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工的文章 / 民工的散文

好人申家华

文/冯建军

退休了总爱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特别是生活中的那些好人好事，回忆起来仍然让我感动不已，感恩不尽。

申家华是我终生难忘的好人之一。他是一位医生，中等身材，白白的皮肤，瘦瘦的脸庞。平常说话低声细语，不紧不慢。有时说起话来幽默诙谐，引人发笑。可能是职业习惯养成，他对人体贴同情，和蔼可亲。他穿着朴素，常年除了白大褂就是一身灰色中山装。

我和申医生的结缘大约是1963年夏天，那时我还不到10岁。那年代，贫困的农村，孩子们夏天都是光着脚丫子走路。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外面扑蜻蜓，奔跑时，不小心赤脚踢在石头上鲜血直流。

那时，申医生是浠水县白莲镇医院派往白莲河水利建设工地的医生。工地离我们村不远，村里驻扎了浠水县十月区民工团，申医生的卫生所就在村北我的小伙伴冷新华家里。申医生见我伤得这么厉害还一声不吭，马上给我清洗上药包扎。同时，他也喜欢上了我这个倔强的孩子。我小时候很调皮，免不了这里青一块，那里紫一块，有时候搞得皮破血流，申医生都是免费“治疗”。有时候，他装上一小瓶红汞或者碘酒让我拿到家里去擦。

其实，不止是我，我们村里只要是谁有个头痛发烧都会去找申医生。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村里人治病，甘当老百姓的编外医生。他对民工也十分关心体贴，细致入微，态度和气，与民工的关系十分融洽。十月团负责的工程结束，民工撤走了，兰溪团的民工来了，兰溪团撤走了，竹瓦团又来了。我们村源源不断地驻扎了浠水县好几个区（镇）的民工团。可是，申医生始终没有走，一直跟随民工团驻扎在我们村。民工们都喜欢这位乐于为大家服务的好医生，我们村里从大人到小孩都喜欢这位救死扶伤的好人。

直到1968年前后，白莲河水利工程基本完工，浠水县关口镇民工团作为驻扎我们村最后的一批民工也撤走了。申医生才结束了“工地医生”的使命，回到白莲镇医院。但是，我们村里的老百姓还是离不开他，去医院看病还是找他。特别是我的母亲，身体常年不好，多年来一直是申医生救急。母亲得的是支气管哮喘，后来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最后于1975年春节后去世。支气管哮喘往往是冬季发作，夜间加重，病人十分难受。我常常看见母亲痛苦地跪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带血的浓痰不时从她口中艰难地吐出来。此时，我们心如刀绞，束手无策。这寒冷的冬夜，谁能救我母亲啊？我们想到的只有申医生。

我们村叫茅家冲，原来叫冯家大湾，坐落在白莲河边的一条山沟里，当地人管山沟叫山冲。村里200多人以冯姓为主，此外就是姓郭，据上辈讲，过去进村的路很小，路旁长满了茅草，有人笑称我们村是茅家冲，后来茅家冲成了我们村的代名词。我们村离白莲镇医院大约只有四、五里路，虽然不远，但都是茅草小路，要翻过一个小山包，路过一片又一片的坟地。母亲病重都是我和哥哥去请申医生，父亲虽然很不放心，但他不能离开生命垂危的母亲。那时候，我和哥哥都只有十几岁，我们常常把申医生从暖热的被窝里叫醒，他从未有过不满或者埋怨，反而急切地询问我母亲的病情，并带上医疗器械和急救药。每次经申医生检查打针处理后，母亲的病情就能得到缓解，然后，父亲要我和哥哥送申医生回医院，他总是推辞，不让我们送。一次两次，一年两年。多年来，多少个寒冬黑夜，申医生不厌其烦，不辞辛苦，不求回报，来回奔跑在茅家冲这条长满茅草的乡间小路上。这份情、这份爱、这救命之恩，我们终生难忘。

改革开放后，我们村的茅草小路也早已修成了宽阔的“村村通”公路，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去年国庆期间，我和哥哥在深圳团聚，回忆起小时候，他问我记不记得申医生？我哪里能够忘记这位恩人，这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这位默默无闻的好医生。虽然过了半个世纪，申医生现在也应该是80多岁的老人，但是，他为我们村里人所做的一切，都留在老百姓的心中。祝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牵“牛鼻”

文/李文明

我们学校在一个镇上。6年前，上面进行农村学校取暖工程改造，我们告别了使用多年的煤炉，改成了暖气取暖。

一晃6年过去，由于锈蚀老化，我们学校的取暖设施老是出问题：

锅炉耗煤多、升温慢，一些暖气片漏水，个别阀门失灵，管道水循环不畅，整体取暖效果远不如前。尽管入冬之前，我们都要找人提前进行检修，但开始取暖后，暖气设施还是不断出一些小毛病。

