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头的文章 / 那头的散文

拨打出思念

文/羽牡翼

古人总习惯把思念寄托给月亮，仿佛月亮能把光掷到每个角落，能把思念捎给每位相隔千里的人。但我知道月亮终究是月亮，它不懂人的心思，更充当不了人的信差。因此，当颇为思念时，我只会轻轻按下电话键，耐心等待那串熟悉的声音。

丹桂飘香，我与友人漫步于校园的幽僻小径，一时兴起，竟向她讲起了我父亲的故事。我告诉她，我的父亲，名为继父，实为至亲。父亲与我没有半滴血缘关系，但并未因此吝啬他的父爱。我以为他会要求母亲为他生个一儿半女，嫌弃并且不顾我们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然而他好像并没萌生这个念头，只是默默地洒下汗水，给我他能给的一切。朋友听后，肃然起立，把沉甸甸的敬意缩成一句话“你的父亲真伟大！”我被这句话震慑住了，一时只顾得上流泪了。回到宿舍，朋友的话依旧在我耳际盘旋，同时，内心一直藏着掖着的思念也迸发出来了。我举起电话，利索地点了一串倒背如流的数字，然后静静的候着他的声音。电话声像单曲循环的音乐，一直嘟嘟着，过了好久，终于有人接听了，刹那，我只感觉到粗粗的喘气声投进我的耳廓，一股接一股。我知道电话那头的他若不是在施工，便是在耕地，总之，一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他在外打拼，忙，没有太多时间唠嗑，我就问候了几句，遂匆匆挂了电话。其实打电话过去，我只想告诉他“父亲，你真伟大”，但最终还是咽了下去，因为我想把它埋在心里，以此激励自己，然后用行动去回报给我如山父爱的他。

今天，医院来了很多病员，而我似乎只看见了一个病者。她，面容憔悴，发稀色淡，一手深深地顶着腹部，一手搭在一位年迈大叔的肩峰。简单地说，她就是一位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大婶。我站在她的身后，看着她在几位护士的搀扶下慢慢挪到了病房。她萧条的背影，一晃一晃的，像极了我的母亲。看着看着就泪湿了，此刻，我只想听听母亲的声音，于是我拽出电话，三五下地按完了我已记得烂透了的数字。我有很多话想与母亲说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还是母亲嘴皮子麻利，首先开了个头。满满的关心哗啦啦地往外倒，哪怕声音有点颤抖。我寻问她是否生病，她只是笑着说“已经输液了，没事了”。这样善意的谎言，她经常编给儿女听，所以我并不相信。电话那头，还是瘦骨嶙峋的她一针一线地为儿女们编织未来。年复一年，她对儿女的爱不减当年，而她的面貌却不胜当年，想想就让人心疼。

一眨眼，我摇身变成了一名大学生。入学当日，兄长托着巨石般地行李，携我去报到。他像个保姆，耐心地整理我的一切用物，收拾柜子，套被子，铺床单，购生活用品，不亦乐乎。忙活了大半天，终于把一切安排妥当了，这时他才缓缓离开。出门的一瞬，他像个勇士，迈着坚定的步子，头也不回地驶向远方。不知是失落，泪珠竟不禁滑落。傍晚我掏出电话，拨出了他的号码。

“吃饭没？”

“还没，马上，你呢？”

“我早都吃了，在学校好好照顾自己，多穿点，努力读书啊！”

“嗯！”

短短几句，就结束了彼此的对话。后来他说踏出校门的瞬间，他都想哭了，不敢回头，我听后淡笑，心想幸好他未回头，不然他就知道我哭了，到时相看泪眼，该怎么收场？原来电话那头的他有时也只是佯装坚强。

电话那头，只有爱在泛滥。

故乡只在童年那头

文/老愚

故乡只在童年那头。

即使是童年那头，也并非一个诗意的乡土。

诗意，是原初事物在童稚心中生发的意趣，天然而自足。我文字里抒情的调性，当由此而来。

故乡的人事，在心里转动、发酵，最终形成了一个个场景。我的书写，感情与理性处于持续的平衡之中，爱与憎的微妙转换，在不同时段的文字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活在我心中和梦境里的故乡，不论是人物、土地、鸟虫、植物、屋舍，抑或是声息、色彩，似乎从未改变过，一直那样新鲜如初地存在着。记忆和想象重构的这个世界，就是我生命的伊甸园。

