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票的文章 / 粮票的散文

贝壳的故事

文/赵萍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又无一精专。就说收藏吧，有陶瓷玉石，也有古钱邮票，虽然都不值钱，但早期的收藏几乎都与我的过去有关，每每把玩，都会引起对当时场景的回忆。

其中一枚贝壳，是我特别看重和珍爱的。它有鸭蛋大小，灰白色的外壳上布满了浅褐色的花纹，腹部是米黄到橘黄色，正中接头的道沟两旁，是对应的两排排列整齐的褐色锯齿纹。我之所以对它情有独钟，是因为它是姥娘传给我的。

姥娘虽是母亲的亲娘，但我们祖孙两代的感情却远远胜出她们母女。我是母亲上初中时生下的，五十年代初期，大龄上学也如文革后成人高考一样时髦。母亲把刚刚满月的我交给她娘，就义无返顾地去济南三中（今省实验中学）读书去了。姥娘将嗷嗷待脯的我接过来，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抚育成人，其间的辛苦可想而知。

记忆中是那个饥馑的年代，一个春日的午后，我饥肠辘辘哭闹着问姥娘要吃的，姥娘拿不出，急得直掉眼泪。那时父母每月都按时把我的粮票寄给姥娘的，可那个月不知为什么，我们迟迟没收到粮票，就饿起了肚子。记得姥爷每次从学校回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收到粮票没有？”那个月我们到底没有收到母亲寄来的粮票，据说是被邮递员给私吞了，那个年月，因缺吃少喝饿死的人不在少数，很长时间我都曾憎恨那个不良的邮递员，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恨意渐消，不知我那个月的粮票帮到他或他家的孩子多少？

姥娘被我缠得不行，忽然想起什么，从衣柜的活筐里拿出那个东西，姥娘小心地将它送到我耳旁，说道：“这叫贝壳，是大海里的东西。你听听，里面有大海的声音。”幼小的我将贝壳贴在耳朵上，什么也听不见。姥娘笑眯眯地说：“傻妮儿，仔细听。”我好像仍没听见动静，但碌碌饥肠却被这突兀出现的小玩意儿暂时压了下去。

姥娘虽然上了年纪，但对涌现的新事物总是抱着欣喜的态度去欣赏，接受；逢到大苦大难来临之时，姥娘也从不退缩，而是带着一颗永不泯灭的爱心去从容、坦然地面对。姥娘一生命运多舛，少时丧母，年轻又逢战乱和贫寒；文革前，姥爷因所谓的隐瞒历史问题被迫辞别教坛贬家为民，姥娘也完成了一个由“先生娘子”到黑五类家属的转换，但老人从无怨言。记得在左家村四队劳动时，生产队里搞副业做粉皮、需要一个烧火的，谁也不愿意干这个被烈火烤炙的活计，姥娘却应承下来。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她一年四季不停地抱柴烧火，一连两年，原本细腻的皮肤被烈火烤炙成古铜色。那大概是七零年，姥娘竟毫不犹豫地拿出她两年的工钱为我们姐们仨人每人买了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衣，我们是梁山大街上最早穿上的确良的女孩儿。姥娘看着我们好开心：“可惜我们赶上这年月，我们那时哪敢想这么俊的衣裳啊！”每年假期，我们走姥娘家，姥娘都是早早为我们摘下树上的枣儿，洗净加上白酒做成醉枣儿犒劳我们。姥娘把自留地里的嫩棒子、地瓜埋在做完饭的锅灰里，那又香又甜的美味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口福，丰富了我们童年的记忆。

在她七十岁那年，姥娘还颠着几寸长的小脚，硬同我一起徒步攀登了泰山，看了日出。我心疼她，让她坐索道下山，她却心疼钱，满心欢喜地说：“多少人做梦来泰山都来不了，咱能来就够好的了。”她总能把悲苦用力地、慢慢地咀嚼，直到把苦涩也带上一丝甜味儿，就如同她当年送给我的那枚表面不起眼，胸中却藏娇纳秀，气吞山河的贝壳。

和姥娘在一起，她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更给了我生活的激情和做个快乐人的秘诀，使我虽然历经波折，但仍能达观感恩地活着。

如今，姥娘离开我已经十多年，她老人家早已化作一杯黄土。可每每再捧起这枚贝壳在耳边聆听，我真的就听到了大海的轰鸣、大海的韵律和大海的潮声。啊，贝壳原是有生命的，且生命力犹如大海般顽强和久远。

粮票里的旧时光

文/佟才录

那天我收拾家里的衣柜，不经意中搜出了一些花花绿绿的粮票。它们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视线，勾起了我对陈年往事的追忆。

小时候，在供销合作社买饼干等糕点食品需要使用“粮票”，而当时“粮票”很紧缺，一般的家庭都没有多少，舍不得使用。我父亲就把家里积攒的有限的9斤粮票像宝贝一样锁在柜子里，等到逢年过节时，才拿出来去供销合作社买些槽子糕给爷爷奶奶吃，或者拎着去走亲戚。

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在外面和小伙伴玩耍时，知道粮票可以换糕点吃，所以早就对父亲锁在柜子里的粮票“垂涎三尺”了。有一天，哥哥趁父亲在外帮工喝醉了酒，烂醉如泥地躺在炕上睡午觉，妈妈又出去串门子的机会，偷偷解下了父亲挂在腰带上的柜子钥匙，打开了柜锁，偷出了一斤粮票。然后，哥哥就飞快地跑去了供销社，用四两粮票换回了一根麻花。哥哥很义气，不吃独食，把麻花分给了我一半。