今年春天时，我被提拔为我们学校的一名副职，主抓卫生与后勤。刚进11月中旬，上面发下通知，要求各学校做好取暖准备工作，确保11月15日正式开始供暖。

校长让我负责对暖气设施进行检修。我找了两个安装暖气的民工，跟他们讲了讲，他们答应给干这个活儿。

两人干了两天，把该修的都给修了。最后，我问他们：要多少钱？那个大胡子的民工大哥屈指算了一下，对我说：两人两天的工费是400元，管件费160元，一共是560元。

我把情况汇报给校长，看能否把几百块钱给了人家。校长说：“你跟他们讲，这些费用要设法开正式发票去局财管中心报销，晚一些才能给。但事情不会错，叫他们放心。”

“才500多块钱，叫会计先用周转金给人算了，还叫人跑二趟？”我跟校长说。

校长笑笑，对我说：“沉住气，别忙，你就照我说的给他们讲。”

我把校长的意思跟两个民工大哥说了，他们说：不要紧，晚些就晚些吧，都是熟人，错不了。

送走两个民工，我往办公室走。校长迎面走来，问我说：“人走了？”

“走了。”我说。

“老李呀，这事你还外行。”校长走近些，对我说：“这几百块钱暂且压着他们，咱们的暖气如果最近再有问题或者哪里没修好需要找他们，他们怕日后账难要，就会跑得快；要是把账结了，主动权就给了他们，咱不就被动了？”

我这才明白，我们校长之所以不给人结账，是要牵人家的“牛鼻”啊！

寒夜传来建楼声

文/李炳锋

天已进入腊月，冰天雪地，晚上更是寒气逼人，城里的人看完最后一集电视剧后，大都在温暖如春的房子里安然入睡了。深夜，我一觉醒来，听着窗外呼叫的北风，一时没了困意，就躺在床上眯着眼睛，胡思乱想起来。

“当、当、当……”这时，从不远处传来了阵阵声响。我起身下床撩开厚厚的窗帘仔细听仔细看——是马路对面建筑工地发出的声音。

听着这说不清是刺耳还是悦耳的声音，我实在无法再睡。不是因为响声赶走了困意，而是想到了那帮敲敲打打的人，那帮建楼的民工兄弟。同样是父母所生，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是寒冷的冬夜，自己在暖气房里还觉得冷，而他们却在北风呼啸的高空作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啊——砰！”突然从高处传来了一声巨响。“不好，有人坠楼了”，我下意识道。然后是一阵声嘶力竭的喊叫和哭声！我立即奔到阳台向外望去，窗外是一片漆黑。又极力向马路对面看着、听着，不一会传来急促的救护车的鸣叫声，先是由远而近，渐而是由近而远……

刚才发生的一切，把睡意全赶跑了。没了睡意的我先是在屋里踱来踱去，后又重新上床，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心里更是难受：在这又黑、又冷、又高的地方施工，出事在所难免。为了赶工期，层层加码，日夜奋战，到了民工这里已经是工程的收尾阶段。如果另有他法，谁会干这活？谁不知道生命的宝贵？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他们冒死挣来的钱，可能正要为儿女交纳学费；可能为了赡养老父老母；也可能为了治愈久病的妻子；可能……为了生存，他们用廉价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哪里有脏、乱、差、险的活儿，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

我又起床站在窗前。外面的风更大了，吹得冬夜呜呜作响。我再次仰望马路对面的大楼，黑夜里它显得更加高大伟岸。楼的左右矗立着两座塔吊，就像人的两只手臂，楼顶上有一堆圆圆的物体，更像人的脑袋，是此楼的标志。此时，噪杂的声音已经散去，“当、当、当——”的声音又重新响了起来。听着这声音，我五味杂陈，仿佛在听着大楼对这座城市现在和过去的诉说。

30年前，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来到这座陌生城市。那时城市的规模不大，屈指可数的几座高不过十几米的建筑物，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显得很是稀疏。几十年过去，随着时代的脚步，我们的城市变大了、变高了、变美了，路也变宽了。每当我站在千佛山顶俯瞰这座城市的时候，总有几多感慨：哪一座高楼大厦不是我们民工兄弟来建？哪一条宽阔的马路不是他们去修？他们吃着漂着几滴油花的饭菜，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托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修好了一条条马路。当楼房建起主人喜气洋洋入住的时候，马路修好汽车欢快驶过的时候，他们打点起简单而又粗陋的行李，又奔赴下一个工地，继续为我们的城市奉献着。

干活、挣钱、吃饭，这些简单的看似天经地义的事，可有时也成了民工兄弟的奢望。尽管各级都成立了民工维权机构，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却经常发生。年末岁尾，电视新闻里不时就播放为了讨要工钱而上演的一幕幕过激行为。我所居住的小区南面一个工地就发生过悲惨的一幕。为了讨要工钱，一包工头就爬上了十几米高塔吊，妻子和工友们相劝无果，这位民工纵身跳了下来，七窍出血，当场毙命，他的家人哭作一团。从此，那包工头绝望的神态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在焦虑不安和一阵阵沉思中天亮了。我向着医院的方向祈祷，但愿那位坠楼的民工兄弟身体没有大碍！