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录音机的文章 / 录音机的散文
倒带
文/赵霞
我的上世纪80年代，与歌声密不可分。序幕在我的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中拉开。那是我八九岁的时候，第一次登台，在县城的影剧院，强烈的舞台灯光让我感到非常不适，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下面是黑压压的人头。我孤独地站在舞台中央，又是激动，又是紧张，但更多的是想逃离，百感交集中流下了像小花一样的泪水。据说那是一次成功的表演，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登台了。
骨子里对唱歌的热爱还是保留了下来。不久我家有了一台双卡录音机，那是我大哥结婚购置的一个大件。从此以后，我就占领了他们的卧室。我学歌无数，整盘整盘地听磁带。我至今记得，由于不断地倒带和快进，录音机最后发出了苟延残喘的吱吱声。我经常把已经搅得像一堆面一样的磁带小心翼翼地抽出来，再熟练地用一支笔插到磁带的孔里，像刨铅笔一样地转动起来，直到那些“面条”回归原位。幸好这时，我二哥结婚买的录音机又登场了。迈克尔·杰克逊也来到中国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告别了邓丽君和程琳。杰克逊那种声嘶力竭的音乐竟莫名其妙地打动了我的心。磁带从头听到尾，也不管歌名是啥。有一首我的最爱直到前两年迈克尔突然逝世，我才知道那就是着名的《颤栗》。那时的年轻人都在走太空步，跳霹雳舞。那种露出手背的霹雳舞手套，前不久我还在家里翻出一只。哥哥厂里的一个年轻人，就是因为霹雳舞跳得好，南下广东发展了。那时候去广东，光是提提这个想法，就能让年轻人热血沸腾。
年，大街小巷弥漫着小虎队那健康明亮的声音，他们三人行的海报随处可见，与此同时，齐秦也带着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席卷了小城，他那狂野不羁的造型迅速征服了我们的心。他让沧桑和忧郁变成了少年人的一种时尚，身边的许多男同学因此蓄起了长发，穿起夹克牛仔，变得不苟言笑起来。
年底，孟庭苇唱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出道了，当时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她推出第二盘专辑的时候，我的儿子出生了。
上世纪90年代下半场，流行的是酒足饭饱之后卡拉OK高歌一曲，几乎所有的大小饭店都配备有档次不一的音响。那个时候，我才看出来，中国爱唱歌会唱歌的人太多了。可惜没几年，几乎是一夜之间，饭店里的音响设备又全撤了。
之后多年，年岁渐长，负累渐重，人心和歌声一起变得浮躁起来。但是依然有许多美好的歌声，在平淡的日子里，如一道彩虹，划过心际，让人沉醉。时有听闻某人出道了，开始炒作了，继而走红了，转眼又被淡忘了。一茬一茬的创作人和歌者，持续不断地让生活里一直拥有音乐和歌声。直到有一天，当儿子在大谈萧敬腾、林宥嘉的时候，我才知道，连周杰伦都已经是“老人”了。
“砖头”录音机
文/沈立锋
有些记忆会被抹掉，有些记忆会被埋在心底。纯真年代里，一台“砖头”录音机为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录音机被人们俗称“砖头机”，作为文化生活的见证，曾是当时的紧俏商品。“砖头”录音机里飘出了甜美动人的歌声。磁带盒上的一张迷人笑脸以及邓丽君的名字映入我们好奇的眼帘。她的歌声婉转清丽，甜润优美。她的歌仿佛是在述说人生，她的歌丰富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文化生活。当时被称为“靡靡之音”的歌曲有《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来》，我们第一次感觉听歌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邻居大哥买了一台”砖头“录音机，价格是200多元，当年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从那以后，几乎每天都有邓丽君的歌声甜甜地围绕在我家。
那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引来姐姐的羡慕。姐姐爱听歌，当她满怀忐忑小心翼翼向母亲提出，想购买一台“砖头”录音机时，被母亲一口回绝了。我们家一心想让姐姐考取大学，姐姐就说学英语要用。后来母亲联系一家纸袋儿加工厂，为挣钱买“砖头”录音机，我们一家每晚加工各种纸袋，裁剪、折叠、糊边、封底，每天我们孩子都会帮忙做到深夜，一天能糊纸袋儿两千多个。
三个月后，叔叔做生意从广州回来，带来一块形状似砖头、比砖头稍大的黑颜色玩意儿。一按塑料按钮好听的歌声就传出来了，对着机器说话，可以把说过的话再回放出来，不过完全不像自己的声音。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砖头录音机，这是我们家第一次零距离欣赏它。围观的人们啧啧称奇。叔叔说他是从当地批发的，卖得就剩这一台了，是样品机，只收九十元。我们高兴极了，加工纸袋儿的钱加上我们的零用钱已经够了。
姐姐用“砖头”录音机跟读，大大提高了她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水平。姐姐租来许多磁带，我们听到了《我的中国心》、《故乡的云》、《万里长城永不倒》、《难忘今宵》、《橄榄树》等当时最流行的歌曲。父母爱听戏曲，租来《三击掌》、《窦娥冤》、《杜十娘》、《红娘》等戏曲磁带，“砖头”录音机使父母过足戏瘾。
“砖头”录音机成了我们家的宝贝，录音都是我们偷偷录下来的，它录下了姐姐婉转如山涧潺潺流水的歌声，它录下了我幼小稚嫩的童声，它录下了父亲朗读诗歌的声音，它录下了母亲学唱戏的声音，它录下了我们一家人的欢笑声。
进入21世纪，录音机不断更新换代，那种“砖头”录音机也被淘汰，但淘汰不掉我对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