那年月，我们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面食，猛地吃上一根油渍麻花的大麻花，把我和哥哥幸福得比过年还高兴，吃得满嘴净是油。那麻花可真香啊！吃完麻花，哥哥把剩下的沾满油渍的6两粮票藏在了仓房窗下母鸡下蛋的细草下面，还一再嘱咐我不许把偷粮票的事告诉爸爸妈妈，否则就不认我这个弟弟，然后就心满意足地玩去了。

过了些日子，父亲就发现柜子里的粮票被偷了，首先怀疑是我和哥哥其中一人或合谋而为。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和哥哥动用了最严厉的家法——鞭打。哥哥真是英雄，柳条打在背上不哭不叫，像英雄一样英勇不屈。可我就没那“钢条”了，我天生胆小，身体又瘦得像麻杆，禁不起打。父亲刚把柳条扬起，还没等落到我身上，我就举手投降坦白从宽了。我痛哭流涕地说：“我说，我全说。”我就把哥哥如何趁父亲醉酒偷粮票、如何买麻花、如何分我一半、如何把剩下的粮票藏在鸡窝里……竹筒倒豆子般一点不剩地全都招了出来。我招完了供，偷眼瞄了一下跪在一旁赤裸上身的哥哥，他正用眼睛狠狠地瞪我呢。

父亲去鸡窝里找剩下的粮票，可结果只找到了七零八落的粮票碎片。原来沾满麻花油渍的粮票的香味吸引了老鼠的光临，老鼠把粮票咬得“粉身碎骨”了。

“粮票门事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哥哥都不肯搭理我，见了我就骂我是叛徒。我也像做错了事的千古罪人，不敢正眼看哥哥，只是低着头默默含泪走开。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粮票早已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粮票里的旧时光，渐行渐远的是过去，越过越美的是生活。

那个买香瓜的

文/田霞

下班途中，常路过一家干果店，那里炒出的板栗、葵花籽离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吸引着很多人排队购买。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晚上九点多钟了，老板娘在认真地筛选着刚出炉的炒瓜子，旁边还有一位白皙的少女也在帮着筛选。丈夫正忙着给顾客称干果。我走过去，还未说话，老板娘先开口了：这是俺闺女，放寒假了，在河南大学读大一呢！语气里满是自豪。老板娘来自北方农村，早听说这个能干的农村妇女靠做干果生意，供女儿考上大学，还买了汽车。

“这么冷的天，还选呢？”我说。

老板娘连声说：“是啊是啊，都是老顾客，吃习惯了我家的干果，有瘪的坏的必须捡出来，不能让顾客花冤枉钱。老顾客都知道我们每天晚上10点打烊，不能让来买东西的顾客失望。”老板娘的语气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暑假里一个炎热的夏天早晨，父母都去上班了，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接连不断地卖香瓜的声音。我跑到院子里，打开院门，看到一个40岁开外的农民，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绿色胶鞋，古铜色的皮肤闪着汗珠。他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车的两边驮着两大筐香瓜，香瓜装得很满，都冒出筐沿，那大大小小的瓜上有黄色条纹，有的还带着瓜秧沾着泥土，很是新鲜。我一边选着香瓜一边与卖瓜的聊天，才知，他家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这两年专门留出一小块地种香瓜，卖了换点钱贴补家用。他一边帮我选香瓜一边介绍说：“放心，这瓜个个甜，自家种的，刚刚从地里摘的。全家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下地摘瓜，装好筐，赶着到城里来卖”。“家远吗？”“不远不远，20多里地就到了”。

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现雏形，无论城市农村物产远没有现在丰富，北方的农民除种粮食外，还只是靠着种点土特产换些油盐酱醋钱。我付了钱，卖香瓜的继续吆喝着香瓜卖，声音越来越远。回到厨房，忽然看到桌上有粮票，在想，这个卖香瓜的人说早上从地里直接赶着进城来卖瓜，一定没吃早饭吧。我追到院外，连喊着卖香瓜的等一等。卖瓜老乡耳朵真尖，向着我喊的方向，应声答道：“来了，来了”。推着自行车一路小跑，自行车还没站稳，他语气中带着些许歉疚，急切地问：“是不是算错了，我不大会算账，少了补上补上……”他的态度倒让我始料未及，赶紧说： “没错没错。”拿出粮票对他说：“您还没吃早饭吧，这有粮票，买早饭时用吧。”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卖香瓜的有点不知所措，一边连声说着谢谢，一边随手从筐里拿香瓜说：“再拿几个香瓜吃吧”我说：“不用了，我买的6个大香瓜足够吃了。”

我不知粮票是不是妈妈计划要用的，我如实说了拿粮票给卖香瓜的了。妈妈只“噢”了一声，表示知道了。第二天发现妈妈又在餐桌上补充上了粮票。不知怎么这件事，很快姥姥知道了，原来是妈妈把这件事当成美谈讲给了姥姥听。当时感到这件事受到家长表扬心里是很得意的。

时隔多年，我不知当时给了那个买香瓜的人多少粮票，早饭用上了没有？但，他那因误解我的喊声所反应出的歉疚的神情，那一边连说谢谢一边拿香瓜的那双古铜色的手，是我对农民的第一印象，买香瓜的让我看到了农民的质朴、勤劳、厚道，且影响着我一直以来对农村的认知和情感上的亲近与敬重。

现在粮票已成为记忆，农民生活也富裕起来。那个卖香瓜的农民和眼前卖干果的妇女或许是我恰好遇到，但我相信他们的质朴与勤劳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