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戏剧的文章 / 戏剧的散文
人生如戏
文/凤凰慧子
写字的时候，我喜欢在书桌前摆一盆绿得让人心痛的绿萝，再洒上些清水，看上去她就像一位含羞哭泣的纯净女子。没有香味，喷洒一些香水在自己的衣服、头发上，活色生香却又忧伤暗潜的书房氛围即刻被营造出来了。很多时候，还要换上自己喜欢的旧旗袍，泡上一盏故乡湘西的茶，笔落下来亦是有了“人生如戏”的意味。
人生如戏，人们都要“入”自己的那一场戏。威廉·莎士比亚曾经写过一部着名的《错误的喜剧》。在他的笔下，这个“伊勤”的故事是悲喜交加的：“在早上，当伊勤面对死刑的判决，他向众人讲述了一个不幸的故事。但在太阳落山之前，他便得到欢乐的结局。一位令人尊敬的女修道院院长同时也告诉人们，自己便是伊勤失散多年的妻子，即两个安提福勒斯的亲生母亲。夫妻久别重逢，家人快乐团圆，全家人都沉浸在欢乐的相互祝贺和问候的气氛当中。公爵当场宣布赦免了伊勤的死罪，同时免去了他的赎金。”这或许就是莎士比亚眼里最具有戏剧性的人生之戏。悲剧的后面蕴藏着出乎意料的惊喜，惊喜的前面上演着痛彻心扉的大悲大苦。
粗茶淡饭久了，人们需要一记重锤敲打一下自己的味蕾。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精神就像素淡久了偶尔吃上一盆湘西的铁板烧，火热的油和辣一下子就会让人褪下伪装，眼泪瞬间流出来；再喝上一杯老乡们自酿的米酒，在烟熏火燎的乡情里贴心贴肺地品尝一下自己的人生之戏。“无痛不成人生”。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剧情戳不到人们的“痛点”，也就没有了鼓掌和欢呼。
乾州古城里有一台戏，叫《格朗渡》，他是“湘西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节目，以祭祀文化为主线，分为《天》《地》《和》三大篇章，通过格朗渡与天地、祖先、神灵之间的对话来展示自己民族的神秘世界。”这是一台湘西人自己的戏，参演人员全部来自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这是一部只有湘西才有的戏剧，包含了毛古斯、辰河高腔、土家族哭嫁歌、牛角胡演奏、土家梯玛神歌、巫傩绝技走大刀等深潜民间的歌舞祭祀节目。
一个从省城长沙回湘西探亲的上午，我走进乾州古城，坐在戏院里静静地听完全场。当看到72岁的老艺人带领着演员们低腰致谢的时候，我的泪喷薄而出……艺人们都老了，但湘西的文化不会老去。在这些平凡而朴素的“文化活化石”的一唱一和中，湘西会永恒地年轻下去。传承祖先的思想精髓，用可行的方式创新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欣赏的一种艺术审美，民族文化就不会逝去。
对湘西戏剧的理解最初来自外公留给我的童年印记。知道他写过剧本，曾是湘西某剧团团长，那时候他才21岁。外婆说外公当了团长后有24年春节没在家里过，都是带着剧团在外地演出。后来外公没当团长了，在自己家门口支起一面大镜子，摆上一把椅子，为父老乡亲们剃头，每天挣2块钱养家。直到许多年后，他被评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永顺渔鼓的传承人，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了一些救赎般的灼痛感。原来，对文化的痛感是需要经过岁月的浸润的。外公已经80岁了，而我刚刚开始用稚嫩的文字来探知他以及同他并肩站在一起的这些湘西老艺人的戏剧精神。
外公说过，“一辈子都是病来缠着我，我缠着戏。我活到一百岁，就唱到一百岁。”他被人称为“姜渔鼓”，就是因为吐血了都还要登台唱戏。但外公是幸运的，从12岁登台演戏那一刻，他就找到了自己，在舞台上他演了前人的戏，他也成就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我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出外寻找另外一滴，结果使自己消失在苍茫的大海里。”莎士比亚穷其一生，写下了后人难望其项背的戏剧文学，他似乎也在苦苦寻找着文字里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寻找一个正确的角色，演好他（她），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
给女儿减压
文/那琰
随着高考的临近，女儿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儿，每天睡眠还不到6个小时，看到她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我的心隐隐作痛。
尽管女儿如此努力，可她的几次摸底考试成绩还是中游水平，我很满意，因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女儿却很失望，因为这个成绩意味着考不上重点大学。
女儿1.70米的个头，可体重还不到50公斤，尤其是近日来，嘴上还起了大泡，无非是心里没底而着急上火所致。我想，以这样的心态面对高考怎么能行呢？
我了解女儿，她已经很努力了，即便再刻苦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于是，我便想方设法给她减压。每到晚上十点钟，我就在她的门上敲几下，说：“快睡吧，已经很晚了。”她每每都答应一声“知道了”，然而她房间的灯却还是亮着。
为了给她减压，一天晚饭后我给她讲了剧作家曹禺的故事。曹禺年轻时一心想当医生，高考三次都榜上无名。后来他参加戏剧活动，阅读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终于写出了《雷雨》、《日出》等戏剧名着。女儿听了频频点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此外，我还给她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森林之外也有大树”，女儿即刻动笔并一气呵成。她的文章内容是把大学比做森林，把名落孙山的宋代苏洵、明代李时珍、现代曹禺都比做大树，写得观点明确，很有分量，当我和女儿的眼神相撞时，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女儿既然明白了森林之外也有大树的道理，我想她一定会以很好的心态面对高考。
