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个的文章 / 四个的散文

回忆我的外婆

文/宇舒

早就想要为“女性”写一些文字。

为哪些女性写呢？以前我听到朴树那首《那些花儿》的时候，总会陷入短暂的沉默，和无可名状的，某种感伤的孤独，为那些打动过我的女性，那些正在老去的她，散落在天涯的她……我想写的文字，似乎是为她们——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馨香伴我前行的那些她。

但其实，此刻我最想回忆起的，是给了我血脉的女性——我的外婆。

也许是深夜里闺蜜打来的电话，那些无助的诉说，也许是报纸上的一则社会新闻，又或者是某一瞬回忆起往事时，从心底泛起的某种莫名的痛，会让我们一次次惊觉，我们依然身处一个男权社会，而说到女性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如何依然选择勇敢面对自己，我就不得不回想起我已故的外婆——一个上世纪初，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个在别人裹小脚、听从包办婚姻时，选择自由恋爱的新女性；一个在纳妾正常、离婚被鄙夷的上世纪30年代，毅然提出离婚，继而在战火中，独自拉扯四个孩子的独抚母亲；一个天性乐观、永远不知道发愁是什么的小学教师、校长；一个在抗战硝烟中的重庆，既要教书，要带孩子，还参加邓颖超和宋美龄领导的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作为一个母亲，其长子，我的舅舅艾知生，上世纪80、90年代，官至共和国部长，以世俗眼光看，似乎是生活对她的回馈，但又似乎与她平静、快乐的晚年生活没什么关系，她只是依凭自己射手座天生的乐观，活到了106岁。

无忧的青春与特立独行的自由恋爱

外婆1905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其父是中国第一代数学教师，是中国学西学、教西学的第一代人。上世纪20年代，外曾祖父任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那时开国元勋之一的董必武在这所学校任教导主任。

像她的父亲用毛笔在十行纸上直书代数教案：甲加乙括弧平方等于甲方加二甲乙加乙方一样“前卫”，我的外婆在那个年代，也从来没有缠过小脚，而且不顾其父的反对，和其父亲的学生——我的外祖父，自由恋爱并结婚。

外祖父艾毓英出身于农家，但天资非常聪颖，当时在那所学校，九学期期考次次第一，因此在这里，他成为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虽然开始，外曾祖父仅仅是因为不愿自己女儿和自己学生谈恋爱，而表示反对，但后来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而且一度，这桩婚姻显得很美满。

战火纷飞中的独抚母亲生涯

直到1937年，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归来的我的外祖父，爱上了同事的女儿，这个已有了几个孩子的家庭，才陡的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那是一个纳妾很正常的年代，所以男性的移情别恋当然也就很正常。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就是娶一个二房而已，而同时，离婚却备受鄙夷。但就在这样的语境下，外婆却毅然选择离婚。而彼时正值抗战，仿佛只是在一瞬间，国破家散，命运陡转。外婆突然从一个书香门第、无忧无虑的大家闺秀，变成了一个战火中拉扯着四个孩子逃难的独抚母亲。

那是1938年，抗战已开始一年多。战火硝烟中，33岁的我外婆，带着四个孩子，最小的是我母亲，当时才几个月，颠沛流离，从湖北武汉汉口，经恩施、巴东、利川、万县，逃逃停停，停停逃逃，到了重庆，一面在小学教书，当校长，一面带四个孩子。在巴东时挂了一个湖北省妇联主席的职，才领到一点儿米，可以煮饭维持自己和四个孩子的生计。

母亲常常对我说起那些岁月的窘困，说起有一天，外婆有钱买半斤米回家，特别高兴，却又发现家里连柴和煤都没有，又上街到处找，拾到几块煤回家做饭；说起1945年，他们四个孩子和外婆一起，坐在大卡车上，几天几夜颠簸翻山回了武汉，几个孩子喝到了平生喝的第一次奶粉冲的牛奶，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妈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那个一本书大小的铁盒子，里面装着午餐肉、压缩饼干和一点点奶粉；但母亲说，即使是在这样的贫困之中，有一天外婆有了一点点钱，还带她去了重庆唯一的一家西餐馆——心心西餐馆，在那里，妈妈第一次吃到了罗宋汤、牛排、沙拉，穷困的外婆教了她怎样用刀叉和一些西餐礼仪。