我幼年所见多为窘迫、悲苦的脸，极少有发自内心的天然的笑容。为生存焦虑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惧怕被革命洪流吞噬。

强力改变了一切。从人性到地貌，旧伦理、旧事物悉数消失，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而奇怪的所在。我写的是自然乡村的终结。因为被连根拔起，人们不免成为漂浮物，遵从布朗运动规则的卑微“分子”。在此，看似不相干的故乡和现场，就非常奇妙地连接到一起。

我相信，这些微小的观察和感受，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仅仅想表明：我们曾经怎样活着，如今又如何生活着，由此可以推断我们未来的命运。

身处急剧变化的社会，我常常有眩晕感。我经常会想起童年，想起曾在梦里乘坐的那列通向远方的列车。幼时曾经这样幻想：命运将载我到达一个未知的地方，那里有可爱的人和事物，人们庄严地劳作，自由地呼吸，愉快地享受，我和他们融为一体，天真无邪地活着，最后，怀着感激离开这令人悲欣交集的世界。

难忘我家那头驴

文/银安

抗战时期，临城县鹿庄村发生了一起驴咬鬼子的奇事，在四邻八乡流传很广，闻者无不拍手叫好、人心大快。

当年，鹿庄村东有个栈道，面水靠山，是一条东西交通要道，抗日民兵常在这里放哨埋雷，警惕日伪扫荡。1943年7月15日黄昏，栈道那边传来激烈的枪声，村民得知盘踞在西竖的敌人又大批出动了，慌忙扶老携幼、背着衣物，向西边山里逃，娘把重重的驮子扛上驴背，又把我抱上去，赶着驴随大伙一起出村向西跑，敌人尾追，子弹在头顶呼啸，情况危急娘急中生智，忙托下我扔掉驴背上的东西，抚着驴脖子说：“鬼子逼的，逃命去吧，别忘了回家。”驴像听懂了娘的话，一纵身窜入山涧，娘拉着我弯腰奔向山崖下，侧身挤进山缝，外面枪声回荡，子弹在山崖上碰撞，娘摸着我的头安慰说：“别怕，别怕，是咱八路军打鬼子。”听了娘的话我不再害怕，缩蛐在山缝里，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山泉，后半夜竟迷糊着睡着了。

黎明时分，枪声渐止，娘拨开荆棘向外探望，得知敌人撤了，乡亲们开始返回村庄，我揉着眼睛钻出山缝，牵着娘的手随着大伙一起向村里走去。

来到村口天已大亮了，只见村里变成一片废墟，烧毁的房屋冒着呛人的黑烟，街巷里到处是砖石、瓦砾、鸡毛、砸碎的门窗、砸烂的锅碗一片狼藉。到了家门口，一眼看见毛驴，前身在门洞里，挺脖昂头，屁股在门外，娘喜出望外紧走几步，看到驴扭过脖子添屁股，原来是一条伤口，还在渗着血。娘急忙找来布包扎，我抚摸着驴脖子，和驴脸贴脸、嘴靠嘴亲热，邻居王二叔过来边帮忙边赞叹：“好驴、好驴，亲主家、咬鬼子。”

原来，王二叔昨夜被敌人抓住死里逃生，他亲眼目睹了鬼子的残暴，天明时折腾一夜的敌人开始撤退，前面是伪军背着抢的东西，赶着牛羊，后面是鬼子押着被捆绑的王二叔、马小强、马二保和驴，不时推搡鞭打，驴仰着头不肯向前，鬼子想用绳子拴住驴脖子牵着走，驴怒不可遏、眼一蹬、毛一耸，一嘴咬住鬼子的脖子，头狠劲摇晃，顿时，鬼子血流如注倒在地上，后面一个鬼子气极败坏，一刀劈在驴屁股上，驴痛极了大叫一声后蹄一蹶，将鬼子蹬倒，回头一溜烟跑了。鬼子急了，开枪打死了马小强、马二保，王二叔佯装中枪倒地，这时游击队的枪声也在山头响起，敌人慌忙逃窜了。

听了王二叔的讲述，娘抚摸着驴的头泪流满面，这件事很快传遍全村，区政府特意为驴开了庆功会，驴头戴大红花、脖子上戴着铃铛，由王二叔牵着绕会场转了一圈，村民掌声雷动。

一晃70多年过去了，娘早没了，驴也没了，可我常梦见娘拉着我的手在枪声中逃命，梦见我家那头不畏强暴的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