孤独的精神之旅
文/窦爱先
我和宣龙相识于大学时代，毕业后结为伴侣，一起走过了42年。2012年5月，他先我而去了。在无尽的思念中，我把他戏剧创作生涯的点点滴滴缀成此文。
宣龙一生痴迷戏剧。他的家乡河北南部的沙河市上郑村，流传着豫剧、曲剧、高调、落子、四弦、大鼓书等很多曲种，有很多乡亲都会唱大段大段的戏文。他从小就是听着邻家大叔大哥们的哼唱长大的。每年农历六月初十是上郑村的庙会，村里总要请一个剧团来唱几天大戏。对于少年时代的宣龙来说，这是他最开心的日子。不管白天干农活有多累，也绝不会耽误他晚上看戏。戏台就搭在村外的沙滩上，他常常是选一个高处，铺条草席，闭上眼睛躺着听戏，还悠哉乐哉地用粗短的手指在肚皮上敲击着节拍。
宣龙和乡亲们感情很深。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经常帮父母侍弄田地。他有着庄稼人一样结实的身板、黝黑的面庞、憨厚的嘴唇。站在庄稼地里，一眼望去，你很难分辨他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夏夜乘凉，树荫底下、井台旁边是乡亲们喜爱的好去处。晚饭过后，他穿一件老头衫，一条大裤衩，光脚趿拉着一双凉鞋，摇着大蒲扇就凑伙儿去了，和乡亲们或蹲或坐围在一起，谈论着国事家事、年成好坏，不觉月移中天，兴尽才归。这份乡音乡情深深地融入他的血液中，促使他和戏剧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喜爱一切和戏曲相关的事物。中学时，他有机会接触到学校里的各种乐器。进入大学文艺剧社后，他接触到的乐器更加广泛。凡在戏曲伴奏中出现过的，他一定会潜心研究，而且学得极快。多管芦笙每发一个音，都需要双手拇指、食指、中指的协调配合，他只用一个中午就掌握了指法。他尤爱二胡，《二泉映月》、《江河水》是他最爱的曲子。一曲奏来，幽咽哀怨，凄怆哀婉，常引得听者唏嘘不已；《赛马》《喜洋洋》也是他拿手的曲目，演奏起来热情奔放，喜气洋洋。凭着聪慧勤奋，他在学生时代掌握了许多种乐器。
宣龙在六年的大学生活里曾编创过不少剧目，有了一定的创作积累。1970年大学毕业时，他毅然决定从事戏曲创作。他被分配到唐山地区乐亭县文化局工作，后来又被选派去北京专攻了两年戏剧编剧，师承金紫光、吴祖光、时佩璞等前辈。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刚入学的短短几个月里，起早贪黑地背诵了200多段京剧剧目的精彩唱段，为将来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恩师的提携下，宣龙系统学习了中外戏剧创作知识。几位导师对他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从此，他正式踏上了这一条艰难的创作之路。1972年，发表了处女作《渤海春潮》。
他对戏剧创作的态度非常严谨，一投入写作，不写到自己满意绝不罢手。为了落实一段历史背景或历史事实，他经常一趟趟地跑图书馆查阅资料。创作《西出阳关》时，他读完了《汉书》、《新唐书》，查阅了唐朝和波斯、印度、日本等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资料，甚至还查阅了日本一些有关盛唐文化的译着。
平时好说好笑的他，到了剧本的创作构思阶段，就变得呆呆傻傻，整日不说几句话，冥思苦想，默默呆坐。坐久了，就躺在床上，一手夹着烟，一手垫着头，紧锁双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一缕缕青烟从翘着干皮的厚唇中吐出，有时连烟灰落在床上都不知道，以致家里的床单上经常有被他烧破的洞。
构思初步完成后，他关起门，谢绝所有客人，连孩子也不准随意出入房间。室内烟雾缭绕，桌上摞着一沓沓的稿纸，旁边放着一支支削好的铅笔。他伏案疾书，写作速度很快，有时一天下来就能写完两场戏。如果被哪个情节卡住了，就暂时停笔，反复思量。要是半夜忽然来了灵感，他马上披衣起床，坐在桌前，一写就写到了天亮。等到一部戏杀青，再看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一脸的络腮胡子，脸上泛着青黄色，双眼通红，像得了一场大病。但他的眼睛里却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微笑。
他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对自己作品也在不断寻求新的突破。1982年，《西出阳关》被他所在的东风豫剧团搬上舞台，不仅在河北，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的城乡也引起不小的轰动，得到戏剧界专家的称赞。但到1986年，他还是对原剧本做了大的改动，包括重新改写序幕，删掉沙州都督王宁这个人物等等。这次改编，使得整部戏一开场就异峰突起，戏剧冲突更尖锐，人物形象更鲜明。后来牛淑贤老师把改编后的这部戏带到了台湾，观众反响强烈，也得到台湾同仁的一致好评。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河北，根据演员自身条件创作剧本的情况还不多见。宣龙却很看重这一点，他主动为演员“量身定制”，以发挥演员的特长。牛淑贤老师是全国着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能熟练驾驭多个戏曲行当，唱念做打都臻于完美。于是，在《西出阳关》和《夜叉女》两部戏里，宣龙专门为她设计了闺门旦、青衣、花旦、小生、武生等多个行当，充分展现了牛淑贤老师高超的演技，也丰富了人物形象，深化了作品主题。
戏剧创作是孤独的精神之旅，是一件苦差事，但宣龙不这么认为。他一辈子乐此不疲，给我们留下了一本本厚厚的作品，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念。每当看到那一箱箱已经发黄的手稿，我就会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我和孩子们把他的书稿整理出来，结成集子，以永远地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