这期间，心力交瘁的外婆，也曾一步步石梯地走上重庆两路口国际村——蒋介石办公的地方，状告不给孩子抚养费的前夫君，当时外祖父正要被任命为国民党的教育部次长（相当于副部长），于是这桩任命被取消。

这样的岁月，都很难让天生乐观的外婆发愁，因为她本能地会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抗战时期在重庆，外婆除了在小学教书，还参加了一个叫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的组织，这组织国民党方面的指导长是宋美龄，共产党方面的指导长是邓颖超，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办了一个妇女干部训练班，设在求精中学（现重庆六中，我的母校）内，还设了一个保育院，收养战时儿童，宋美龄和邓颖超经常到训练班和保育院来指导工作。我外婆业余时间也在这里受训和安排保育院的工作，多少次外婆面对保育院收留的那些可怜的战时流亡儿童，几乎忘记了自己——一个独抚母亲的艰难与困窘，但事实是，她自己也有四个从两岁到十二岁不等的孩子要带。

“我看见你走过来了”

现在，如果让为人父母者选择，我相信仍有不少人特别愿意自己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毕业了当官。

作为独抚母亲的我的外婆，应该并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孩子考清华，留校，当校领导，然后当部长，因为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带小女儿，要教书，要参加妇女运动。大儿子二儿子上大学和参军以后，比以前清闲了的外婆，还和同事一起去看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南斯拉夫八人男生合唱团的演出。这个独抚母亲，总是本能地在并不如意的生活中寻找着快乐和美。

也许是因为她的乐天性格，四个基本上是被“放养”的孩子也从未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悲苦，也许是受她常参加社会活动的影响，大舅1946年考入清华后，就参加了学生中的地下党工作，1950年留校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之后，他担任过清华大学的团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广电部部长。二舅受大舅的影响，也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参了军，在部队的文工团和体工队工作，也在广州的政府工作。大姨也参了军，转业在北京，我母亲读了大学，先是当中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名编辑和记者。

外婆106岁才去世，103岁时，她还要想学上网。因为她听说，“上网很好玩”。当然不可能教她上网，因为当时她已高度近视。

现在更不可能，因为她已去了天国。

只能看看她的照片回忆她；聊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回忆她；七月半的时候，去龙台山陵园烧一些纸给她。

祝愿在天国，她依然是那个自由、独立、乐观、爱帮助人的女性。

也祝愿，天国里没有战乱，也没有背叛，和必须要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独自承担的艰辛。

爱是一朵无声花

文/葛闪

23年前，我在乡里的邮局工作。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邮局外，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天一夜，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风，更是一刀一刀地呼啸而过，寒意侵入每个人的骨子里。邮局里，我和几个同事被冻得脚不停地跺着地。

雪太大，来办业务的人寥寥无几。我一个人待在办业务的窗口，其他几个同事一边围着火炉搓着手，一边聊着天。而我，因为最后一个办业务的人也离开了，索性伏在桌上看起了报纸。

快下班的时候，外面突然挟风裹雪地刮进来一个“雪人”，一进门便噼里啪啦地拍打着身上的雪。我被响声惊动，抬眼一看，原来是一个60岁上下的老大娘。如此冷的天气，老大娘的衣着却颇显单薄，她脸色铁青，一边不断地搓着双手，一边哈着气。

她走近窗口，轻声问：“拍电报是在这里吗？”

我点点头。

“多少钱？”她弱弱地问。

“一毛五一个字。”我说。看她一身颇为寒酸的衣服，我又追问了一句：“您要发电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若非太紧急太重要的事情，老百姓一般是舍不得花钱拍电报的。

