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记

又到清明时，回乡的执念如同这春天的雨，剪不断，理还乱。

每年翻山越岭祭扫一大圈之后，总免不了要留足时间，去“瞻仰”我那风烛残年的泥坯老屋。

老屋占地七十平方米，纯土木结构，三个“金字”，分四间房，用木楼板隔成上下两层，黄色泥坯墙，青色小片瓦，绿色油漆刷过的木制门窗，倚靠山脊，居高临下，宛如妆容严谨的小战士。

老屋建成于1973年，当时我只有7岁，帮不上家里什么忙，有关建房的繁枝细节却大抵记得。记得我家先前居住的是纯木结构的瓦房：面积不大，分上下两层，一楼的三分之一是两间宽大的猪栏，全家七八口人吃、睡与猪同舍（但奇怪的是居然感觉不到脏与臭）。从外面看起来，整个房子如同落枕的小老头，歪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考虑到木房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再加上当时我的几位哥哥也已成年但尚未成家，因此建造新房便成了我家的头等大事。

新屋选址在村东头后龙山一块高地。平地基和准备建材的前期工作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那时，二哥和三哥正是年轻力壮的主劳力（大哥当兵在外，姐正在乡里读中学），是家里的顶梁柱。听父亲说，他们父子三人总是利用生产队每天出工前后的间隙，将靠山脊的那块斜坡，一锄一担，日复一日，平整出了一块八十平方米的地块来，挑走的土石方不下100余立方米，挖坏了不少锄头、镐子，也挑烂了许多畚箕。

房屋建造的日子里，工地上逐渐变得繁忙起来，石匠、木匠、泥瓦匠先后入场，帮工一天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二十人。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放学后，总少不了到工地上转悠，我喜欢听师傅们讲笑话说粗话，更喜欢工地上随时可遇的传统“耗工”请喝茶仪式。每逢村里哪家建新房，几乎家家户户的妇女们，都会分时分批地带上几碟瓜子花生，提着一壶热茶和十几个茶杯到工地上慰问师傅们。家里吃饭时的热闹情景同样让我兴奋不已，每顿大锅白米饭，每桌几大碗菜，以素食、咸辣为主，喝酒的喝几杯自家烧好的红薯酒，不喝的先吃它两大碗白米饭，酒足饭饱之余，大都会卷上一支“大喇叭筒”吞吐着，悠哉游哉很是惬意。

就这样忙碌了好几个月，终于到了房屋上瓦圆场的大喜日子。

那一天，所有亲朋好友和帮过工出过力的师傅、村民都会被邀请到场，然后分成两拨，一大拨人负责挑瓦、递瓦上房和盖瓦。十几个人一队，将瓦片一捧接一捧地传递上屋顶，几个师傅则抓紧盖瓦，大家有说有笑，场面蔚为壮观。另一小队人马则到村里的大祠堂，杀猪做饭，准备中午的庆功宴席。整个宴席二十来桌，菜谱虽然简单，但席上有好几碗肉，还有鸭肉和鱼，反正算得上丰盛。母亲早在一个月前便特意酿造了几大坛糯米水酒，专门用来款待劳苦的师傅和乡亲。宴席上大家尽情地吃喝，末了，有好几个人被喝得当场趴下，整个小山村都沉浸在热闹和喜庆之中。

新屋主体完工后，父子仨又马不停蹄地着手新房的装修，以及房前屋后的修整工作。他们用炉渣和石灰作材料，自己粉刷了房屋外墙和厅房内墙，硬化了房屋地面，砌好了炉灶等。然后又用小石块，砌好了大门外的两米多高的石坡以及两边上下的台阶，用不规整的青石板铺好了走廊。等这一切完成，便择日举家乔迁进了新房。具体何时乔迁，我已记不起来，但我记住了家人们那又黑又瘦的模样和脸上舒心的笑容！

一大家子在新房里幸福地度过了好几年，大哥三哥先后成了家，于是，他们只好分开单过了。记得分家时，家人们一致同意把新房的一半留给我，三位兄长还每人给我三十元抚养费，道理很简单，因为父母年迈，我是满崽，且正在上高中。我们都在“分纲”上盖了手印，就这样，我获得了半座新房的所有权，我和父母、二哥、姐同住，另一半则分给了三哥。当年，我少不更事，对家人无私的关爱之情不尽懂得，现在想起，心里总会有一种嚎啕大哭的感动直冲脑门！

转眼过去近五十年了，当年参与建房的乡亲有很多已过世，我们兄弟几个也都相继离乡在外三十余年了，家家均在城镇购置了房产安家落户。昔日的新房早已变成了岌岌可危的老宅，孤零零地守望着曾经的那份厚重和荣光！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这简陋的新房里迎娶了我的三位嫂子，送别了远嫁他乡的姐姐，留下了我对人生和理想的最初思考。而更重要的是，它送走了含辛茹苦一辈子的父母双亲！

我庆幸自己，能够亲身经历那段历久弥新的岁月，能够切身感受乡亲们互助友爱的浓浓乡亲，能够深刻领悟家人们团结一心、克服万难、砥砺奋进的忘我精神，这是家乡和家人留给我巨大的精神财富，我没有理由去忘却！当下，保护好老屋，守护好这份家的味道，便成了我的牵挂。

诚然，老屋终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总会有轰然倒下的那一天。我无力阻止它的衰亡，唯有念之记之，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