明，也不愿使她们“大人化”而体验我所感的趣味。

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除雨声外，这是我们当时所闻的唯一的声音。拉的是《梅花三弄》，虽然声音摸得不大正确，拍子还拉得不错。这好像是因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做广告的。可惜他拉了一会就罢，使我们所闻的只是嘈杂而冗长的雨声。为了安慰两个女孩子，我就去向茶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他很客气地把胡琴递给我。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两个女孩很欢喜。“你会拉的？你会拉的？”我就拉给她们看。手法虽生，音阶还摸得准。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请我家邻近的柴主人阿庆教过《梅花三弄》，又请对面弄内一个裁缝司务大汉教过胡琴上的工尺。阿庆的教法很特别，他只是拉《梅花三弄》给你听，却不教你工尺的曲谱。他拉得很熟，但他不知工尺。我对他的拉奏望洋兴叹，始终学他不来。后来知道大汉识字，就请教他。他把小工调、正工调的音阶位置写了一张纸给我，我的胡琴拉奏由此入门。现在所以能够摸出正确的音阶者，一半由于以前略有摸小提琴的经验，一半仍是根基于大汉的教授的。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我曾经吃过七八年音乐教师饭，曾经用钢琴伴奏过混声四部合唱，曾经弹过贝多芬的奏鸣曲。但是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

两部空黄包车拉过，被我们雇定了。我付了茶钱，还了胡琴，辞别三家村的青年们，坐上车子。油布遮盖我面前，看不见雨景。我回味刚才的经验，觉得胡琴这种乐器很有意思。钢琴笨重如棺材，小提琴要数十百元一具，制造虽精，世间有几人能够享用呢？胡琴只要两三角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小提琴之广，也尽够演奏寻常小曲。虽然音色不比小提琴优美，装配得法，其发音也还可听。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我离去三家村时，村里的青年们都送我上车，表示惜别。我也觉得有些儿依依。（曾经搪塞他们说：“下星期再来！”其实恐怕我此生不会再到这三家村里去吃茶且拉胡琴了。）若没有胡琴的因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语云：“乐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

对联的趣味与智慧

文/宋殿儒

中国人过年文化中，有一项最重要的就是写年联，年联是对联的一种，中国人过年家家户户的门楣门框上要张贴红对联，这红对联还得春情荡漾、诗情画意、喜气融融才是，因而在数千年的年文化中，年联就生发出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趋向和思想内涵，特别是对联文化中的思想情趣，很值得品味。

唐朝开元年间的一个春天，14岁的李白，才学已在南浦（今万县）名扬全城。有位姓胡的乡绅不学无术，却爱附庸风雅，常常胡诌几句打油诗，俗不可耐。胡乡绅五十大寿之日，宴请全城富户名流，并请“神童”李白赴宴。胡乡绅想寻机讽刺李白好喝酒，便指着墙壁上挂的一幅画让众人看。画上有一个老神仙，怀抱一只大酒坛，睡在石岩上，不知是喝醉了还是睡着了，坛口朝下，酒正在往下流。胡乡绅装腔作势地说：“酉加卒是个醉，目加垂是个睡，老神仙怀抱酒坛枕上偎，不知是醉还是睡。”

李白听了却不慌不忙地指着肥胖如猪的胡乡绅答道：“月加半是个胖，月加长是个胀，胡乡绅挺起大肚当中站，不知是胖还是胀。”

众人一见胡乡绅那副模样，不禁捧腹大笑起来。胡乡绅非常尴尬，可又不便发作，只好强装笑脸，暗暗打着鬼主意。这时，酒席已散，胡乡绅陪众人到花园散步，只见荷花池中有几只小鹅在嬉水，便借题发挥，指着小鹅讥讽李白少年恃才：“白鹅黄尚未脱尽，竟不知天高地厚。”这时恰好有一只乌龟从水里伸出头来，东张西望，李白便脱口答道：“乌龟壳早已磨光，可算是老奸巨猾。”众人又哄地大笑起来，气得胡乡绅干瞪眼。

相传北宋时的苏小妹成亲那天，在洞房门口贴一上联：“双手推开窗前月。”要求情郎答不出下联时不得进洞房。急得情郎在院子里不知所措，来回徘徊。此时苏东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捡起一粒石子投进院子的水池里。情郎见之就恍然大悟，即题下联一首：“一石击破水中天。”

明翰林学士谢缙巧对曹尚书更是被传为佳话。谢晋幼小时就能吟诗作词，被人们称之为神童。他家住在曹尚书府的对面。一年春节，曹尚书家张灯结彩，准备欢度佳节。而此时谢缙家还等着父亲卖完水，买米下锅呢。谢缙想：岁序更新，春回大地，家里虽穷，也得写副对联呀。于是放眼门外：财主家的竹园里绿竹春松，苍翠欲滴，便灵机一动，挥笔写道：“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

曹尚书见了很不愉快，心想：小小谢家，竟敢妄称藏万卷书，植竹千根。这不是炫耀自己博学多才，嘲笑我不识诗书吗？我把竹子都砍了，看你怎么“门对千竿竹”？一怒之下，便派人将满园翠竹都砍了半截。谢缙不禁暗自好笑：“好哇，我要叫你毁了一园竹，气还受个够！”他随即取来笔墨，在春联的末尾又各添了一个字，变成：“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

第二天，曹尚书出门一看，更加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索性叫人把竹林连根带泥统统刨掉。哪知道聪明的谢缙提笔蘸墨，再在那春联的下面各加上一个字：“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

曹尚书见了十分惊奇，即命家人把谢缙叫到府上相见。当谢缙来到时，曹府中门却不开。谢缙当即提出异议：“正门未开，非迎客之礼。”

中国的对联文化，不但情趣盎然，而且思想内涵极其深厚。伟人毛泽东有两副对联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1928年4月初的一天，正逢沙田赶墟，人特别多。墟坪里有个戏台，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登台演讲，向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为工农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劳苦大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因而就和陈琦一块儿在戏台柱子上编写了一幅极富思想性和号召力的对联：“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这幅对联，可见一代伟人的胸襟大略。

1913年春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拟过一副浅显而十分贴切的对联，作为鞭策自己发奋攻读的座右铭：“苟有恒，何必三更睡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其实这幅对联的精神实质早已超越对联的本身，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作风指南。我们现如今从党中央到地方一直坚持廉洁行政、勤俭持家的思想，就是这幅对联所倡导的一种做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