“嗯。”老大娘点点头，听了我报的价格，短暂地一愣。接着，她一边摩挲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包，慢慢打开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纸，才露出里面躺着的平整的毛票子，一边说：“我儿子在东北当兵，好久没联系了哩。现在我们这里都这么冷，东北怕是更冷了。我想发个电报，给他提个醒儿。”

我心里一暖，放下了报纸。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我细细端详起眼前的这个老妇人。她满脸皱褶，像是被岁月的犁铧耕耘过无数次，有的地方因为皮肤干燥而裂开了口子。我突然想起家中的老母亲，和眼前的她竟是如此相像。

“大娘，您要发什么内容？”我问她，“字数越少，越省钱。”我提醒了她一句。

她低下头，思索了一阵子才说：“您就告诉他，天气变冷了，要记得多穿衣服。并且告诉他，妈妈很想他。”说完，她又在心里核算了一下，补充说，“十七八个字，是吧？”

我按照她要表达的意思，默算一下，还真是。但是觉得语言不够简洁，便对她说：“大娘，您看‘天冷，多加衣’这几个字可以不？简洁，意思又表达了出来，而且省钱。”

老大娘一听，显得很高兴，正准备点头之际，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说：“您得告诉他，我这个当妈的很想他。在后面加四个字——妈妈想你。”

我笑了：“看您说的，这世上哪有母亲不想儿女的呢。您呀，不说这四个字，您儿子也知道您想他，何必浪费这四个字的钱呢，六毛呀。”我特意在“六毛”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老大娘稍微犹豫了一下，显然她似乎被我说的“六毛”给打动了。但转瞬间，她又改变了主意。

“不！”她坚持要加上这四个字，还说，“我就怕他不知道我想他呢。”她一边说，一边把钱数好，颤巍巍地从窗口递给了我。在我接钱的那一瞬间，老大娘忽然轻轻握住我的手，说：“同志，我真的好想我儿子呢。”

我猛然感觉到，整个冬天的寒意好像蓦然就没了踪迹。

第四个故事

文/李云逸

自我有记忆起，就和爷爷睡在同一张床上，自然而然，形成了关于睡前讲三个故事的协议，也成为我每天“据理力争”的事情：“爷爷，就再讲一个嘛！”

“关灯睡觉！”

事实证明，规矩是不容打破的。“说到做到”，这四个字在我的童年里一次次粉碎幻想：打扑克牌输了想抵赖的时候，看完动画城还想看大风车的时候，碗里的饭吃不完的时候，以及不想跟妈妈回自己家的时候。

爷爷是个知识分子。他让不懂事的小孩自己定下规矩，然后在其想越位的时候不能越位。而他自己，“文革”中则因为“傻傻”地坚持承认自己说过的话，而饱受牢狱之灾。在不知道“强迫症”是什么的年代，这样的坚持，被称为言而有信。

对别人守信，首先要对自己守信。爷爷虽然从未教过我们这句话，可这道理，家中的每个孩子都潜移默化地明白了。饭是自己盛的，就要吃完；话是自己说的，就要做到。所谓守信之人，并不是用条条框框限制自己生活的“老死板”，而是像爷爷曾不止一次说过的：“做不到就不要承诺。”言多必失，失的不一定是与人交流的好感，恐怕还有践行每一句话的责任。

有多少人的“不喝酒”架不住众人的劝说，演变成烂醉如泥；又有多少人的“戒烟了”熬不过内心的欲望，发展成肺功能衰竭。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吗？固执地说到做到，说一不二，该是多么美好的品格。

长大后我虽离开了爷爷家，清空“答应过自己却未做到”的事件簿却成为了一种习惯：我尽力不会像有些同学那样，在学期初发誓要努力学习，却在期末重蹈覆辙、悔不当初；避免像有些子女那样，默默承诺每天往家里打个电话，却在繁重的工作和热闹的派对中把家中的父母忘到九霄云外；而现在的努力，正是为了不像大多年轻人那样，立誓用自己的拼搏闯出一片天，却在无奈的现实中消沉了意志、苍白了发丝。

爷爷的“说到做到”敦促我在将要放弃的时候咬牙坚持，也让我在狂妄自大的时候闭上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